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举制的论文的文献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 and ,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 [2] Empire:Bureaucracy.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由孔伟伟与地图书人文地理知识库（以下简称地图书）于2022年3月份共同建立，通过对海内外近四十家图书馆三百多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汇总，按照9个朝代112次科举考试的时间范围，以科举文献的地理分布为依托，通过地图书平台提供的开放协作服务，直观的体现每个科年的文献存世情况，同时提供可在线浏览文献的“一键直达”。“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是国内首个对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整理的数据库，旨在为古文献研究、人类学研究、社会史研究、古代教育制度研究、科举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方便。同时在版本的基础上开放协作，让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完善现有文献数据的刻本、册数等数据，增加遗漏的、将来发现的新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为什么建此数据库？与明代科举文献相比，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现存总量更大且类型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常见的登科录、会试录，还有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同年齿录、同年录、会试朱卷、会试闱墨等。馆藏地极为分散，分布于中国各省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内外几十个地方，造成了信息不明、获取不易、利用率低等问题。虽然世面上已有《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中华科举库》等科举类数据库，但存在收录不全、资料重复的问题。目前尚无任何大型数据库对现存所有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和整理，只有部分科举文献得以公开出版。国内主要有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2011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登科录（康熙11年-光绪24年）、会试录（顺治4年-广西24年）、会试题名录（康熙21年-光绪30年）、武会试录（康熙24年-光绪21年）的微缩胶卷，均是随科举奏折一同进呈保存至今的版本；其他收藏较多的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天一阁保存的几十种刻本。海外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红叶山房旧藏，转至内阁文库后进行了汇编，收入顺治三年至康熙六十年28种科举文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版本的影印版，对国内科举文献有极大补充。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藏《明清科举档案资料》，所收录由明至清、种类繁杂，是收集台湾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科举录进行的汇编文献。其他公开的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科清代科举文献，云南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九年登科录和会试同年齿录，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十余种会试同年齿录，美国HathiTrust网站公开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几十种登科录、会试同年齿录等。其他分布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的各类登科录、会试录、会试同年齿录则查看难度极大。本数据库创建者在去年至今写作《明清泽州科举研究》书稿过程中，对海内外现存的300余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做了整理和汇总，建立此数据库的目的是为国内外科举文化研究者提供便捷，以期能够为诸位查询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现存数量、现存地点、是否可见、获取难度的时候节省宝贵的时间。数据库做了些什么？1.已收录319种清代科举文献，清代晚期的文献存世较多，其中光绪21年乙未科现存17种科举文献，光绪29年癸卯科16种，光绪30年甲辰恩科14种。2.标注海内外馆藏地38家，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最多72种，其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48种，再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8种。3.进行了10种归类，其中登科录44种、履历便览33种、会试同年齿录140种、会试录41种、题名录7种、考官录6种、同门姓氏12种、会试朱卷19种、会试闱墨12种、会试同年录5种。4.已收录国内外古籍文献数据库7个，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如何使用？通过科年，可以在右侧文献处直观的看到该年份现存的进士科举文献数量。如顺治三年丙戌科已收录2种，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则收录了14种。通过文献，可以详细的看到该科文献的科年、种类、馆藏地、地理位置、是否公开出版，是否有网站可在线查看，以及文献封面图。如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康熙十八年己未科会试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就可通过网址链接一键直达查看电子版，藏于北京大学的《乾隆四十六年会试录》则可以看到官职页的图片，但并未有在线资源，只能通过所附链接进行咨询。“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采用CC BY 协议，采用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允许社会各界用于个人、公益、学术和商业目的，如果你需要使用标注、考证、图标统计等文本和地理坐标信息，请注明来源“孔伟伟：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数据库中使用的文献、图像版权均归属馆藏者所有，使用者如基于个人、公益或者学术研究等非商业目的，依据馆藏地的版权规定规范使用，如需前往相关图书馆查阅的，请务必遵守图书馆的阅览规定。如用于商业目的，请根据我们给出的来源信息自行仔细确认是否可以商用。目前缺乏来源的图像资料，请谨慎使用。项目不对这些图像资料的使用承担任何版权责任，由此造成的纠纷请自行负责。如果以上图像资料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确认后删除相关信息，联系方式参见文末。如果某些未指明来源的图像资料的版权属于您所有且愿意共享，你可以提供版权证明，我们将补充您的信息，并将您或者您的单位列入贡献者名录。将来还会做些什么？“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项目版本发布后，我们希望能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予以改善，同时征集志愿者共同参与到我们数据库的共享协作中来。未来，我们将补充现有319种清代科举文献的载体信息（刻本、微缩品、电子数据）、册数、页数、刻印年代等信息；增加武会试录、武登科录的文献信息；增补遗漏的各类清代科举文献；补充将来新发现的清代科举文献。本数据库主要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以及各高校、各省市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志愿者需要如实填写科举文献的科年信息、馆藏地、是否出版、预览或信息来源网址、封面图，文献标题尽量与馆藏地所登记的一致，同时要根据文献的类型进行选择归类。

以下是百度文库中的资料，楼主只要点击链接即可下载：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影响科举制度（一部介绍中国古代科举的文献）中国古代文学常识(五)——科举制度新手上路，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__^*) ！

1.杜佑的《通典》里面有专门说《选举》的2.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看里面的参考材料和观点3.《唐大诏令集 卷一〇二》4.有一部2013年的纪录片是讲《科举》这一章的，去看看可能有些启发

一、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管理天下由天子、诸侯、卿、士。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有客卿、食客等。

二、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三、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

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扩展资料：

科举内容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

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历史学家冯天瑜: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官僚由民间考选产生，其完备形态便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此制被称之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先导。”5日，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作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论坛”，提出新论断“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令听众耳目一新。

冯天瑜介绍，隋唐至明清实行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使朝廷与平民对接，较之“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是一大进步。明末百余年间，进士及第者来自三代无功名家庭的，多达六成，这比世袭贵族政治无疑更优越。“科举制最重要的功能，是促成一个不靠出身而以考试入流的官僚阶层取代世袭的封建贵族阶层。”

科举制也有其限定性，比如有考试能力的多是有田土、遗产、坐收地租者，家道贫寒、苦读登仕者是少数。其流弊在于助长了读书做官、升官即得荣华富贵的社会风尚，以及引导士人以经史为唯一学问，使科学技术等实际知识不入社会文化主流。

明清两代科举极盛，而八股取士等积弊渐深，至清末，科举内容及考试方法也更加迂腐。顺应朝野“废科举”呼声，清政府于1906年停止了各级科举考试。

冯天瑜表示，清末废科举的建设性目标是兴办西式学堂，而西式学堂实为西方文官制的养成所。“清末力主废科举的人士多不知晓，西方文官制是仿效中国科举制的产物。”

最早将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的，是13世纪来中国的马可·波罗。1570年到1870年的300年间，用外文出版、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达120余种，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制的公平与平等表示折服。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称科举制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对欧美的制度文化影响深远

我国古代的“科举”是以考试为契机的人才选拔制度，其中唐宋时期是科举制度完备的时期，对后世以及近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代的选举制度创造了读书人垄断政府官员的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的政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垄断政治权力之肇端。由于可以垄断权力，人们开始读书，做知识分子。唐代的科举制度只是改变录取的形式罢了，之后科举考试内容不断调整，更是录取形式不变下的规则微调，于政权为知识分子所垄断的现实根本没有造成影响。一、科举制度的演变我国于唐代开始了科举取士制度，但绝对不是知识分子垄断政权之开始。科举本身也在发展之中经过若干阶段之演变，但在所有的演变之中，宋朝由改考《经》、《义》且一考定终身对后世影响最大，其次明代八股文的出现也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创造性。凭事实讲，科举制度的本质在于开放政权，但绝对不是对所有人开放，仅仅针对知识分子，要想做官必须成为知识分子，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先读书，而读书只是做官的必要条件，结果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汉代的选举，是在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而唐代通过考试制度公开竞选是在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开放范围，比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开放政权这一点论，唐代的政治比以前进步了，但也不是说唐代的科举制度就完美无缺。例如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