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聚贤学术研究毕业论文

卫聚贤治史及考古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是延长历史年代,以商殷为原始社会及氏族社会分界点,再下为封建社会;二是主张中国文化源于东南沿海,而非传统的以单纯的由中原辐射而及四方的习说,认为南洋土族与吴越俱一民族,并从南京栖霞山、杭州古荡、余杭良渚、苏州石湖、金山卫戚家墩、常州奄城、湖州钱山漾、福建武平等处考古发掘论证黄河流域石器文化乃由东南沿海而来,且吴越民族与殷商、南洋土族俱同一渊源的支脉,这与现在的考古学界逐渐认同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之多元性、共生性结论相符;三是主张春秋战国之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即民族迁徙、商业贸易、遣使战争等使外来文化传播进来,更甚而主张《山海经》为印度随巢子之游记,因所记有非中国所有而为印度所有者;《穆天子传》则为中山国人之西游记;他还附和胡怀琛“墨翟印度人”之说。这些卫氏当时所论,多与常说相悖,因而亦颇受时论非议,有的学校甚至不允许学生在作文中引用其说,凡一引用皆以零分对待。而卫氏亦对传统学术多有不满,认为上古研究将神话当史实(即佞古),学者不相信考古资料(如章太炎)更不亲自参加考古;近代研究学者则又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研究范围和材料狭仄,他遂主张历史、考古、社会、民俗的综合研究,并着重从两方面下手,一边疑古辨伪,一边广为搜集一切可资利用的“材料”(门神、钱币、废纸、边地民族服装、官宦名裔物品等),但也对“疑古派”有所“修正”,即认为治学要求应为十分之七的证据、十分之二的议论、十分之一的标题,反对一味“疑古”,这与现在考古发掘和学术界的发展来看是有相契之处的。卫聚贤曾把其时中国历史学界分为“博学派”(即信古派,多为富家子弟所袭,甚少新鲜主张)、“严谨派”(常从小题目下手,而少大刀阔斧之作,此多落魄人家子弟)、“疑古派”及“建设派”(不满于现状的托古改制者流),其自称游移于后三派之中,究其原因乃环境使然云云。他继承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以为其所研究是为中国之前途服务,即“欲明了前途应走之大道,其法有三:一为历史的,即从历史上观察各演变之迹,由上古之事以推中古,由中古之事以推近古, 由近古之事以推现在,现在之事以求将来；一为环境的,世界各国现都走人那一条道,我国当然不能孤立,从其大多数走的道路中跟着走；一为本身的,本国的情形如何?人民的能力如何?所处的国际地位如何?走某一条道,是否走得通。假如从历史上指示我们应走某条道,世界各国也走某条道,我们的本身也能走到某条道, 三方面都走着某条道,是走某条道就无危险可言了”。于是治学方法,“欲求本身则在调查和统计,欲观环境则在翻译和考察,欲知历史则在考证与考古”,其既倡之,亦践履之。卫聚贤的治学方法也独具特色,其基本方法为统计法、比较文法、音韵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在当时被视为走野路子的学者。卫聚贤对历史统计学有较深入的研究和开创,著有《历史统计学》;比较文法之运用则如比较《山海经》、《墨子》,以为其文法与中国文法有异,由此判定非国人所著。卫聚贤开始从事研究历史之时,正处在时代大潮和考古新发现相挟之际,他敏感于风气递嬗,既得旧学之根蒂,又得新学之浸染,中国历史学的新旧杂糅集中于其身上,其人亦堪为百年中国历史学迁变的一个范本。可惜后来两岸隔绝,其人其说渐渐为人忘却,他的研究成果迄未有系统的整理和详实的评说。摘自：《文史月刊》2004年02期作者：散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