闽台歌仔戏音乐研究论文

我对戏曲不通的哦

歌仔戏和芗剧从昨天走向今日，走过了100年的岁月，它所经历的曲折和裂变，所传递的情感和共鸣，牵动着两岸人民的心。歌仔戏和芗剧使无数普通观众喜爱痴迷，使游子有了情感的依托。闽南人的坚忍不拔、忍辱负重，又不失豪爽的性格，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敢的开抬者，而开拓者踏过的足迹，便留下了愁绪淡淡的歌仔。歌仔戏融合了两岸人民的心声，它包容闽台历史、地理和风尚，使闽南人的群体心理有了皈依，今天经仍然是闽南人生命之根的象征。“玲珑剔透听歌仔，贻荡亲情动远思。好藉东风飞海峡，殷勤着意拂离枝。同根共土一般香，挈得春光忆更长。莺舌流珠如传话，相思格调不寻常。”这是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戏剧理论家郭汉城看了芗剧后题写的两首诗。它道出了台湾的歌仔戏与漳州的芗剧的血缘亲情关系，是“同根共土一般香”的两朵并蒂花。刘春曙先生是闽台戏曲研究专家，多年来他致力于歌仔戏史的研究，他告诉记者：“研究歌仔戏发展的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历史，同时更进一步证实台湾文化就是闽文化的延伸，台湾文化同样是属于华夏文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很有研究的价值。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间小调怎么样经过不断加工、吸收、融合，然后形成一种戏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从曲艺到戏剧发展的历史规律。”谈到歌仔戏的起源，刘春曙先生介绍说：“明末清初，郑成功以闽南为基地，挥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当时随军前往的民众有三千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是漳州属的，他们把漳州的锦歌带到台湾，在劳作之余自弹自唱，以慰乡思。至清嘉庆年间，在台湾宜兰一带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歌仔馆。”闽台人民不但语言相通，而且习俗相同，每当婚丧喜庆、社火神诞、民间节日期间，一些“歌仔馆”里清唱艺人，便吸收车鼓、采茶等形式，手持乐器，走出馆舍进行踩街演唱，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叫“歌仔阵”。随后，他们又从四平戏、梨园戏中吸收角色化妆和有关剧目，在晒谷场或街头空地上用草索圈地表演一些小节目，当时人称“落地扫”。从“歌仔馆”到“歌仔阵”再到“落地扫”，标志着“歌仔戏”从曲艺向戏剧剧种的发展。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台湾歌仔戏正式形成于清末及民国初年。据《台湾通志》记载：“民国初年，有员山结头份人歌仔助者，暇时以山歌遣兴，所唱歌调，每节四句，每句七字，即[七字调]，传授门下试为演出，名曰‘歌仔戏’。”台湾学者陈建铭这样描述早期歌仔戏：“全是男演员，旦角穿上女人的花彩裙，化上浓妆，头包一条红头巾，丑角鼻梁涂上‘鸟屎白’，小生常用一把扇。”歌仔戏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传扬在台湾的每个角落，也带着刚刚成熟的步履，矫健地跨过海峡，回到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源头。采访中，刘春曙先生介绍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台湾先后有许多歌仔戏团到漳州、厦门一带演出，比如象‘霓进社’、‘霓光班’、‘丹凤班’、‘牡丹社’等，因为过去人们听的都有是高甲戏、梨园戏，现在突然有了这样一种通俗易懂，曲调优美，又是来自民间的剧种出现，所以影响非常大。人们说，戏班演唱完了以后，很快满街都会唱‘清早起来呀天光时’。后来厦门也成立了一些由当地人组织的‘亦乐轩’、‘谊乐社’、‘福义利’、‘开乐班’等戏班，还出现了一批‘子弟班’，并涌现出了王锦泉、董有功等一批有名的艺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台湾，为消灭古老的华夏文化，强制推行殖民主义的“皇民新制”，企图使歌仔戏变成为日军歌功颂德的工具。在闽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曾把来自台湾的歌仔戏视为“亡国调”，加以禁演。闽南歌仔戏艺人为了不使歌仔戏这朵经过闽台两地人民长期共同培育的戏剧之花遭到摧残，便从城市转到农村演出。同时，著名艺人邵江海、林文祥等人又从原闽南锦歌中的杂碎调等当地民间音乐中吸收精华，并博采梨园戏、高甲戏、竹马戏、南音以及民间小调等音乐，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声腔，叫“改良调”。在厦门地区，由于台湾的歌仔戏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已经流行，有的戏班还长期在厦门演出，其中月中娥有“戏状元”之称，小生赛月金，武生诸都美、花旦味如珍、丑角锦上花，则被誉为“歌仔戏四大台柱”。在采访中，刘春曙特别提到两岸歌仔戏交流史上容易被人忽略的一段史实：1948年，南靖都马抗建剧团去台湾演出，本来准备巡演一段时间，第二年七、八月份就回来，后来因为战事，都马班被迫滞留台湾。因为都马班原来演的是梨园戏，他们的唱功很好，表演细腻，特别是他们带去的改良调又跟台湾不一样，台湾听众感到非常新鲜，把这种唱腔叫“都马调”，其实就是“杂碎调”，现在台湾还在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是海峡两岸歌仔戏交融的黄金时期，这宝贵的20年里，歌仔戏回到了故土，闽南人把它视为本土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在流传过程中，民间艺术家们又在它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而台湾的民间艺术家们，在将歌仔戏带入厦门之后，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又吸收了闽南艺术家丰富的表演内容和表现手段，然后又将它带到台湾。两地的歌仔戏就是这样不断地融合，不断地发展，从而使歌仔戏迅速地适应两地观众的欣赏要求和欣赏情趣。在闽台两省关系史上，最能代表乡音乡曲的莫过于芗剧和歌仔戏了。台湾歌仔戏的源头在闽南芗江流域，而芗剧的血脉又连结着台湾宜兰的土壤。它的孕育的过程，深深地包容了民族迁徙的足迹与思乡念祖的情丝，以及台湾长期沦为荷兰、日本殖民地的血泪。因此，不论是台湾的歌仔戏，还是闽南的芗剧，它们所共有的音乐唱腔的主旋律如[大哭调]、[宜兰哭]、[琼花哭]、[卖药哭]、[滚仔哭]、[九字哭]、[运河哭]，以及那大量的低沉深切的杂念调与民歌小调，它使歌仔戏的整个格调体现出民族危机的情感，使歌仔戏的整个肌体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此，可以这样说，歌仔戏与芗剧是闽台两岸同胞用血与泪浇灌培育出来的一朵相思花。历史的分分合合，总是让血亲相连的骨肉魂牵梦绕，在悲欢离合的歌仔戏故事中，离多于合，悲多于欢。1949年后，海峡两岸对峙。两岸歌仔戏从此走过了30多年不同的路。直到1990年，台湾著名歌仔戏艺术家、台湾薪传奖获得者廖琼枝女士应邀到厦门参加“闽台地方戏曲研讨会”，并与厦门市芗剧演员进行表演交流，这才使得两岸歌仔戏在分割40年之后有了首次交流表演。1990年，福建举办了“’93海峡戏剧节暨福建省第19届戏剧会演”，台湾“一心歌仔戏团”应邀参加，演出了《戏看生死关》，在福州和漳州等地引起了轰动。这是分割44年后台湾歌仔戏首次回福建演出。1995年6月，福建省漳州市芗剧团跨过海峡，实现了双向交流，开启了歌仔戏历史新的一页。台湾《民生报》写到：“相隔40余年，第一支大陆歌仔戏带着‘同源同曲’心情抵台，来自福建的漳州市歌仔戏团主要演员昨日率先亮相，开口唱出‘七字调’、‘都马调’与台湾的歌仔戏几乎是一模一样，令很多人吃惊不已。团员一个个一口标准闽南话，真是不亲不行。”近年来，两岸歌仔戏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规模最大的应该算是2001年在台湾和福建举行的“百年歌仔——2001年海峡两岸歌仔戏发展交流研讨会”，闽台两地学者100多人，演员500人参加了这次交流活动。长期以来，闽台两地迥异的时空环境，提供了歌仔戏艺术不同的成长养分，使得两岸歌仔戏在各自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出现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文意识和艺术特性，在舞台上呈现出各具情趣的表现风格，这样一来，便也提供了可以彼此观摩借鉴的对话空间。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永义认为，两岸歌仔戏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台湾歌仔戏在精致化、讲究结构的贤凑性、每出戏排场的新颖变化方面有优势，但是，台湾的精致歌仔戏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受到祖国大陆专业戏剧工作人员的影响，是交流形成的非常重要的结果。曾永义说；“我在台湾说过，要说真正的歌仔戏的韵味，还是在漳州。”所以，我觉得两岸的共通对闽南文化的提升有意义。台湾歌仔戏表演艺术家廖琼枝通过唱腔形象地说明了两岸歌仔戏的差异，她对比了两岸“七字调”的不同唱法后说“我们发现大陆这边的唱法惊讶的情绪表现得比较好，后来碰到适合的场面，就学这边的唱法。另外，大陆这边水袖的花样很多，我们也吸收过来。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有杂技中才用，没想到歌仔戏也可以用。”歌仔戏有着来自民间的质朴美感和细腻表达，有着丰富而活泼的音乐结构以及贴近民间的草根情感。歌仔戏体现着两岸血渊源，歌仔戏的命运与闽台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走过百年历史的歌仔戏，在新世纪该如何保持它的生命力呢？两岸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都提出了不少有创意的见解。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永义说：“歌仔戏的乡土性格要保留，否帽没有特色。歌仔戏作为我们民族戏曲艺术的一环，中国戏曲讲究虚拟、象征、程式的戏曲基本原理，这些是我们祖先不知道费多少心血创造出来的，是世界各民族都刮目相看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这是世界各国都认为最了不起的，我们这样的根怎么能够舍弃呢？不顾戏曲规律，刻意追求繁复的舞台装置，是舍本爱末，对演出是损害。”厦门大学陈世雄则认为，既要继承传统，同时也要创新，改革不光是使用现代化的舞台手段，在观念上，包括思维方式上都需要有所突破。歌仔戏从昨天走向今日，走过了100年的风月，它所经历的曲折和裂变，所传递的情感和共鸣，牵动着两岸人民的心。歌仔戏使无数普通观众喜爱痴迷，使游子有了情感的依托。闽南人的坚忍不拔、忍辱负重，又不失豪爽的性格，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敢的开拓者，而开拓者踏过的足迹，便留下了愁绪淡淡的歌仔。歌仔戏融合了两岸人民的心声，它包容闽台历史、地理和风尚，使闽南人的群体心理有了皈依，今天它仍然是闽南人生命之根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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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戏的形成与闽南人民开发台湾及曲艺锦歌等民间伎艺的传入，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歌仔戏的音乐曲调十分丰富，既有悠扬高亢的〔七字调〕、〔大调〕和〔背思调〕，又有民谣诉说式的〔台湾杂念调〕，更有忧郁哀伤的各种哭调。此外，它还吸收了台湾当地的民歌小调和部分戏曲音乐作为补充。生旦净丑都用真嗓演唱。主要乐器有壳仔弦、大广弦、台湾笛和月琴等。它的表演、角色、服装、脸谱和打击乐等方面基本上都取法于京剧。歌仔戏的演出剧目，最初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如《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等，后来大量搬用了京剧等剧种的传统剧目，增加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剧目。歌仔戏是以流传于闽南的闽南歌仔为基础，吸收梨园戏、北管戏、高甲戏、京剧、闽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的闽南方言戏曲剧种，它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台湾岛，是我国三百六十多个戏曲剧种中唯一诞生于台湾的剧种。它流传于台湾、福建闽南和东南亚华人华裔聚居地。一部歌仔戏的历史，可以说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历史。闽南的歌仔随着“唐山过台湾”传播台湾，经过数百年的孕育，终于创造出了“七字调”。“七字调”的产生标志着歌仔戏的诞生。歌仔戏很快就传到厦门，并迅速传遍闽南和东南亚。世纪初厦门在台湾师傅戴水保等的传授下成立了闽南最早的二个歌仔戏班“双珠凤”、“新女班”，随后台湾歌仔戏名班“玉兰社”，“霓生社”等来到厦门。闽南演出，引起轰动，台湾歌仔戏艺人赛月金、月中娥等留在了闽南。抗日战争时期，闽南的邵江海等民间艺人，融合歌仔戏和闽南歌仔创造了“杂碎调”，推动了歌仔戏新的艺术发展。1948 年厦门都马歌仔戏剧团赴台演出并从此长留台湾。都马班把“杂碎调”带到了台湾，受到台湾艺人和观众的热烈欢迎，把“杂碎调”称为“都马调”，从此，杂碎调和七字调一起成为歌仔戏两个最主要的唱腔，歌仔戏是两岸人民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宝贵艺术，它已经成为维系两岸人民的一条重要精神文化纽带。

歌仔戏音乐曲调富有地方色彩，使用方言俚语，通俗易懂，又博采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与表演艺术，盛行一时。

1928年，台湾歌仔戏“三乐轩班”来漳州白礁慈济宫进香、演出，大受群众欢迎。于是龙溪、海澄等县城乡，纷纷成立歌仔馆或歌仔戏班。

从此，闽南各地纷纷成立专业与业余的歌仔戏班社。厦门相继成立“平和社”、“亦乐轩”、“谊乐”、“福义社”、“开乐”等业余歌仔戏班，并涌现出王锦泉、勤有功等一批著名艺人，流传有“浒茂生、白礁旦、崎巷丑、石美须”的民谣。

随后，台湾歌仔戏“霓进社”、“爱莲社”、“丹凤社”、“牡丹班”、“如意班”等班亦相继来闽南演出，影响很大。

后来，龙溪竹马戏班宝德春首先改唱歌仔戏，随后一些小梨园、竹马戏班也改唱歌仔戏。民间近百个南馆、北馆也改为歌仔馆，逐渐转为子弟戏班。

歌仔戏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戏曲表演，对原锦歌“四空仔”的节奏、旋律作了一些紧缩或扩展、改弦或易宫等革新，发展成“台北七字调”、“台南七字调”、“洞管七字调”、“七字正”、“七字反”、“七字爿”、“七字联”等不同曲式、调式、板式的唱腔。

同时，还对锦歌的“大调”、“三空半”加以发挥，形成一系列不同风格的“哭调”。如“台湾大哭调”、“台湾小哭调”等。尽管各地名称不同，但其曲式结构、调式色彩仍未脱离锦歌“哭调”的规范。

歌仔戏的行当，早期只有生、旦、丑几个角色，后来吸收京剧的分行，角色增加。歌仔戏音乐的特点是唱多旁白少，曲调自由，旋律优美，节奏强烈，富有较强的表现力和乡土情调。

歌仔戏的传统曲调有100多出。以锦歌、台湾调和民歌为主，后来则以内地杂碎调和若干改良调为主，适当吸收京剧、潮剧、汉调等部分曲牌，夹杂些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呈现复杂状态。

歌仔戏的主要乐器有壳仔弦、大广弦、台湾笛、月琴、六角弦、三弦、苏笛、鸭母笛、京胡、芦管等。

歌仔戏唱腔特点是曲多白少，格律自由，旋律优美，节奏强烈，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主要曲调有七字仔调、杂念调、大调、倍思及其他民歌、时曲。伴奏乐器有壳子弦、大广弦、台湾笛、月琴等。唱词通俗，多用生动的民间语汇，乡土气息浓厚。

歌仔戏的音乐曲调十分丰富，既有悠扬高亢的“七字调”、“大调”和“背思调”，又有民谣诉说式的“台湾杂念调”，更有忧郁哀伤的各种哭调。

新中国成立后，歌仔戏在闽南地区迅速发展，因流行于芗江流域，故被称为“芗剧”。

1951年，由歌仔戏“霓光班”与子弟戏“新春班”合并成立漳州实验芗剧团。这是第一个以“芗剧”命名的剧团，芗剧与台湾歌仔戏从此异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