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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 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 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 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 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 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 【4】《汉书》卷43《叔孙通传》 【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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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可以去一个叫慈觉林古村落的地方,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这里驻扎过,还亲自为“宝瓶山”命名,使慈觉林村成为历史上汉藏民族和美与文化交流的活化石。这里现在还有《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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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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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领 圆袖是汉族服饰的特代, 代表天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