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500字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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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入WTO 后我国国际贸易必然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是否适应WTO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规定，冲破西方国家日益严格的环境壁垒，是真正改善我国贸易出口环境的关键所在。关键词：WTO 环境 国际贸易 环境壁垒 随着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困扰着全球。这使得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世贸组织（WTO）已将贸易和环境保护问题联系起来，并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规则。以共同解决这类问题。中国加入WTO后，必须全面履行成员国的义务，包括WTO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义务。在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过程中，如何适应WTO多边贸易体制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的协议，如何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绿色化的趋势，如何冲破西方发达国家日趋严格的环境技术壁垒，使我国国际贸易加速发展，是我国加入WTO后必须面对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WTO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内容 WTO在《贸易与环境的决议》以及《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等一系列工作报告和公告中多次指出：赞同和维护一个公平、公开、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为保护环境与促进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行动之间不应有、也不需要有任何政策上的抵触；WTO愿意在不超越多边贸易体制的权限下，协调贸易与环境保护中的各项政策。可以认为，这是WTO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指导原则。但WTO没有具体处理环境问题的协议，只是在如农产品协议、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总协定等与环境相关的规定。关贸总协定在第八次谈判乌拉圭回合中把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作为优先讨论的议题，于1994年4月达成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马拉喀什协议》。乌拉圭回合后，各国外贸部长又同意WTO开展贸易与环境的工作，在1995年WTO成立后即设立了贸易与环境专门委员会（CET），以强化WTO对贸易与环境的管理，并在WTO导言中包括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需要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世贸组织又制订了《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目前WTO涉及环境与贸易问题达成的较为具体的协议，它对其成员管制进口产品所遵循的原则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如动植物卫生检疫协议阐明，如果存在科学依据或当一成员认为高水准的保护合适时，可以实行或维持一种动植物卫生保护水平，并规定合适的保护水平应基于对周围环境、现有的科学依据、有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及特殊病虫害的流行所带来的风险评估。此外，该协议还规定，当成员处于疾病传播的危急时刻，但又缺乏科学依据时，允许该成员实施动植物卫生保护措施作为预防步骤。上述规定表明，WTO虽然倡导自由贸易，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类健康，对自由贸易可能引起的环境退化、污染传播等问题，通过协议的形式加强对其成员的管理，允许其成员采取相应的贸易限制等措施。同时，WTO又强调防止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实行贸易保护。《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就是为了发展国际贸易、确保技术规章、标准和认证程序不至于对贸易产生不必要的障碍而达成的。该协议认为，强制性的标准应以科学资料和证据为依据，应该基于国际通行的标准。如果由于地理、气候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成员不能使自己的强制性规定以国际标准为基础时，他们有义务以草案形式公布这些规定，让其成员生产商有机会提出意见等。为了防止设置环境技术标准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第5条第4款还作出规定，各成员在决定适当的动植物卫生检疫保护水平时，应当考虑到将对贸易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一目标；《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也要求成员确保其技术规定的制定和实施的形式不应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该协议还规定成员可以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实行“自愿标准”，但各成员的“自愿标准”不可相差太大，否则将对国际贸易带来麻烦。 因此，WTO鼓励各成员在资源允许的限度内，全面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 WTO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在管理环境与贸易问题上最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它的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协议也最具影响力，对遏制环境恶化、促进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世贸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各国设置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技术及绿色壁垒开辟了新的“灰色区域”。随着环保问题不断地提到各国发展的议程，各种名目繁多的环境管制措施必将对国际贸易在不同方面产生影响，从而引起双边或多边的贸易磨擦。由此可见，环境与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中国来说，了解世贸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规定及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环境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环境壁垒对国际经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制约了许多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产品的生产、贸易，相关国际市场将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有利于生态环保的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及贸易，绿色产业、绿色市场的蓬勃兴起，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迈进。因各国经济基础、环保形势、技术水平、程度的不同，绿色壁垒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影响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受到较大制约，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环保技术，拥有发达的环保产业，因而，对进口商品的环保要求较高，表现在环境技术标准的制定依据、环境技术指标、检测与评价方法都较为严格和苛刻，这就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构成了一种限制性较强的“绿色屏障”。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同样面临上述问题的影响。发达国家所设置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总量、出口市场范围、出口增长速度、出口成本、出口效益等已产生较大冲击，其对我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已远超过“反倾销”。受有关臭氧层保护公约规定的限制，我国已有约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被禁止生产和销售；仅国外绿色标志制度这一项，按我国1992年的出口数据就影响到40多亿美元的产品出口；我国因出口产品及包装达不到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而遭受的损失，1995年即达2000亿元左右。另外，外国通过出口或直接投资等渠道向我国大规模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这进一步恶化了我国生态环境，使许多产品(尤其是农副产品)的出口愈加困难。 我国多年来重经济增长速度、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在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改变。受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及收入水平、国民素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所限，我国绿色市场规模狭小、开发难度较大，绿色产业的发展步履艰难。因而，我国目前尚难以有效利用绿色壁垒对绿色产品贸易所提供的发展机遇。我国外贸出口所面临的传统贸易壁垒将会因加入WTO而有所降低、消除，外贸伙伴国对我国进行贸易限制会受到较多限制，我国的出口将有一定的增长。然而，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避免贸易条件恶化、保护国内产业等目的，其他国家仍会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绿色壁垒将会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而且，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身份因加入WTO后而有所改变，优惠、照顾将会减少，我国面临环境壁垒的更大挑战。自然，我国可根据WTO有关条款，通过有关机构来抵制绝对环境壁垒，但由于环保问题的复杂性与隐蔽性，这种保护作用将是有限的。我国也会因加入WTO而在国际绿色市场准入方面更加便捷，但我国利用这种机会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因而，至少在短期内我国外贸出口所受环境壁垒的负面影响并不会削弱，反而会更突出、更严重。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向国际环境标准靠拢、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环境竞争力、设法达到进口国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环保要求，是加入WTO后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环境的关键所在。 三、加快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的步伐，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环境竞争力 第一，加强环保立法与监督应在研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审查我国涉及外贸、外国投资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发展中国家对环境应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原则，清理与WTO相违背的规则，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鼓励实行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产品环境标准、生产过程环境标准和企业环境管理标准。国家环境保护部门、环境监测机构和环境研究机构应参与并帮助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解决与环境有关的情报、标准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 (1) 由于在对外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有大量政策法规的工作需要进行协调，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有关部委之间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特别是外经贸和环保以及质检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2) 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促使更多的企业积极加入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第三，积极实施ISO14000，加强环境认证和管理自1996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公布实施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标准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并推广实施，目前ISO14000正逐渐成为一种环境标准的国际语言迅速扩展到全球每一个国家。ISO14000系列标准主要包括环境管理标准、环境审核标准、环境标志标准、环境行为标准和产品寿命周期评价（LCA）标准。它要求企业采用与ISO9000系列标准相同的管理体系的方式建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来实现环境管理方针和环境目标，按计划、执行、检查、改善（PDCA循环）来实现管理的持续改进和循环上升，在产品设计的同时进行环境设计LCA，从产品的开发、设计、加工、制造、流通、使用、报废处理到再利用的全部过程进行评定，对每个环节活动进行资源分析、能源分析和环境影响分析。产品寿命周期评定方法使得产品在整个寿命期内能源与资源消耗少，对环境无污染或少污染，到产品报废时又不产生大量垃圾，能回收再利用的比重大，同时又能更好地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要求，提高开发、使用的效率，使资源配置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合理化。ISO14000系列标准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工艺”，从而减少污染降低了污染物的处理费用，同时资源的节约和回收再用降低了产品成本。 随着全球绿色浪潮的涌动和贸易自由化，企业的“绿色形象”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重要，这是我国众多企业推崇ISO14000的根本原因。目前，国际社会已制定了150多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各国制定的环保法规也越来越多。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14000系列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壁垒，它对那些信息不灵，行动迟缓的国家和组织造成实际上的贸易障碍。各发达国家对ISO14000系列标准持积极态度，同时以此为借口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要求。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受其控制的地位就必须迅速着手开展ISO14000的实施工作。从这一意义上说，ISO14000的认证是企业进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此外，通过实施ISO14000，还可以促进我国国内环境法规和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协调并缩小与进口国的环境法规、环境标准的差距。第四，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1) 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和谈判。密切注意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区域性组织在贸易与环境发展动向，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上及时调整国家的贸易政策法规。 (2)在世贸组织谈判中，积极推进制定专门的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协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要适应世贸组织的规则，更重要的是要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适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期望。第五，利用WTO的有关规则保护自己。WTO自创建以来，一直奉行利益均享的原则，即不论国家大小、贫富，经济和生活水平都应得到提高，应该照顾到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个原则同样体现在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上，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在建立WTO协议的序言中规定，为保护环境，允许“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响应的措施”。我们应该充分利用WTO的这种特殊规定，争取在制订环境标准时与发达国家有所差别，或分阶段进行，以延缓环境问题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冲击。综上可见，发展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既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关键在于如何及时、适当地调整我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趋利避害，变制约为促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入世后面临的新形势，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世贸组织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规定：《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技术贸易垒协议》，“国际经贸消息”2000年3月4日。 [2] GATT/WTO：《贸易与环境》施用海“国际经贸消息” [3]《WTO知识全书》任泉经济日报出版社。 [4]《环境与贸易》，叶汝求、曹风中、夏友富、金增林、程路连、杨昌举（2001），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5]《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汇编》，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编（1993）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6]《环境保护和对外贸易》，]陆穗峰（199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7]《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国家环境保护局（1995），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楼主，你自己摘点吧

给你点素材吧。当今中国经济热点：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危机下的国内经济。

首先是全球性的，全球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况，相关指标当然稳步上升，包括物价；其次是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处于全球经济范畴，而且二十多年的平稳快速增长，物价每年都有波动及上扬。 目前来讲，这种物价上涨还是正常的，而国家及政府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控以求经济能持续稳步发展下去。 2007物价上涨原因： 今年以来，3至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连续三个月超过3％，5月份为3．4％。7月份以来，北京、广州等地猪肉价格再次冲高。物价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发改委解读物价上涨三大原因 原因之一：国际市场价格的带动。由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等国家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对玉米、大豆等粮食需求量大幅增加。这导致国际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进而拉动了国内粮食价格上升，并影响到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价格。 原因之二：成本推动。近十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一直低位运行，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生猪等主要农产品现在的价格，多数低于十年前的水平，只有个别品种略高于十年前水平。但与此同时，种植养殖成本随着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大幅上升，所以，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 原因之三：供求结构失衡。由于去年上半年生猪价格跌到谷底，导致生猪存栏下降，去年下半年生猪价格开始进入周期性上涨阶段。部分地区出现的疫情，也加剧了生猪供应的紧张。 专家观点：加息无助调控物价抑制投资 在当前主要宏观统计变量（如CPI、货币总量、股票指数等）存在着诸多缺陷、甚至可能扭曲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的情况下，简单地将这些变量设定为宏观调控的目标，调控的效果多半是会受到影响的，加息也就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物价成关注热点 如何积极稳妥应对价格波动？ 首先需要认真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及时解决粮食和副食品生产、供应、价格方面出现的问题。 其次，要努力保持主要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基本稳定。综合运用控制出口、增加储备、加强监管等价格和财税措施稳定化肥价格。 第三，要加强价格监测分析，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范价格异常波动。 第四，妥善处理物价上涨对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注意把握好出台价格改革措施的时机和力度，审慎出台政府涨价项目。 “从涨价原因来分析，就可以看出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造成食品价格上涨原因是粮价上涨。而粮价上涨又与国际能源短缺有关”，由于国际能源短缺，国际油价持续走高，7月11日世界市场石油价格已突破每桶75美元，因此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在加快发展玉米加工乙醇产业，“粮变油”提升了粮食价格、饲料价格，对养猪、养鸡的成本有所影响，从而拉动了肉禽蛋的价格。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看来，猪肉价格上涨也有市场周期性调节的因素，因为去年同期国内猪肉价格非常低，最低时降到元/斤，影响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甚至开始宰杀母猪。因此，今年春节猪肉价格就开始上涨，而受猪本身生长周期的影响，预计到10月左右肉价就将趋于平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认为，肉禽及其制品和蛋类价格上涨是生猪疫病影响、以前养殖效益太低和当前养殖成本上涨较快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已出台鼓励政策，价格回落是可以预期的，而且蛋类价格已经出现了快速的回落。 “可见，食品价格上涨有一些特殊、短期的原因”，一方面受国际油价带来的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另一方面受市场周期因素作用，导致了今年食品价格走高。 而对于粮价，认为粮价上涨不值得担忧，虽然短期看会对城市低收入人群有些影响，但由于涨价不是因为粮食短缺，因而很容易调控，“粮价上升到一定幅度后会保持平稳，不会继续上涨”。

论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战略产业战略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哪些产业算是战略产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战略产业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民族产业”处于全面守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对民族产业不分轻重缓急一概保护当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政策要重视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关系到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部门，要由国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不能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垮台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 [6]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 [7]“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代发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我们的加油机编队（轰6）飞过天安门，多少人欢呼雀跃。懂行的人们，却为此而叹息、悲伤！新的世纪，我们会继续开放，能拿到的东西要拿，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无论如何要总结20年的教训，要转向自力更生为主，要以我为主，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别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就永远把你看成矮子。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转折关头，我们要弘扬正气，弘扬民族自尊自强，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气概，要用振兴民族产业、振兴战略产业的大义，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有限的，奋起自强才是出路。参考文献[1]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1998年。[2]冯飞：《“十五”产业政策要点：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国研网，2000年8月25日。[3] 赵英：《大国世纪》。关于超级产业：超级产业以国防产业为核心；需要巨大投入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产业组织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居主导地位；上什么产业，非单一的市场经济利润导向，要考虑综合国力和综合利益，进行综合选择，需要政府决策；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和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坎，是国家在世界大博弈中的战略工具。超级产业的国际合作也在迅速发展。“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转引自杨帆《大国间的产业竞争：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与定位》，《产经新闻》[4]王小强，1998。[5] 房宁，2001年。[6]马宾，1996年。[7]王小强，1998年。[8]丁宁宁，1999年。[9]科技部研究中心金履忠认为：关于我国技术开发的资金障碍的问题，普遍的情况是，自主开发所需费用比国外同等项目少得多。蜂窝式移动电话设备，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我们共花了7000万，不到他的2%。我国巨龙公司开发的04机（最早开发的程控交换机型），开发费用1000万元。国外同类设备开发费用1亿美元，我们是它的2%。长3 甲火箭。国防科工委宣布，开发费用只占国外的几十分之一。具体数字没有讲。羊绒分梳机，我们自己开发的费用，是从意大利进口价格他的1/10（人民日报）。国外汽车界说，开发一个车型要20亿美元。外国人用这个费用来吓唬我们。我们是自己吓唬自己。。我们的开发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第一是我有“后发优势”，即我们可以享受部分的技术扩散；第二是设备有一部分自己可以做。第三是人工费比国外低得多。一般的情况是国外花多少美元，我们就花多少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