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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1927年7月，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实行反共屠杀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经过研究，决定举行暴动，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8月1日，周恩来等人在南昌领导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各地发动暴动反对国民党。会后毛泽东回湘，于9月间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了秋收起义。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发动起义，首次打出了“苏维埃”和“红军”的旗帜。虽然这三大起义都相继受到挫折，却开始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央委派周恩来指挥暴动，将党领导的部队开往南昌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因事先得到情报，已转入地下状态。在此紧要关头，中央常委们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此时共产党在武汉政府内能完全掌握的军队有7个团，主力是叶挺独立团发展成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的5个团，还有叶挺独立团分出一部分骨干建立的国府警卫团和武昌中央军校革命学生组成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叶挺部队的5个团已前往九江，名义上归广东军阀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管辖。另外两个团尚在武汉，因周围都有大批国民党反共军队而处境危险，中共中央也秘密安排他们尽快离汉向九江开进。此时的国民党新军阀正处于分裂和内部对立状态之中，武汉政府因长江下游的蒋介石卡住其经济命脉，于7月中旬“分共”的同时也宣布要“东征讨蒋”。汪精卫、唐生智提出“东征讨蒋”时，张发奎却想南下广东向李济深争权。中共中央面对这种新军阀混战，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集中自己的军队到九江一带实行暴动。由于从建立黄埔军校起周恩来就是党内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人，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公推他担任负责组织起义的前委书记。为筹划暴动事宜，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奉命到九江先去了解情况。7月20日，李立三在九江召集叶挺、聂荣臻等人开会，知道了叶挺部队已准备好暴动。同时，他还听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即当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贺龙也愿意带领他的第二十军1万余人参加起义。此前，在武汉政府“分共”时被迫辞职的共产党员谭平山赶到贺龙的军部受到热烈欢迎，谭平山出于对贺龙的信任，于7月23日将中共中央的暴动计划告诉了这位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贺龙马上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值此革命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前委突然得知可参加暴动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自然喜出望外。贺龙的表态并非偶然，这是他在大革命期间接受革命熏陶并经共产党员周逸群引导而做出的真诚选择。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对贺龙也表现出高度信任，南昌起义时任命他为军事上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到达江西瑞金时，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周逸群、谭平山作入党介绍人，贺龙在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在后来几十年间他一直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李立三到九江经过考察后，认为在当地暴动地形条件不利，周围又有准备“东征讨蒋”的十几万武汉政府的军队，提议把暴动地点改在南昌。他赶回武汉后，7月24日晚上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开会，决定派周恩来前往南昌，全权组织这次暴动。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要带刚在四川组织过起义的秘密共产党员刘伯承作为助手。7月25日夜间，周恩来秘密从武汉启程，到达南昌后住进了秘密共产党员、时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家中。叶挺、贺龙的部队也脱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乘火车离开九江开进了南昌。不顾共产国际的犹豫和张国焘的干扰，南昌起义终于打响周恩来离开武汉赴南昌的第二天，7月26日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突然拿来一份共产国际的指示电，强调“如果暴动无胜利希望，则不要进行”，并要撤走苏联顾问，同时表示不能提供经费。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反映了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因对暴动缺乏信心而出现犹豫，并担心本国顾问参与暴动会恶化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当晚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虽都认为暴动不能改变，却又委托常委张国焘马上赶去南昌传达莫斯科的电报。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此时暴动已预定于次日发动，因中央代表要传达新指示而推迟。在前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因自己缺乏信心，带有倾向性地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中有成功的把握才可以举行的意思，并认为必须争取张发奎同意。当时谁也不能担保“有成功把握”，张发奎已同意“分共”更不可能同意起义，这种传达就等于阻止暴动。听到这一传达，到会者一致表示反对。周恩来愤然道：“你今天说的，与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完全相反。我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主持这个暴动，现在共产国际和中央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实在是不能负责了。”使众人惊讶的是，一向对人温和的周恩来还拍了桌子。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也说过：“拍桌子这个动作，是我平生中仅有的一次。”到会的不少人也气愤地表示，如果张国焘再阻止暴动，就要打倒他。7月31日上午，经周恩来说服，张国焘也看到暴动的准备行动已在进行而无法停止，也承认不能不举行。前委正式决定，暴动将在次日凌晨4时进行。因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接到准备暴动的命令后跑去向滇军告密，朱德立即将秘密走漏的情况向起义指挥部报告，于是预定起义的时间改到了次日凌晨2时。8月1日凌晨2时，已进驻南昌的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共10个团万人发起暴动，因采取突然袭击，天亮时战斗就基本结束，在城内的国民党滇军5个团全部被缴械。此时起义军用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全体官兵都已扎上了红领带，全军在组织上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8月1日便在后来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起义当天，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尚在九江马回岭。午后，聂荣臻率领第二十五师就地宣布起义，并把部队拉到南昌。驻城郊的蔡廷锴指挥的第十师受部队内外共产党人的影响，也勉强附合了起义。当时全部参加起义的部队达到2万多人，因暴动前中共中央仍要求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起义军没有改变国民革命军番号，仍称第二方面军。南昌暴动部队根据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夺取广州，取得接受外援的出海口再进行北伐，于是在8月3日至5日先后离开南昌南下。周恩来后来深有感慨地总结起义的教训说：“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动员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此时众多官兵还不明确起义目的，党组织也未能有效掌握一些部队，刚离开南昌时蔡廷锴便率第十师叛逃。其他部队官兵逃亡也很多，再加上酷暑行军患病者不少，行军仅两周部队实力便损失三分之一。事后看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朝气蓬勃，但搞武装斗争学习的是苏俄城市中心的模式，又缺乏建军经验，因此还需要经过艰难的探索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八七会议决定各地暴动，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1927年7月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六位常委中的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已去南昌领导暴动，留在武汉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三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在国共全面破裂后部署全党工作。由于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汉口，会议一再推迟。直至8月7日20多名代表才秘密聚集于汉口旧俄租界一幢西式的银灰色的小楼——汉口市三教街四十一号，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这次短暂的会议上，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按共产国际的要求着重增加了工人成分。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指明了进行暴动的方向，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过去的教训，特别提出了农民问题。他还总结马日事变的教训说：“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考虑到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湖南曾是抛头露面的人物，被当局重金通缉，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协助他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中旬，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返回湖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改组了省委。湖南省委确定的暴动计划，是首先占领湘东各重镇，然后向长沙进攻。安排好省内暴动计划后，毛泽东于8月末离开长沙，秘密前往安源煤矿和铜鼓，联系那里的矿工和农军武装，途中曾被捕幸而脱险，随后亲临农军部队指挥暴动。9月9日，秋收暴动开始，起义军打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旗帜。参加起义的3个团共有5000余人，只有第一团即原来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叶挺部队抽出一部分骨干组建的正规军。该部有战斗经验，军事素质和武器比较好，因赴南昌参加起义未能如期到达而转赴湘赣边。安源矿工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那两个团武器很差，许多人还手持梭镖、鸟铳，而且缺乏军事训练。起义军作战时还沿北伐战争时的办法，出师时到处贴标语、喊口号，再对敌人从正面猛打猛冲。此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农民大多也不敢支援起义军，湖南省内其他地方未能有效发起暴动。事后任弼时根据中央指示前往湖南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来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国民党军很快集中了3个师兵力，前来镇压湘赣边界的起义军。秋收起义发动后仅8天，安源矿工组成的一个团已被打散，农军组成的一个团也损失大半，只有警卫团遇敌袭击损失一部后仍保持了建制完整。毛泽东见形势不利，马上命令剩余的部队1700余人撤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夜至次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前委在文家市镇内的里仁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并决定向南转移。当时起义军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仍反对向农村退却，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向部队说明南下是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其实这时已经酝酿着在山区落脚的思想。9月21日，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南面的罗霄山脉进军。途中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遇伏牺牲，此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因对革命前途失望开小差当了叛徒，剩下的700余人跟随毛泽东走向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受挫，广州暴动又遭挫败1927年9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潮汕地区，经长途跋涉减员和途中的会昌之战损失，只剩万人。起义军未经战斗进驻了潮州、汕头，仍留下第二十五师（即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由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此时国民党粤桂军阀集中6个师3万多人前来进攻，起义军在兵力、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按照过去那种摆开“堂堂之阵”的办法打硬仗，尽管在勇气方面占有优势但也无法取胜。9月28日，叶挺、贺龙率主力部队向汤坑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此时起义军队的指挥员所学的还都是正规战的战法，部队虽以正面猛攻的方式一度打退了两倍多于自己之敌，子弹却接近消耗殆尽，被迫于9月30日上午向揭阳后撤。此次汤坑进攻失利，马上造成局势急转直下。当天潮州失守，起义领导机关被迫撤出汕头。正发烧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剩余部队进入彭湃开辟的海陆丰根据地，随后起义领导人大都乘小船从海路转移。留守三河坝的朱德得知主力失败的消息，率所部2500人向赣南转移，最终保存下七八百人，经湘南暴动后上了井冈山。1927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内的广东、广西军阀以及南京政府和武汉当局相互发生了混战。由武昌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教导团赶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被张发奎部缴械，经叶剑英疏通得以保存建制，长途行军到达广州，又利用粤桂混战重新拿到了武器。此时广州城内又有一批隐蔽的工人赤卫队可以发动。于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这个华南最大城市发起暴动，夺取城市后再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府。1927年11月9日，已经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革命已转入低潮，全党的党员由半年前的近6万减少到1万多人，这次会议却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举行暴动。会议还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并开除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会议后，广州暴动计划又被中共中央作为重点提出。中共中央提出暴动计划后，广东省委内出现了争论，军委负责人聂荣臻表示起义时机不成熟，并具体说明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个教导团。张太雷作为中央委派的起义领导人对此解释说：只要我们起义成功，可以从广州影响周围各县，使农民暴动响应，教导团的士兵起义也可以影响其他白军的士兵起义，就能控制全广东。他还义无反顾地强调说，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为有效组织暴动，南昌起义后率部南下广东的叶挺被任命为军事总指挥，广东军委负责人聂荣臻负责协助。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暴动正式开始，人数只有1300人的教导团担负了同时向13个目标进攻的任务，几千名缺少武器的赤卫队员进行策应。尽管广州市内的国民党军仍有四五千人，因教导团攻击的突然性，再加上革命官兵的精神优势，大多数战斗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城内除少数据点外被全部攻克，基本实现了“两小时赤化广州”。起义军占领广州当天，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工农红军，不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兵力不足和群众未发动起来。市内的工人赤卫队在仓促之间不能形成有效战斗力，城外农民暴动也未发动起来，几万国民党军又向广州调动准备反扑。12月11日晚间，起义领导者在苏维埃政府的楼内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红军总司令叶挺主张立即集合部队出城撤退到海陆丰，被中共中央领导人戏称为“暴动毛子”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纽曼却要求留在城内继续进攻，张太雷因事先有中央的指令左右为难，最后仍决定继续在城内作战。12月12日，国民党军已有两个师赶到城郊，起义部队在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指挥下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当天下午，张太雷在市内遭反动武装袭击牺牲，起义失去统一指挥。天黑后敌军分路进城，起义指挥部仓促下令疏散撤退。13日凌晨，教导团集合起来向城北的花县转移，在敌军缝隙中突出了包围，奔向海陆丰根据地。工人赤卫队夜间分散在城里各地联络不上，至天亮后仍在各街道继续战斗。激战至13日上午，城内各处起义武装都被打散，国民党军进城后大肆搜捕屠杀，据事后统计被杀者在5000人以上。广州起义，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三大起义中的最后一次。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仍然发动一次次起义，创立了工农革命军和红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广州起义和国内同期进行的几十次暴动相继失利，也以血的教训证明，城市暴动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反动力量薄弱的农村逐步积蓄和发展力量，才能最终夺取城市并赢得整个革命战争的胜利。来源：党史文苑

蝶恋花向板仓诗词意思如下：

你的牺牲使我感到多么凄凉悲楚，这比万箭穿心还要痛苦。

我愿意去死100次换回你的生命可惜不现实，只有等我赴九泉后再当面感谢你对我的恩爱和帮助。

凛冽的寒风侵蚀肌骨我竟知觉毫无，因为此生受到的折磨和煎熬只有默默地藏在心底却无法向战友和同志们倾吐。

我恸哭悲歌的哀音将化成急促的鼓点，战鼓催我再次拿起刀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你复仇。

这是一首婉约词，但与其他婉约词略有区别，即婉约中不失豪放，这在毛泽东词作中少见。此词尾句就是例证。

毛泽东一生中最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就是斗争性，在他83年的有限生命中，他始终作为一名战士在斗争。

敌人搜捕、拷打、杀害杨开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摧毁毛泽东的意志。但敌人错了，因为他们只晓得毛泽东是一介布衣书生，而忘记了毛泽东更是一名不屈的战士。

杨开慧的牺牲，只能激发毛泽东的斗志，为爱妻复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这是此词的精华，也是临战之前的誓言，更是毛泽东鲜明个性的艺术再现。

作品简介：

《蝶恋花·向板仓》为毛泽东生前为纪念其妻杨开慧(1901-1930)而填写的词作名，其手迹为毛笔行草书，写在10行（竖行）信笺纸上，尺寸约为285mm×198mm；《党史文苑》2014年第三期首次公开披露了这篇词作；整首词凄婉悲愤，读之极易使人潸然泪下，同时又易使人同仇敌忾；但亦有学者指出这篇词作“格律不齐，水平生疏，真伪存疑”。

这首词是毛泽东为悼念其夫人杨开慧烈士所作，创作完成时间应为1930年12月下旬，地点应为第一次反“围剿”主战场。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30多人出席大会，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_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党的三大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统一了认识，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来源：党史文苑 (2011年05期)

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