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观论文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希望能帮助到你 千万别忘记点击采纳答案和顶一下哦-----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自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算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17期，作者：步平，原题：裕仁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投降1945年8月15日被有的人称为“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这一天从上午开始，日本的广播电台就反复播送着将在中午12时有天皇的重要广播的消息。裕仁天皇即位20年来，还从来没有直接向日本人发表过讲话，于是人们对天皇的讲话内容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尽管有人心中对天皇是否要宣布接受同盟国的宣言有些不详的预感，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像过去由人代为宣读的敕谕一样，天皇的讲话仍以激励日本人继续进行“圣战”为目的。也有人认为在经历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及苏联的出兵后，天皇可能要宣布进行最后的决战。据经历过日本战败那一时刻的日本人回忆：8月15日将近中午的时候，全日本的人，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外出的路上，都会找到附近的收音机，站立着等待“天皇玉音”的播放。而在东京的许多人，甚至直接跪在皇宫的前面虔诚地等待，全然不顾头上似火的骄阳。当时的天皇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现人神”，所以必须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声音。12点整，电台开始以所谓“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天皇在这次的诏书中称：朕深以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为忧，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布告尔等忠良之臣民：朕已谕帝国政府通告美苏中英四国接受其共同宣言。X者，朕承皇祖皇宗之遗范，拳拳于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交共荣共乐。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实乃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之领土行为，皆非朕之本意。然交战已阅四载，朕之陆海将士虽勇武善战，朕之百官有司虽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虽克己奉公、尽其最善，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敌新使用残虐之炸弹频伤无辜，其状之惨不可预测。作战若延续，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波及人类之文明。如此，朕何以保吾亿兆之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是为朕着帝国政府回应共同宣言之缘由。对于与帝国始终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遗憾；每虑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守、亡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朕常五内俱裂；至身负战伤、蒙受灾难及丧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之深切轸念之所。今后帝国所受苦难非同寻常，臣民之衷情朕亦尽知。然时运所趋，为万世之太平，朕将堪所难堪之事，忍所难忍之情。朕笃信与护持国体之忠良臣民同在，而忌情绪激昂、滥滋事端，于同胞之间互相排挤，扰乱时局之势力。更忌由此误入歧途，失信于世界。此时宜举国一家，子孙相继，确认神州不灭，念及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定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粹，以期世界之进运。此为朕之期待，望臣民周之。之所以全文引用天皇的这一诏书，是因为后来的人们往往把天皇在那一天以“玉音”放送形式发表的诏书视为日本投降的标志。的确，日本的战后是从天皇宣布这一诏书开始的。但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呈现的复杂局面，可以说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终战诏书》一次也没有提到“战败”和“投降”，其实是埋下了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伏笔”。如果对上述天皇的诏书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诏书只说到“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虐之炸弹”，为了“亿兆之赤子”而不得不宣布接受美苏中英四国共同宣言，而没有任何一处涉及承认日本战败的事实；其次，诏书强调宣战并非自己的本意，而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仍然是站在“解放东亚”的立场上，只不过是对当前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感到遗憾；第三，诏书中所指的战争是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的战争，而对侵略中国的战争则不置一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综合上述三点，可见同以往天皇的诏书一样，在这里特别突出的仍是所谓日本的“国体”，仍然坚持的是皇国史观。如果对诏书的意图解释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虽然日本现在遇到了暂时的波折，但只要护持日本国体，虽任重道远但日本不能灭亡，仍有希望。日本的各大报都在8月14日的午夜接到了宣布战争终结的天皇的诏书，第二天醒目地刊登在报纸上。《每日新闻》的大标题是：“圣断大东亚战争终结；颁布收拾时局诏书”，而在“维护国体”的大标题下写道：“在聆听大诏终结战争之际，吾辈草民应发挥国体之精华，建设新日本。”《读卖新闻》的前身《读卖报知》则以“为万世开太平”为题，全文刊登天皇诏书，同时发表社论称：“正如大东亚战争的宣战诏书所申明的，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和十亿民众的福祉。”这些报道和社论没有一处提到“投降”、“无条件”，甚至也看不到任何一处对导致战败的军队与政府的批判。《朝日新闻》虽然承认“日本国民今后面对的和平不是对等的，是单方面的战败”，但是对军队和政府的责任也未置一词。这些报纸的腔调之所以相当一致，是因为就在前一天，负责新闻管制的情报局刚刚向媒体下达了“大东亚战争终结交涉之际的舆论指导方针”。8月16日，情报局针对天皇诏书公布后的形势，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各媒体“可以刊登敌方的正式声明，但是将其中谈到战争责任者的追究，军部的责任以及影响国内局势的内容一律删除”，“可以使用‘日本投降’的概念，但是不得说‘无条件’”。其实，到1945年的8月，对于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国际形势的人来说，日本战败是不可否认也不可逆转的事实。而天皇发布这样一份并不承认战败的《终战诏书》，固然“终结”了战争，但导致了日本社会思想的混乱，则是不争的事实。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曾指出：《终战诏书》是针对美国、英国、中国与苏联四大国提出的《波兹坦宣言》的回答，理所当然地应当涉及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诏书中“只将‘宣战于美英二国’视为问题”，“排除了中国和苏联，显然说明其意图是要把战争限定在1941年之后”。也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天皇的《终战诏书》“其最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护持国体’”。因为在所谓的《终战诏书》中，只提及日本与美英两国的战争，而且其内容中根本“不存在战败认识”，至于“关于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一概不予理会”。所以所谓的《终战诏书》，不过是一个“继续天皇制的宣言”经历过那一时代的日本人，至今也难以忘记当时聆听“天皇玉音”后感到的震惊。尽管天皇是用文言的形式咬文嚼字地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决定，但全日本的人们则是首先从自身的战争体验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乱。生活在甲府的一位老年妇女，当时还是中学生，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记载着：8月15日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8月17日霹雳这样的日子，对日本人来说真是难过啊。在听到15日的大诏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为胜利而奋斗着。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情绪丝毫不奇怪，例如大阪府的调查报告说：“民众中的七成是期待着天皇在讲话中表示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的，没想到竟然宣布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许多人立即感到失魂落魄，悲愤不已”。神奈川县的调查说：“一般的县民都以为要宣誓抗战的，所以听了天皇发表的玉音，一时呆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而鸟取县的警察更发现：“人们表面上是聆听了玉音，但心中无非是在想：‘现在结束战争为时尚早’，‘无视国民的意志’，一些人表示了批判的意见，而有人甚至散布对天皇和皇室大不敬的流言”。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民众被军国主义思想愚弄到何等地步！尽管《终战诏书》并没有正面触及日本战败的事实，但天皇亲自宣布“终战”这件事本身，等于承认了以往鼓吹的“圣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战争的失败导致“圣战”思想的崩溃，于是日本社会出现强烈的“被欺”的感觉，出现了一个时期的思想“真空”。后来成为日本白桦派作家的长与善郎曾记载说：8月13日，听在众议院图书室工作的朋友说将要发表重大的新闻。当时已经意识到战局发展对日本不利的人们都以为天皇可能会一方面检讨自己，一面亲自鼓动国民全力抗战。如果天皇那样做的话，日本全体国民肯定会对天皇感激涕零而积极参战。但是，在听了15日的“玉音放送”后，人们“一下子泄了气”，“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了”。战前曾经参加了反战运动，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转向”加入了文学报国会并担任审查部长的高见顺在8月10日听到了御前会议的消息后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看来战争终于要结束了，可是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样的感情。是高兴吗？不是。但是也没有别的什么感情。”1994年，我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从法政大学退休的梅靖三先生说起过日本战败初的经历：1945年的6月，我已经接到了征兵令，就是当时被称为“赤纸”的入伍通知书。按照当时的规定，青年人一旦接到那一张“赤纸”，就必须按照纸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整理好行装前去报到，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上了年纪的父母很担心。在被集结在学校中待命的时候，天皇的“玉音”发表了。两天后我们被告知不再向军队派遣，而解散回家。听到这一决定，我们的心里确实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能把喜悦表现在脸上。回到家中的时候，母亲不禁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梅先生还补充说：别看当时许多人嘴上仍然说不甘心失败，但其实都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到了战争的后期，战争在人们的心中早已不是那么神圣，但只有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才敢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可见，一般民众从内心来说是不希望继续战争的，但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他们只能将自己的感情掩盖起来。其结果是导致思想的真空和精神的崩溃。1995年，即在战后50周年的时候，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了《战后50年》摄影集。摄影集的第一页是一张对折的巨幅照片，拍摄的是1945年空袭后的大阪鸟瞰图。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的建筑组成了灰暗的大阪城，即使是庞大的建筑，在照片上也不过是一个微小的点。但是照片上三个无比巨大的炸弹坑和无数较小的炸弹坑则引人注目，真的像是月亮上的环形山，形象地表明了城市被轰炸后的景象。所以这幅照片上的标题是：“战后的日本是从这类似月球表面的废墟上开始的”。其实，不仅是大阪，日本整体的经济与社会，包括日本人的思想与历史认识，都是在这一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而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社会崩溃，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大崩溃。战后日本人的思想与历史认识，也是在那样的废墟上建立的。这样，伴随1945年8月15日《终战诏书》的公布，所有的日本人一夜醒来就不得不面对战败的残酷的现实，但同时也面对复杂的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战争期间作为日本精神支柱的皇国主义史观本来也应当是寿终正寝了，但由于《终战诏书》仍然坚持着皇国史观，不过是从形式上以暧昧的态度结束战争，所以从对战争责任认识的角度和对历史负责的角度，《终战诏书》可以说没有任何建树。这就带来了战后关于历史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与争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终战诏书》为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