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下欧洲民间童话研究论文

儿童 文学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其早期的表现形式往往为寓言和民间 传说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儿童文学研究 毕业 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 教育 价值研究 》

摘要:我国儿童文学作品起步晚，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文学作品都同我国政治命脉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浓重的时代特色，因而这也导致我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艺术发展缓慢。但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提出的“真实即幽默”理念的影响之下，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者开始赋予作品更多的幽默艺术与教育意义。本文从儿童文学作品出发，解读了其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并就其所具有的深刻教育价值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教育价值

幽默可以定义在美学范围内，它是文学作品应当兼具的美学品质之一。儿童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其中不可缺乏幽默的审美价值观。真实是幽默最宝贵的品格，典型代表作有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它们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样本，幽默之中夹带苦涩与讽刺。相对其他文学作品而言，儿童文学作品的幽默基础为现实的儿童校园生活，幽默依据为儿童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真实的内心世界。既保证了儿童快乐成长的幽默，又满足了儿童最基本的欲求，同时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幽默内涵，即作者对儿童教育的思索与探究，充分体现了教育家的深远智慧。真正具有高级幽默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必须是不虚伪、不造作的幽默，是无修饰、不刻意的幽默。“能够使你在一段中，指不出究竟哪句惹你发笑，只是继续读下去，启发心灵，抒发胸怀而已”，这才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之所以借助于文本向孩子们传达此种幽默，作家的本意在于展现自我幽默的气质与未泯的童心，树立其儿童观及其文学观，同时，发挥作品应用的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

一、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

下文以张天翼儿童文学作品为例，就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幽默艺术加以深刻挖掘。

(一)批判性的幽默

作为20世纪中期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所著作品都带有浓重而独特的幽默艺术特点，即批判性的幽默。张天翼站在成人的角度，“要将世界上一些鬼脸子揭露”，他认为幽默是较讽刺而言，更讽刺的一种东西。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存在，使得很多小读者阅读过程中，既被其诙谐而幽默的语言所逗笑，又被其中所描绘的黑暗社会所刺痛。例如，在其发表的童话作品《大林和小林》中，所展现出的奇幻色彩与夸张描述一时掀起了巨大反响，其涵盖了张天翼几乎所有作品的精华，他采用夸张得惹人发笑的语言，一反传统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模式，结合现实生活，打造了两款具有不同思想、性格的角色———大林、小林。对于大林而言，他好吃懒做，呆滞而愚蠢;而小林却勤劳、勇敢、机智、聪明。在两大人物的对比之下，为主人公创设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同时，将其同国王、四四格等角色相联系，将这两大截然不同的世界奇幻地联系起来，利用夸张的笔调描述了由于好吃懒做，最终不幸饿死在富翁岛的大林，并以大林为对比，赞扬了勤劳而勇敢的小林。

(二)温暖的幽默

在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并非只有批判性的幽默艺术，也有亲切、温暖的幽默艺术。作者从儿童视角出发，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创作了大批优秀的作品，饱含对孩子们的关爱。如《罗文应的 故事 》虽然同样受到“真实即幽默”理念的指导，但是，与其前期所著作品存在很大差别。一方面，张天翼将叙事的角度由成人成功地转向了儿童，开始站在孩子的视野对其童趣、情怀加以抒发，语言也更亲切、活泼，就像春光温柔地浮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温暖着孩子的心灵。另一方面，其更关注 编织 不同的情节利用生动的情节彰显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发展，打造加以丰富性格特点的人物群。

在作品《罗文应的故事》中，张天翼试图从一系列极具生活气息的情节出发，采用活泼、诙谐的语言，描述了六年级学生罗文应一系列惹人发笑的表现。若非生动的情节和幽默的艺术特点，很难将罗文应的性格真实而形象地呈现在小读者面前，孩子在阅读时会感到乏味、无趣，更不会带来亲切之感。而《罗文应的故事》一经刊登，在小读者领域迅速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这无疑离不开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也离不开其极具表现力的温暖幽默情结。例如，在小主人公准备应同学之邀前去温习功课之时，接到了爸爸所邮寄的画报，他难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一而再、再而三地翻看，最终耽误了时间。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情节，即塑造了小主人公贪玩、富有好奇心、约束力有限的性格特点，虽然描述的是虚拟的人物，却也像是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形象。

不仅如此，在张天翼作品中，幽默的语言艺术处处显露，不仅反映了儿童真实的特点，还蕴涵着滑稽、幽默元素，极具童真和趣味性。作者善于采用儿童语言，从儿童思维出发，采用直观、具体的文学创作语言，赋予作品真实的生活气息与趣味性。依然是亲切、自然、通俗的幽默，却真实而不失活泼，传达了人物的心理、性格，使读者有如闻其声、见其人。如《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土葆，他虽然是个好孩子，但却总是幻想不劳而获，当其获得宝葫芦后，张天翼采用细腻、通俗、幽默的语言，描述了他的内心、言谈及所表现的惊喜:“什么!”我将钓竿一扔，跳了起来:“宝葫芦?”，我跳了跳、捏了捏鼻子。在自己腮巴上使劲拧了一把，嗯，真疼!“这么看来，这不是在做梦。”当他知道自己真的获得了一个宝葫芦之后，就开始满地打滚，恨不得告诉奶奶、妈妈、爸爸，还说自己就像“得到了幸福”，这些诙谐语言突出了土葆得到宝葫芦之后的狂喜心态。当孩子读到此时，也不由拍手欣喜。

二、儿童文学作品幽默艺术中所流露的教育价值

建国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成为肩比成人文学的重要教学之一，目的在于培养新一代的儿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儿童文学逐渐步入“工具”时代，成为理论家评论作品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儿童文学作家最基本的创作指导思想，过于放大了儿童文学的功能与作用。与建国以前相比，中国儿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儿童真实的幽默与情趣正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作家们的视野范围。“当其和谐地融入故事之中，就会展现出独特的力量，让孩子们不自禁沉浸其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所流露出的教育思想。”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其必须具备足够的趣味性，但趣味性必须健康向上，是有益的。幽默并非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严重吸引孩子充分发挥自我 想象力 ，到达教育目的的途径。

猪八戒新传系列作品《猪八戒吃西瓜》《猪八戒回家》《猪八戒学本领》以及《猪八戒探山》是儿童文学作家包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短篇童话，成功地将教育意义融合在幽默文学中，起到了传达的作用。在上述系列作品中，主人公选择的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儿童们个个都十分熟悉的角色，题材借鉴原著的相关情节，增添了许多新颖事件，糅合了现代化的知识理念，使作品既保持原著的幻想特色，又不缺乏现代的儿童幽默生活，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具有非常高的幽默艺术教育价值，对儿童的吸引力也很强。

懒惰、贪吃、自以为是以及爱吹嘘等是作品里猪八戒典型的人物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与儿童的某些特点相一致，作者从猪八戒不爱劳动、贪吃西瓜和懒惰不学艺的角度入手，着重描写生活细节，紧扣儿童的思维和想法。整个作品都充满了喜剧成分，题材的选择也非常贴近儿童的日常生活。

细致的心理描写是作者擅长的手法，例如在《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里，他手中有四块西瓜，将自己那块吃掉以后，又将其他三块陆续吃掉，过程中心理矛盾和内心想法被作者描述得十分精彩，先是因为仍然口渴吃掉了猴哥的那块西瓜，打算把剩下的两块西瓜留给师父与沙僧，有个交代;后来忍不住诱惑把沙僧那块西瓜也吃掉了，只给师父留下了一块，不怕猴哥再说自己;最后又说:“师父，不是俺老猪不给你留西瓜，实在是口渴难忍，反正已经多吃了两块西瓜，没有办法交代，最后一块俺也替你吃了吧”。剧中简洁的台词就将猪八戒贪吃、怕被猴哥骂、担心吃了西瓜对不起师父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在对猪八戒心理活动加以描写之时，采取的是自言自语的方式，生动表现出了孩子生活中明知不该做却忍不住做时内心的挣扎与对我对话，不仅生动地传达了猪八戒师徒的性格特点，还赋予了夸张的情节和诙谐的语言。但读过《猪八戒新传》的人几乎都可以看出，包蕾生动地塑造了老猪的形象，但也将孙悟空这一形象写活了，却是站在猪八戒对立面所塑造的，正如洞察儿童一举一动的成人。例如，为了揭穿八戒好吃、懒做、假学的嘴脸，孙悟空一次次“站在暗处”，看着八戒出各种洋相，在每个故事结尾，总有诸如“凡事多向他人请教，多查、多问、多思、多想，总是好的”等谆谆教导，如此兼具幽默艺术与教育价值方为作品的宗旨。

三、结语

正如贺宜在其所著的一篇 文章 中所提到的那样:“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字、高尚的情操、惊险而夸张的故事、会使人发出会心一笑的幽默、生动而活泼的语言、脱离俗套的结尾，如此种种都是吸引小读者沉浸在文字中的魅力。”对于儿童文学作品而言，单纯的儿童情趣、幽默并不存在，其注定只能同教育意旨相结合。

[参考文献]

[1]王泉根.高扬儿童文学幽默精神的美学旗帜———兼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J].文艺评论，2010(03).

[2]钱进，张燕.冷峭、睿智的笑———浅谈张天翼童话的幽默特色[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3).

[3]陈道林.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论张天翼的童话[J].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 小学 语文教材 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

【摘要】语文是一门基础教育科目，语言 文化 是它教学的内容。学习语文，可以使自己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因此，将语文称之为吸收文明结晶的工具一点都不为过。教育学习，要从小抓起，在所有学习阶段当中，筑基的小学是特别重要的，此阶段的语文教育是尤为关键的，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载体，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就必须要适应教育对象的特征，而小学阶段的教育对象是小学生，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所属的群体——儿童。由此，儿童文学化可以说是小学语文教材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关键词】语文;教材;儿童文学;价值意义

语文，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门基础和必修的学科，因为，语文是人类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甚至说它是学习一切的基础，也丝毫不算夸张。人类的交流，生存的技能，乃至文明的传承，完成这些全都是离不开语文的。小学教育是人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初阶段，也是基础教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小学语文就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作品是语文教材的极大组成部分，其内容涵盖的语言、文字、思想等都是具有教学意义的，小学语文教材也大部分是由文学作品编排而成的。文学作品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作为教材，更不要说作为小学教材。文学作品都是面向一定受众的，男性文学、女性文学、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这些分类的依据就是受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点。在我国，一般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都是6-12岁的适龄儿童，人生在各个阶段，都会具有与其对应的思想特点和心理需求，儿童阶段也不例外。更加符合儿童受众的文学作品，自然就是儿童文学了。

一、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价值意义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从根本的创作角度来说，儿童文学作品相较于其他任何类型的作品，都会更加符合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因为这些作品创作时的出发点就早已确定，无论是主题精神、视角定位，甚至语言文字，都是为儿童这个特定人群量身打造，如此的“先天优势”，对于儿童的文字理解、语言学习、思维开拓、想象激发、精神愉悦等各方面，都具有其他作品无法相比的重要价值。既然有这般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小学教育处于基础地位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必须被重视起来。

1.儿童文学的道德观念价值。黑白善恶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像成年文学那样思辨性太强，是非难断，惩恶扬善，培养美德对于处于明净单纯的儿童阶段的小学生来说，正是塑造确立道德是非观念的启蒙阶段，很大程度的培养需要外界环境的激发和引导，而儿童文学当中，这一点往往是非常鲜明的，在结构简单的故事中，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美好的品德全部呈现具体，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黑与白，好与坏，这些从来都是分的清清楚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赞美和唾弃，可取不可取，简单明了，这些对于儿童心理和品德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极其突出的。

2.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在教授学生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培养提高其能力素质，儿童文学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首先，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是具备许多基础常识的，受众在享受其带来的愉悦乐趣之外，也很容易被带入到作品的特定环境中，感受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进而产生一些生活 经验 感悟;其次，儿童文学通常是会涵盖许多想象成分的，如童话、 寓言故事 等，这些能够激发受众的想象力，随之拓展儿童的思维模式，对于他们的创造力会有很大的提升意义。

二、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注意问题

由于创作背景的不同，或者创作者能力水平的差异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再加上教材容量的限制，如何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选择和编排，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1.符合现阶段的儿童需求。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切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社会生活越加的丰富多姿，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影响作用到儿童身上，就表现在其智力的发展速度提高，儿童越来越早熟，接触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相应的心理需求也自然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应该与时俱进，不能以旧的固有眼光一成不变地对待他们，不要低估了儿童的思维学习能力发展速度，在教材的选编上一定要符合时代的特征需求，才能发挥恰当的作用。

2.选材多样性，采编多方面。教材的编纂和修订，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庞大冗杂的工程，是需要许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以做好的。现阶段，在我国，参与教材编修的人员主要是一些教育专家和研究工作者，恰缺少一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参与，而这些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教学经验也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方面，而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经过全方位多角度补充糅合，才可能真正做到完善。

三、结语

当然，儿童文学有其本身的优势和特点，但也不能否认其他体裁、作品的重要性，“兼容并蓄”教育理念的提出，是非常睿智和伟大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中，要以人为本，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文化熏陶和精神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自从产生教育以来，教材的选用和编排就是一个从未停止过被讨论的话题，众口难调，尽善尽美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追求，但是，要做到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选择，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朱自强.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M].长春出版社,2012.

[2]毛蓓蕾.小学生心理辅导札记[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3](瑞士)皮亚杰著.傅统先译.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M].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

[4](法)安妮•夏莱-德布雷.儿童心理学[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提升 》

一、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掘儿童文学的魅力

首先，教师可以创新阅读课的形式和 方法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注重儿童阅读的渗透，实现“读———唱、读———思、读———疑、读———写”相结合，使儿童文学的魅力展现在学生面前，引发学生阅读的动机。在读唱结合法中，教师要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充分发挥歌唱的作用，把儿歌、 绕口令 、经典歌曲、情境对话等引进课堂，不断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在读思结合法中，指导学生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大脑思维，让学生在阅读与思考中主动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在读疑结合法中，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对已有材料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引导学生个性化的表达、自主的表达、真实表达、创意表达。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通过“以读促写”、“读写互动”，将学生的写作与阅读融为一体，同时，通过营造适合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的最佳教育环境，通过“教育生态”的改变，来形成一个自由、民主、交流的教学氛围，充分对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挖掘，摒弃传统灌输式教学带来的“花盆效应”，积极优化教育生态价值链条，最大限度地使学生的阅读需求获得“解放”。例如:在指导学生阅读过程中，可对传统的“秧田式”学生座位分布，变为“双翼式”和“半圆式”，即将课桌椅排成二行，像一只鸟飞行的翅膀，或以教室的讲台为中心，学生的桌椅摆成一个半圆形，使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互动，为学生的合作探究搭建平台。

教师可将儿童文学作为素材，组织课堂游戏深化学生对 语文知识 和语言艺术的理解。也可通过召开和举行“读书汇报大会”，“故事大奖赛”;通过举行“角色游戏扮演”、“ 辩论 会”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交流的平台。其次，改善对学生阅读的评价。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传统的阅读评价片面性较强，较多的定性评价，一切以学生的分数为纲，指导学生进行儿童文学阅读也是以“摘抄 名言 警句、完成老师布置的 读后感 任务”为主，严重打消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从而失去了指导学生阅读的宗旨，使得学生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学生的成功体验，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成功、感受喜悦，从而增强学生进行阅读的动机。

要通过儿童文学的阅读来提高小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就必须对传统的单一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改革，改变传统的“以分为本”为“以生为本”。要由“目标性”转变为“体验性”评价。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不再以“ 总结 段意”、“写读后感”为重要的评价方式，而要能够使学生在阅读中主动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学生主动的应用各种工具去搜集、整理信息，想方设法解决自己在阅读中的疑问。

要由“数量评价法”转变为“质量评价法”。在对学生的评价过程中，应将学生的阅读的情感体验、心理发展、价值观的形成作为评价的目标，最终促使学生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体验成功，才能更好的激发自己阅读的积极性。学生在阅读中受到了教师的表扬时，就会从情感上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地涉猎知识，最终使学生把儿童文学的阅读作为课余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科学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儿童文学

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选择课外儿童文学读物。一般来说，指导低年级的学生进行儿童文学读物的阅读时，必须以拼音课外读物为基础;指导小学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阅读时，要循序渐进的选择纯文字读物。选择读物内容要健康、符合儿童各方面特点。课外读物要能符合学生的兴趣，要选择与学生兴趣相符合的书。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很强，对感兴趣的事物会愉快地去探究，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就会视而不见。因此，帮助小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课外读物就特别重要，学生只有对教师所选的读物感兴趣，才会主动去阅读，主动去思考。

大多数儿童喜欢读一些探险和科幻的书籍，就是因为其好奇心的驱使。可向学生推荐《海底两万里》、《吹牛大王历险记》等书籍。如低年级学生适宜读一些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等;中高年级的小学生知识面较广，阅历也较丰富，教师可引导他们读一些游记、传记、 散文 、探险、科幻类的儿童文学读物。其次，教师要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要通过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使学生形成阅读的“元认知”，授学生以“渔”，为学生的自主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学生特点、阅读习惯的不同，为学生进行“量身定做”的指导。在实践中，可以指导学生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选读法。根据学生的心理需要，有选择地阅读儿童文学。

大多男生喜欢看科幻、笑话类的儿童文学，女生喜欢看校园类的作品，这时可以为男生推荐校园类的作品，使其增加对生活的情感感悟，为女生选择科普类的书，扩大知识面，从而达到调整知识结构的作用。二是精读法。精读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最重要的手段。教师可以利用一些经典儿童文学读物，指导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阅读和思考。

三是速读法。教师可采用限时的方法，为学生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阅读内容。通过速度的训练，则能够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涉猎更多的知识，有利于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信息。四是摘录法。教师要指导学生在儿童文学阅读过程中将文章中精彩词语、段落摘抄下来，摘录到自己的书本上，利用摘录增强学生的记忆和理解，为以后的 作文 准备丰富的语言积累。摘录后教师及时检查，并向学生提问，如:“你选择这句话进行摘录的理由是什么?”、“这句话(或这个词语)有哪些特点?”等，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学生对 好词好句 的理解。

总之，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密切联系，儿童文学始终贯穿于学生课内、课外 语文学习 过程中，教师应从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寻找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促进语文教育有效教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对语文有效教学的作用，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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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文化 存在着多层次性，有全人类的文化，也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社会的文化，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社会中也会因为地域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产生出天线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地域的文化。那么关于欧洲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呢?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欧洲文化论文篇1 古希腊神话——欧洲文化的摇篮 古希腊神话大约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传承至今，在历史的长河中魅力无穷。古希腊神话详细描绘了希腊人民自古心中的诸神、自然和宇宙的神话。它的流传主要是靠古希腊人民长期口头相传下来的。后来主要通过Homa's epic《荷马史诗》及古希腊的诗集、戏剧、哲学著作记载，传承下来。古希腊神话包括了希腊神话中最重要的诸神开天辟地、神普关系等方面的 故事 ，是有关希腊神话的早期资料。古希腊神话不仅滋养了希腊本国的文化发展，而且在后世给予西方文化发展以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奠基作用。 一、古代欧洲文艺发展的源泉 古希腊神话是古代欧洲文学艺术兴起的源泉和土壤。世界著名的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和欧利皮德思流传下来的三十四部悲剧中有三十三部是以神话为题材的。现在人们可以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中收索到大量的原始的古希腊神话。同时，古希腊神话为后期的罗马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素材资源和创作 想象力 。比如说，在古罗马神话中，诸神的形象与古希腊神话相同，取名不同。如爱神的希腊名字是Venus，罗马名字是Aphrodite;希腊神话中战神叫Ares，罗马名字则是Mars。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时期，古代欧洲的戏剧和文艺理论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古希腊文学家、哲学家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众所周知，柏拉图被誉为欧洲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和文艺领域的心灵感应的命题，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形成影响深远。亚里士多德 总结 了希腊文艺创作的 经验 ，开创了古代文艺研究学独立而精辟的新领域。如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悲剧的本质，他都发展了自己的独立、完善的思想。他的著作The Poetics《诗学》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二、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起源 希腊、罗马神话是世界文化瑰宝，通过后世手稿、传教士、学者和图书馆的保存及流传，最终传入欧洲。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一般认为西方文化起源于两希文化，两希指的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古希腊神话及思想从中世纪到现代成为欧洲重要的思想源泉。欧洲文艺复兴的指导性思潮理论“人文主义”的来源其实就是古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文艺复兴就是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 口号 兴起的。古希腊神话以其“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主张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在古希腊神话中，神并非完美，诸神具有与人同样的情感、思想以及内心弱点。此外，神话中歌颂的“英雄”在其有限的生命旅程中不懈的追求自由、胜利和理想。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强调“人”才是万物理论的中心;宣扬个性解放，人类具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反对蒙昧。比如说，薄伽丘(Boccaccio)在他的The Decameron《十日谈》中肯定了人的尊严和现实生活状态，提倡人的个性解放，表现出人本主义的觉醒。彼特拉克在作品中提出“人”与“神”的区别概念，并且深信“人”应该主宰现实生活和时代的发展。 其次，古希腊神话滋养、丰富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古希腊神话在后期的欧洲引起广泛的兴趣，为大量的诗人文艺家们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Hymn of Apollo 《阿波罗颂》至今在诗歌界璀璨夺目。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的代表性 雕刻 作品David《大卫》和巨幅天顶画Genesis《创世纪》都传承了古希腊神话的英雄形象具有浓重的希腊神话色彩。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则运用神话主题创作了举世瞩目的Mona Lisa《蒙娜丽莎》，它成为人类文化不朽的瑰宝。 三、欧洲文学发展的宝库 古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一种传播土壤。”古希腊神话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装满了闪闪发光的思想和生动如画的 神话故事 。这为后世的西方文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灵感和素材。莎士比亚在Hamlet《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为，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丁在《神曲》中描述尤里西斯如何开始。完成自己十年旅途探险的故事。拜伦曾做诗讴歌为人类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拜伦笔下，普罗米修斯凛凛有生气，成为反抗压迫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力量的化身。“巨人呵!你被注定了要辗转在痛苦和你的意志之间，……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但你那抗拒强暴的毅力，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 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雪莱的歌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歌颂了不屈不挠为自由而抗争的人类英雄的形象，并且以鲜明的描述色彩和博大的情怀，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富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和文学责任感。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直接抒发其对古希腊神话的赞叹：“神话真是伟大!”事实上，古希腊神话故事情节曲折而生动、人物个性丰满突出鲜活。人类发展的历程中遇到的许多重大话题，像和平与战争、自由与束缚、爱情与理想、道德与腐朽，在古希腊神话中都有实际的体现。 综上所述，古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想要真正了解西方文化，首先对古希腊神话的认知是必需的。在西方社会，人们一般有这样的认识：对希腊神话了解的多少，一直是衡量一个人受 教育 程度的标志。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一个极其重要部分，要想真正读懂西方文化，古希腊神话是必修的入门课。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化的精神动力和历史发源摇篮。 参考文献： [1] 邢驰鸿.谈古希腊神话的“人神同性”， 英语学习 ，1999 [2] 犹家仲.外国文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关于欧洲文化论文篇2 欧洲地区鹤的文化意蕴 摘要：本文旨在搜集欧洲地区鹤的文化，归纳总结出在欧洲，鹤主要承载的文化意蕴，分析得出鹤在欧洲的文化意蕴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褒义文化意蕴、贬义文化意蕴和中性文化意蕴，并对其中有更多文化内容的中性文化意蕴的产生原因作出分析，主要有两大成因：一是欧洲的审美标准，二是欧洲的宗教信仰。 关键词：欧洲;鹤;文化意蕴 文化存在着多层次性，有全人类的文化，也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社会的文化，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社会中也会因为地域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产生出天线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地域的文化。鹤在中国主要是有着长寿、吉祥的美好文化意蕴，但是在欧洲，鹤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有别于中国。 一、文化意蕴 在欧洲，从感情色彩来分析，鹤的文化意蕴主要存在着三大类，一是褒义文化意蕴如美好愿望，二是贬义文化意蕴如厄运，三是中性文化意蕴如生殖、家族谱系、皈依者。 首先是鹤的褒义文化意蕴，即美好的愿望。不论是哪个民族，春天都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期盼、希望的开始，尤其是在农耕时代，春暖花开时节，人们开始播种，第一只飞回来的鸟就会成为春天的象征，但是由于纬度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春天里出现的第一只鸟各有不同。 为中国报春的鸟是燕子，尤其是在中国南方， 种植 水稻的时间完全按照燕子回巢的时间制定，民间歌谣《小燕子》传遍大街小巷。还有鸭子，如诗词“春江水暖鸭先知”。 欧洲的保加利亚地区的春天也是鸟类迁徙后回巢的时间，其中鹤扮演着核心角色：当第一只鹤出现，意味着春天真得到来了!因此在保加利亚的 传说 中，鹤是春天的象征。鹤带来的春天，让人们意识到已经到了播种的季节，也是对新的一年的希望，因此鹤就责无旁贷的承载起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望。 其次是鹤的贬义文化意蕴，即厄运。死亡是最令人畏惧的厄运，尤其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如果一个家庭不幸损失一个劳动力，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可能会陷入困境。在中国，乌鸦由于其食用死人肉，被认为是带有死亡气息的不祥之鸟。而在日本，由于其庄重的黑色外衣，被日本人视为值得崇敬的神鸟，不准猎杀。 欧洲的丹麦农村，鹤就意味着厄运，如果鹤在谁家的屋顶筑巢，那么这家将会有人在年底前死去，其他农户都会避而远之。人员的伤亡会使本不富裕的家庭面对生活上的困窘，甚至陷入泥沼。 最后除了鹤的褒义文化意蕴和贬义文化意蕴，欧洲的鹤含有更多的中性文化意蕴，比较少的含有人们的主观偏爱，比如生育、家族谱系、皈依者。 一是生育。生育问题一直是困扰众多父母，面对孩子的追问，人们想方设法简介明了但不涉及生殖内容来解释。在西方文化中，白鹤是生育的象征。 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很难讨论人类的生殖细节，尤其是面对孩子们的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而为了避免讨论这类问题的尴尬，不同于中国人“你是从河里捞出来的”、“你是在路边捡来的”等的策略，西方人的策略则是“鹤把你带给我们的。”这种习惯来自于一种想象――新生婴儿可以从烟囱进入房子。因此嘴里衔着一个包裹着婴儿的鹤的形象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流行文化。由于新生婴儿的眼皮、双眼之间、上嘴唇及脖颈后部有粉红色的斑，有时仍被称作“鹤咬”(stork bites)，但在事实上，这是发展静脉，并且很快会消失。 二是家族谱系。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繁衍子嗣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时家族系统的建立有利于同族间的相互帮衬。家族谱系代表着身份和等级的姓氏，有着庞大的家族，尤其是皇族和贵族血统。从共同抵御外敌的角度来说，同一家族的成员更容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同一家族的成员更容易相互扶持，并控制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从对外发展来看，处于同一等级上的家族，容易达到平衡和联合。从语言发展角度来看，由于英语是从古老法语中分化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古老法语pie de grue的意思是鹤脚，而英语pedigree的意思是血统，可以得出，在古代欧洲，鹤脚象征着家族谱系。 三是皈依者。宗教是欧洲的精神信仰，而某一特定的人或物会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成为宗教的形象或引领者。希伯来人认为鹤是“皈依者”，即一个虔诚的，敬神的、观察力敏锐的、公正的、善良的女人，实际上，鹤变成了犹太教哈希德(Hasid)运动的女性形象。因为虔诚的宗教教徒注意到鹤在自然界中的两个生存现象，一是，照顾幼小的鹤;一是在大火中，鹤会选择与巢一起被毁灭，而不是选择放弃它的巢。这两个生存现象符合宗教中对善良和虔诚的理解。 二、鹤的中性文化意蕴产生原因 从对欧洲地区鹤的文化意蕴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在欧洲，鹤的文化意蕴侧重于中性文化意蕴，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欧洲人的审美标准，二是欧洲的宗教信仰。 首先，欧洲对色彩过于鲜明的鸟类并没有多少好感。比如孔雀，中国人认为孑L雀开屏是喜庆吉祥的象征，所以人们常用来比喻美好的人或事物。但欧洲人认为孔雀行走时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头冠频频摆动，还不时开屏炫耀自己的美丽，这是骄傲、虚荣的表现，The AmericanHeritage Dictionary对peacock的第二个解释为：A vain person given to self-display;dandy(一个虚荣的，自我表现的人;爱穿着打扮的男人)。在欧洲文化中，孔雀被视为祸鸟。在中国象征着厄运的猫头鹰，在欧洲却是智慧的象征，勇敢和坚毅的化身，如Aswise as an owl(象猫头鹰一样聪明)。因此白躯黑颈红头冠的鹤，色彩并没有孔雀那般华丽，不会被加诸过多的贬义含义，也没有猫头鹰那般单调，不会被加诸过多的褒义含义，所有欧洲鹤的文化意象就主要是中性的文化意蕴。 其次，欧洲信仰脱胎于希伯来教的基督教，即犹太教，宣扬自我牺牲和信仰先知。迈蒙尼德在其所列犹太教信仰13信条中提出：“先知一切话语皆真实无误。摩西是最大的先知，其寓言是真实的。”明确地表达了犹太人的先知观。先知要求皈依者无条件追随。所以鹤的两种生存现象――照顾小鹤和与巢共存亡引起了教徒的注意，教徒们认为鹤的这两种行为符合宗教中对善良、自我牺牲和虔诚的理解，同时也符合皈依者的形象。 三、总结 通过对欧洲地区鹤的文化意蕴作出归类分析，主要是从感情色彩角度切入，一是褒义文化意蕴如美好愿望，贬义文化意蕴如厄运，中性文化意蕴如生殖、家族谱系、皈依者。其中，中性文化意蕴中含有更多的文化内容。因此对承载文化内容较多的中性文化意蕴做出了产生原因的分析，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是欧洲人对色彩的审美标准，二是欧洲人的宗教信仰。对比中国传统上的鹤文化，比如健康长寿、高尚品德、吉祥美好等侧重于褒义的文化意蕴，欧洲的鹤文化，更加客观，更侧重于中性的文化意蕴，更好的体现了文化的多层次性，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面对来自不同背景的外国学生，尤其在涉及到中国 传统文化 与西方文化相冲突时，有助于教师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教授文化词语，同时可以给外国学生扩充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促进文化上的传播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