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刘心武论文题目

我们课本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献你一束花》。读过这篇文章，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体操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的得了冠军，很多人问她喜欢什么？她看见花，就说是花。有一次，比赛失败了，人们都躲着她，只有服务员去安慰她。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我在很小就步入了音乐的世界。一开始就想考级，本来心情很放松，可是一进考场，我的心就象揣了一只小兔子一样乱跳。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考场，不管考没考上。吹到前面还好，可是一到后面就开始手忙脚乱，我一不小心就吹错了一小节。别人想我指了一下，让我下台。最后我没考上。我失落的回了家，妈妈知道了我的情况，就给了我一个野菊花，这个野菊花显然是经过了风雨。妈妈对我说：“你看这个野菊花就算风雨在强，也没有低下头。”我想了想，明白了妈妈的用意。只要我们把失败放到过去，胜利才属于未来。

上周末，我布置了一项作业，就是对第三单元的几篇课文进行备学，并完成两篇日记。 王宏基写了一篇读后感，是关于《献你一束花》的。日记中说：鲜花应该献给凯旋的英雄，那是对凯旋者的祝贺；鲜花也应献给失败者，那是对失败者的鼓励和支持，因为他们同样用尽汗水和努力。有这样一句话“当人看起来最不可爱的时候，是最需要爱的时候。”“爱”的中间是一个心字，就是用心感受别人，这才是爱。失败的女体操运动员此时此刻是最不可爱的时候，她最需要人的理解和关爱。机场的女服务员走进了失败的体操运动员的心里，在失败者最无助的时候，给予她力量，使她重新抬起头，我们也应该像这个机场的女服务员一样。 “当人看起来最不可爱的时候，是最需要爱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昨天下午，和孙校长谈了很久，听她讲了很多她当班主任的事情。虽然我没有从她的嘴里听到这句话，但是我从她的言谈话语中证实了这句话的力量。对一些很特殊的孩子，她把他们带回家里，一起吃，一起住，甚至还给这些孩子洗脚。这哪里是老师，分明是妈妈。正是因为走进了孩子的心里，所以孩子们的变化令所有的人吃惊。做老师，就要明察秋毫，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当孩子一千次摔倒了，要坚信他们能一千零一次的爬起来。 我是个很感性的人，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哭，一起笑，他们爱我，我爱他们。可是班里的李A到现在变化不大，他的反反复复让我对他失去了信心，我说他是扶不起的阿斗，告诉他再也不理他了。到今天为止，已经整整四天了，我没有搭理他，但是我还是很关注他，我想让他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那么聪明的一个孩子他应该懂得老师的心。明天就是周五了，我是不是该…… 今天中午我把王宏基日记中的这句话说给朋友们听，提醒她们该反思自己了。她们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是一种境界，根本就做不到。我不怪她们，我近五年不当班主任了，但是我还是很体谅这些做班主任的，最辛苦的就是她们。可是…… 我记得邹老师在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讲学校的理念，讲尊重讲平等，和邹老师谈话就像是在洗脑。王校长的教育理念也很好，他也总是关注学生的心灵，和他谈话收获也很大（我曾经听过他几次讲话，在网上也和他聊过）。但是，我感觉老师们的负担都太重了，所以有些事情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只想说：换个方式吧，这样，让我们大家的心里都会舒畅一些！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以《班主任》闻名文坛，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4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为刘心武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这种声誉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文学语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是一个“文学与政治与民众意愿这三种力量最协调最有成效的一次统一行动”的时代。（3）这部如今看起来十分粗糙的小说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不仅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时代呼声，而且它在呈现文革文化专制在宋宝琦、谢惠敏身上所造成的恶果时，不经意间把视角深入到人的性意识层面：那两个被坑害的孩子的精神创伤不约而同地表现为性蒙昧。但此时刘心武的主要意图是批判文革的文化专制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践踏，而宋、谢身上的性蒙昧的文化意义并没有成为刘心武关注的重心，这一点即使在被称为突破爱情题材禁区的《爱情的位置》中仍然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班主任》所涉及到的宋与谢的性蒙昧是不经意的，在1977-1978年间，刘心武在叙述爱情时既没有考虑到爱情描写的文学尺度，也没有涉及到爱情的本体。空泛的爱情只是被作为文学的武器以达到更为重大社会问题的提出。《爱情的位置》的主要目的显然是通过青工孟小羽与陆玉春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问题的答案最终在一个老革命者——冯姨那里得到了：“我认为，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风度的相互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作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段冗长的议论是小说的“题眼”，但它显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是集故事的讲述者、教育家和魔法师三者于一身的人，对于大作家来说，“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4）刘心武此时对爱情的关心只是为了达到了教育家的目的。他太热中于说教，因此就不是一个好的故事讲述者，更不是一个好的魔法师。这篇小说围绕着爱情的位置这一问题的解决去结构，既缺少必要的描写，也没有注意到小说所应有的故事因素，更不要说以魔法师的手腕去模仿生活。孟小羽这个人物缺少“人”的灵性，她的活动是在为上述理性化的答案提供论据。因此，《爱情的位置》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社会学论文。就如当时唐弢先生所指出的，刘心武所“喜欢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缺少文学的魅力。（5）除了文学上的缺失，爱情本身也并没有被作家所关注。正如小说题目所显示的，作家所关注的是爱情的“位置”，而不是爱情本身。在小说所给出的答案里，爱情位置的合法性是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事业的附庸。在这个答案里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匠心”。他不仅热情洋溢地让爱情与革命事业联姻，而且对于这一答案的给出方式也深思熟滤：它是由冯姨——一个老革命者（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从事过地下工作，奔赴延安、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打倒“四人帮”后复出，“有着波澜壮阔的生活经历”。）给出的。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富有意味的。一个老革命者在那个时代代表着权力话语，由她所给出的答案才具有合法性。既然爱情要靠革命事业来赋予合法性，那么，爱情就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这与爱情在现代意识中的“位置”显然是相背的。爱情在现代价值体系中被一再的赋予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代表着人对自我意识的认同。显然，历史还不太可能让孟小羽思考到这样的程度。她虽然是一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对于四人帮所造成的禁欲主义敢于大胆怀疑、对亚梅所代表的一些庸俗的爱情观念也敢于否定，但她对于爱情在革命者生活中的位置却不敢确定，一定要等到获得像冯姨这样的“优秀的革命者”赋予的合法性之后（冯姨说：“我觉得您和玉春的爱情是很美好的，你们大胆地相爱吧！”）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去爱。更不要说，通过爱情去确证现代人的“个性”身份了。孟小羽在困惑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外在的权威：“唉唉！如果有份《中国青年报》或者《中国青年》杂志，如果现在出版的报刊、书籍当中，能够有一批是指导年轻人怎样正确对待婚姻、爱情、家庭的，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即便亚梅并不读书、看报，我也可以向她推荐、转述，可是现在我却不能立时找到最有力量的论述和例子来说服她。”当她从冯姨哪里得到指导之后，甚至恳求着老一辈的革命者给他们以指导：“冯姨，您赶快把今天给我讲的这些写成书吧，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启发和指导呀！”因此他们这一代“思考者”注定是跛行者，他们不敢主动地“成为你自己”！不敢自己“抉择”。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不比谢惠敏走得更远。

1 昨日在报纸上得知“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即将出版”的消息，我在此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作为《红楼梦》的爱好者不但读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己卯、庚辰三种版本，也拜读了不少红学大家的学术著作，但心里始终有着一点遗憾，既然这么多年来已经在《红楼梦》上有了那么多的学术成果，甚至出版了据说是至今为止以《红楼梦》前八十回为内容最符合曹雪芹原笔原意的《石头记会真》。为什么就没有人续写一本最符合曹雪芹原笔原意的八十回后内容的《红楼梦》续书？于是我私下里也有了尝试续写《红楼梦》的想法，怎奈自己的红学和文学艺术修养功底浅薄，只能望洋兴叹，至今未敢动笔。 《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优秀文学作品，它展现了一幅既充满奇特想象又符合作者所在的历史真实的宏大生活画卷，能够让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此作者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也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 续写《红楼梦》更是一项有很高难度，很繁琐，很复杂的工程，需要涉及许多方面的充分准备。尽管脂砚斋、畸笏叟等对《红楼梦》的理解不完全等同于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对第六十四回、七十九回、八十回是否是曹雪芹所写还存在着争议。但续书时仍然要慎重的以曹雪芹前八十回的内容和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为依据。 刘心武先生对《红楼梦》的观点有一些我还不太认同，但他的这次续写倒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毕竟《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已经失传，看过它内容的人也早已仙逝，只留下了不连贯的只言片语供后人参考。所以续写《红楼梦》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相信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续写的内容会渐渐地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但是最终结果只能是无限接近于曹雪芹，而不能等同于曹雪芹。就是曹雪芹自己也说“谁解其中味？”，言下之意就是谁也不能真正完全理解其中味，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完全理解其中味！ 为防止误导读者认为刘心武先生续写的内容等同于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后的内容，建议出版社在书的封面和前言部分不要写误导性的文字，更不可将其与前八十回内容放在一起！ 2 种种迹象表明，刘心武续写《红楼梦》一事很可能会进入运作阶段。报纸上说，刘心武日前被问到是否会续写《红楼梦》时表示:“这是一个比创作性续写难度大得多的工程，网上已经有很多‘红迷’联名要求我来续写。出版社也多次向我约稿，我正在考虑中，也许会拼上一把老骨头试一试。”这种说法比较牛——“联名要求”、“多次约稿”、“拼上老命”，这岂不是说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了吗？现在不“续”，更待何时？也许一年半载之后，某家出版社推出的一百单八回《红楼梦》会挤上书架，只不过那个“政治阴谋家”高鹗已被清 除出局，书名之下印着金光闪闪的六个小字:曹雪芹、刘心武。您说这高鹗冤不冤——那么长时间挺过来横竖没事，万没想到21世纪的第6个年头还有个刘心武在这儿猫着。这下可好，刘作家一叫板，咣当一下，高鹗的署名权就没了。 刘心武能否续写《红楼梦》，网上正争论得热火朝天。反方说:狗尾续貂，续它做甚？正方说:高作家续得，刘作家就续不得？但所有这些，本人并不关心，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对于许多读者或观众来说，刘心武是跟《红楼梦》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去年的“百家讲坛”推出刘心武与《红楼梦》较劲，让他小小地火了一把。但是对于受过文学教育的人来说，刘心武却是一个文化英雄的重要符号。《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所有教材都会提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是刘心武凭着他的《班主任》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其后的《立体交叉桥》、《钟鼓楼》、《五一九长镜头》等等，篇篇都是关注现实、介入现实之作。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中有的篇子文学性可能乏善可陈(如《班主任》)，但它们毕竟参与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也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勇气。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英雄刘心武却迅速坠落。起先，他还念叨着“直面俗世”，但这个“直面”显得暧昧模糊——不是批判现实，而是琢磨着如何与现实握手言和；后来，据说他做过“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的诗梦，搞得文坛颇不宁静；再后来，很可能就开始钻研《红楼梦》了，遂有《秦可卿之死》、《妙玉之死》问世。结果，战场自然也就转移到了红学界。去年，他在“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梦》”，红学界大师小鬼纷纷出动，人人拎着狼牙棒，个个维护阐释权；今年，刘心武卷土重来，莫非是为了报那一箭之仇？我想，刘心武心里一定憋着气窝着火:小样儿，你们还别不服气，咱整出个一百单八回的《红楼梦》让你们开开眼，让你们瞧瞧什么是真功夫！估计红学界又有好戏唱了，大幕正徐徐拉开，舞台上刘心武威风八面、火眼金睛，甫一亮相，“红粉”们欢呼一片:乌拉！哇塞！ 这就是我们今天让人心醉神迷的文化景观。至于刘心武，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他还是一个悲剧英雄，90年代以来却成了一个喜剧明星或大众情人。以前，他是作家，他跟现实叫板；现在，他是专家，他跟经典较劲。从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文化英雄到考证、探逸的劳动模范，此种转变不能不让人深长思之。英国的鲍曼说，在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型中，知识分子也大撒把，全部由“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鲍曼的说法挺抽象，主要是他举例不够。如果把刘心武考虑进来，问题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我的研究生跟我谈起论文来，总是说不好选题，你们瞧，刘心武是不是很现成？题目也现成，就叫做《作为“阐释者”的刘专家PK“立法者”的刘作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盼着刘心武尽快找到“语感”，赶快把《红楼梦》续出来，届时没准儿我会买上一套琢磨琢磨。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先看看成熟阶段的刘心武是怎么回事，再往80年代瞅瞅，弄不好会有重大发现。至于他续写得是否成功，我就没必要瞎操心了吧。因为对我来说，续写只是一件次要的事情。作者：赵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