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小蕙论文范文资料

1990年代学者散文的内涵与审美特性

在小学6年级上册的书上有《怀念母亲》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 岁。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保存当时真实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当时的感情，我现在不加叙述，不作描绘，只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12月6日 近几天来，心情安定多了。以前我真觉得二年太长；同时，在这里无论衣食住行哪一方面都感到不舒服，所以这二年简直似乎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下来了。 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暂时引用这几段。实际上，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总之，我不想在国外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就心潮腾涌，惶惶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20世纪90年代骤然兴起的散文热.其实是散文文体自身特质与商业社会文化需求的一次历史性的际会.概而言之,原因有三:一是商业文化的多元需求使然;二是对极左路线话语权威的规避与消解;三是散文自身的文体特质具有承载这一使命的美学功能.学者散文的崛起。学者散文热潮的涌动是以一批被称为“老生代”的老一辈学者散文创作的“复活”为开端的。至90年代，以戏剧理论家余秋雨《文化苦旅》为标志，一大批“中生代”学人也开始加入学者散文创作的行列，他们的创作不仅紧跟“老生代”的步伐，而且加入了当今学人特有的心境和对社会人生的独到理解和体验，进一步丰富了学者散文写作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趋向。进人世纪之交，一批更年轻的“新生代”学人又为学者散文创作带来了更清新的空气有的论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领袖风骚”的就是学者散文，已经构成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表现特征之一”。学者散文的界定应从主体和文本表现形态特征这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学者散文的兴起既与学者散文主体的生存境遇发生巨大变化相关，又与散文体式本身特征相关；学者散文的题材取向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出现这种现象有其内在原因；学者散文在创作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非体验、非抒情、知性、叙述自由等诸种特征。

韩小蕙女士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高级编辑、著名作家。尽管她的这个“身份”是新闻界、文学界众所周知的，我仍然要在文章开头标明，因为我希望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可能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的人们都能够认识她，了解她，感知她，热爱她——在多少人忘却崇高，鄙视信仰，失去追求时，韩小蕙以她柔弱的双肩、手中的笔，始终坚持职业操守，坚持文人的良知，坚持人生真善美情怀。而且贵在“始终”，这是多么难得啊！ 不久前，韩小蕙获得了第六届韬奋新闻奖，这是她获得了众多文学奖项后，新闻界又给予她的肯定和崇高荣誉，她是当之无愧的！ (一) 新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演者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那里是书籍的宝库，是知识的圣殿，集中了无数人类的智慧的精华，她不仅是美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各国知识界文化人向往的地方。不要说在那发表演讲，即便是浏览一番、一睹她的丰采，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中美两国已经建交多年，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和频繁，但在 2003年9月20日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站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坛。台湾被联合国逐出后，在政治上难与大陆抗衡，就极力打出“文化牌”，多次妄图挤进该馆，但他们一次次碰壁，一次次空叹。 2003年9月20日，中国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空白”被一位女性打破了——她就是作家和记者韩小蕙。 这一天，由韩小蕙主编的《美国新生活方式丛书》经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被邀请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首发式。这是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美欧以及全世界的汉字出版物首次进入该馆举行的活动，实现了华人零的突破。作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第一人，韩小蕙向听众发表了题为《且听他们的慷慨悲歌》的演讲。演讲获得极大成功。在20分钟的时间里，在那金碧辉煌的大厅，回荡着韩小蕙舒缓而有节奏感的声音，传递着亲切而富有激情的语句，她借助文学的感染力，从世界大家庭讲到中美关系，从华人登陆美国150年的奋斗史，讲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从个人、家庭的生活，讲到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互动，声情并茂，娓娓道来。当最后一句“谢谢大家！”刚一结束，全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听众们原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编辑只会讲官话、套话，只会讲毫无个人色彩的“外交辞令”，没想到通篇演讲如此文学而个性化，具有如此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令他们惊奇和感动！ 演讲一结束，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化伟博士就走上讲台，激动地说：“我现在知道谁是老师了！”中国大使馆公使街参赞刘川生说：“讲演实在是太好了！感谢你为中国大陆争了光！我们多年跟台湾当局斗争，他们在政治上斗不过我们，就老是打文化牌，也拼命想往这里挤。现在，我们终于战胜了他们。” 回国后，韩小蕙《且听他们的慷慨悲歌》讲演词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迅速被《美文》、《散文选刊》以及美国华人爱国刊物《彼岸》等多家报刊转载，被中国散文学会向会员推荐，还被选入《2003年中国散文精选》一书，在新闻界和文学界产生极大反响，认为这是一篇爱国主义的宣言，同时又视角独特，富有文采，具有打动人心的美学魅力，既能让美国读者接受，又不失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立场。 (二) “文荟”聚集起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学人 “文荟”是光明日报的文学副刊，1991年创办，后来取代了该报创办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东风”副刊。多年来一直由韩小蕙担任主编。其间，人手不够时，就她一个人干，既是主编，也是编辑。在全国数不清的大小报纸中，栏目繁多，内容眼花缭乱，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越来越难有文学副刊的立足之地，文学越来越被冷落在一边。在屈指可数的几家文学副刊中，“文荟”是迄今仍然最活跃、最“文学”的副刊之一，早己成为作家、学者和仍然热爱文学的人们喜爱的版面，是他们展示新作、一吐心声的阵地，是他们须臾难离的精神家园。 为了做一个称职的副刊编辑，不辱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影响，韩小蕙真是殚精竭虑甚至可说是在玩命。副刊发表的文体以散文为主，韩小蕙过去钟情小说创作，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她是很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为了适应版面需要，取得与作家们对话的地位与资格，为了约到和编发一流的作品，她放弃了个人的小说创作，开始写起散文。这是她的初衷，孰料，日后却成就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要有稿件就要有“资源”，韩小蕙从“一无所有”做起，她采访了北京乃至全国上千位知名作家学者，并熟读他们的作品，逐步使自己成了一部活的“当代作家词典”。韩小蕙对待每一篇稿件都像对自己的文章一样字斟句酌，直至达到最满意的程度。著名随笔大家谷林先生曾有一篇《乱翻书》，韩小蕙给改成了《闲翻书》，一“乱”一“闲”，浮躁之气顿清，作者大喜，专门致信感谢，称她为“一字师”。韩小蕙还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想方设法扩大散文作者队伍。著名作家李国文原来只写小说，韩小蕙拉他写了第一篇散文《卖书记》，竟使他放弃小说转向散文，成为今日的随笔大家。为此李国文先生戏说“是韩小蕙教我的散文”，“我是被韩小蕙培养的散文新星”。 韩小蕙利用“文荟”这块阵地，创意、设计了一系列活动，都取得了骄人成绩。除行业报纸外，她在全国大报副刊最早推出“人类与自然”环保栏目。她曾发起“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活动，发动全国的学者巨擘们拿起这把触及灵魂的钥匙，打开了久锁的心扉。韩小蕙至今记得，她给季羡林先生的约稿信寄出3天以后就接到了厚厚的四千多字的稿件，题目就叫“赋得永久的悔”。面对当时就已是八十几岁老人一天之内写下的宝贵文字，韩小蕙感动不已;季先生随稿件信笺“出到人心里去了” 的夸赞，更给了她极大鼓舞。后来季羡林先生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就用了这文章题目作为书名。 从此，季老与韩小蕙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信任与友谊。老人是全国各家媒体都在追踪的大师，他的稿件实在是难得。但只要是韩小蕙约稿，季羡林先生总是会给她写。多少年来，不少人难以理解韩小蕙有什么“魔力”——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大师和名家写稿，能想要谁的稿有谁的稿，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他们哪里知道，韩小蕙背后付出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这种“回报”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她所做的一切感动了“上帝”！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同志曾在一次工作会上说：“我不知道光明日报的韩小蕙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建议大家去看看她办的副刊，研究一下她的经验。” 而韩小蕙自己总结说：“我把当编辑看成是修筑金字塔 ——基座是人生，需要用吃苦耐劳、敬业献身的砖石结结实实地垒砌，此以人品取胜；中腰是文学，需要借助缪斯女神邀八方神圣共同打制，此以情商取胜；塔顶是哲学，需要修炼大智慧才能到达凌绝之顶，此以天分取胜。成功的编辑=7分实干+2分才能+1分天分”。 韩小蕙的总结是真诚的，正是这一切，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臧克家、周汝昌、冯亦代、叶君健、冯至、荒煤、吴冠中、李国文、王蒙、邵燕祥、陆文夫、林斤澜、汪曾祺、叶楠、从维熙、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唐敏、刘心武、张洁、陈祖芬……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才团结在她的周围，成为她的铁杆支持者，为“文荟”增色，为“文荟”壮威，由此形成了“文荟”在全国报纸副刊中的地位！ (三) 用“心”写作，在新闻和文学中驰骋 韩小蕙是个尽心竭力的好编辑，但她内心深处是期望当个社会时政记者，以更好地实现她的人生目标：“我要求自己在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一个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己的倾吐表达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只是微尘一粒，毫不足道，他的价值在于：哪怕只拥有一点萤光，也尽可能地去照亮别人！” 韩小蕙毕竟是文化记者，她的目光更多地关注文坛，一再写出引领文坛局势的重头新闻。1990年，当纪实文学方兴未艾，“地摊文学”如火如荼，她就从种种现象中观察到散文潮正在悄悄涌动，最早发现了散文创作升温的态势，写出长篇综述《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向世人预言“90年代将是散文的年代”，该文为文学界、出版界传递了信息，直接推动了全国散文创作和出版热潮。以后每年一篇，韩小蕙对散文创作进行理论性述评，以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独特写法论述她的发现，逐渐成为散文界的风向标。上个世纪末，她发表了长篇理论力作《中国散文的八个问题》，再次震动文坛，最终荣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韩小蕙的散文研究和报道被写入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在新闻人中是十分罕见的。 韩小蕙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密切关注着文化环境，以犀利的笔锋涤荡着污浊。针对文学的低俗化，她最早写出《女性隐私文学悄然涌动》和《文学呼唤崇高》；针对一些作家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她顶住压力，屡次大声疾呼现实主义创作回归；针对全国纷纷削减文学副刊，她及时诘问《文学副刊缘何日渐清瘦》，此文受到中宣部重视，后委托新华社召开行业会议专题研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韩小蕙在干好编辑、记者工作之余，开始了至今已持续20年的散文创作。她将对人生的体验，心灵的感悟，命运的思考，历史的审视，社会的批判，都统统化作了散文语言，凝聚在一篇篇散文中，她的《悠悠心会》、《有话对你说》、《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问书》、《在兵马俑前的沉思》、《苏州街涅盘 》、《蒲甘落日》、《钻石并不恒久》……一篇篇有影响、被读者所喜爱的散文相继问世，不少作品被收入各种选刊、年度选本和各种散文选本，散文辞典，成为当代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韩小蕙的散文成就得到了文学界的尊重，她的文学地位也得到公认。“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奖”一共只评了包括张洁、铁凝在内的30人，只有3位散文家获奖，韩小蕙是其中之一。“冰心散文理论奖”8名获奖者中7人是男性、大学教授、评论家，韩小蕙又是仅有的1名女性散文家。多部《中国当代散文史》为她开辟了专门章节，给以很高评价。臧克家、季羡林、张中行、王蒙、张洁、贾平凹，张颐武等学者、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给韩小蕙以很高的评价和赞誉。 如今，韩小蕙已出版了45部文学书籍，基本都是散文集，她是中国作家协会资格审查专家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长年特聘《中国散文年度选》主编，还有其他社会职务。 韩小蕙始终保持着朴素健康开朗的心境，面对荣誉、地位、利益和各种诱惑，她看得淡如风影。她惟一看重的是手中的笔，透过那笔锋，流出的是她的责任，她的良知，她的道义，她的智慧，她挥洒自如地舞动着新闻和文学双刃剑，呼唤着真善美，鞭挞着假恶丑。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人心如何幻化，潮起潮落时，站在潮头有永远直面人生的韩小蕙！ (四) 柔弱的外表包裹着一颗坚强的灵魂 这些年来，韩小蕙一面是在新闻和文学领域纵横驰骋，一面是她的人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旅程，经受过精神的、肉体的煎熬。对于一位感情十分丰富敏感的知识女性而言，这就更为残酷！ 韩小蕙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由于精神的高下、思想的距离、追求的差异，不能不产生裂痕，在难以修补的情况下，她不得已选择分手。十几年前，一处房子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福利分房”时代，纵使你腰缠万贯，如果“单位”无房，也难觅栖身之地。但韩小蕙把房子留给了前夫。她领着幼女在深冬的寒风中挤进了父母家！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年轻妈妈还带着一个女儿！这需要怎样的大度，怎样的牺牲，怎样的坚强才能做到！每次我读韩小蕙当年写下的《无家可归》，都为她当年的处境而心酸，也会对她心怀的宽广而敬佩： “我拉着女儿的小手，在大街上流浪……我惟一的要求就是一套房子……女儿张开小手，搂住我的脖子，乖乖地靠在她的‘家’上，有我在，她就感到安全，感到温暖，感到甜蜜，感到幸福。我就是她的房子，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可以为她除去病灾，可以为她赶走黑暗的压迫和坏人的欺辱，可以为她创造一个人文意义上最温馨的家，可我们的家在哪呢？还有比房子更重要的精神家园！” 这就是韩小蕙！这些年，她独自把女儿培养成人，当年随妈妈“流浪”的小女，如今在英国著名学府深造。面对女儿今天的“辉煌”，一个曾经“无家可归”的单身女人，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啊！ 2000年夏，一场大病突然降临到韩小蕙头上，这不啻晴天霹雳！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时全被打乱。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冷静梳理自己的思绪，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场灾难，积极配合治疗，很快迈过了鬼门关。她仅仅休息了半年，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依如过去，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马虎，从没产生过很多人大病后的“顿悟”。但她毕竟是患过大病的人，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元的情况下就上班，一次竟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她爬起后，面对大家的关切，依然是“没事，没事” 。 2003年“非典”时期，她又一次面临生死的考验。中医、西医都给她开了3个月的假条，警告她不可出门：“你是免疫力低下者，白血球又偏低，要是感染上必死无疑！”可是当她听说年轻编辑不来了，副刊面临停刊的命运时，就冒着“死了就死了”的决心，戴着口罩，骑自行车上班，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还千方百计组织抗非典的一线报告文学和诗歌，一如既往地美化版面，使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大受感动，特意在大样上批示：“这不是凑合的版面，版式也是精心设计的”。 回望韩小蕙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是坚实和令人感动的，文坛因为有了她，多了一份绚烂的色彩，多了一份骄傲的资本，多了一份人生的范例！

永远的悔 ------季羡林 名誉、地位、幸福，对人生固然重要，但比起伟大的母亲又算得了什么！--------------------------------------------------------------------------------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己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於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兄弟三个，孤苦伶盯，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於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日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麽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於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祥，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信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仅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恐怕要成为永远的谜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黄的)，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建在。家境依然很好。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打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麽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己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於是就大块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灾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内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於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侍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於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拿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么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呵！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侯，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於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韩小蕙女士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高级编辑、著名作家。尽管她的这个“身份”是新闻界、文学界众所周知的，我仍然要在文章开头标明，因为我希望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可能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的人们都能够认识她，了解她，感知她，热爱她——在多少人忘却崇高，鄙视信仰，失去追求时，韩小蕙以她柔弱的双肩、手中的笔，始终坚持职业操守，坚持文人的良知，坚持人生真善美情怀。而且贵在“始终”，这是多么难得啊！不久前，韩小蕙获得了第六届韬奋新闻奖，这是她获得了众多文学奖项后，新闻界又给予她的肯定和崇高荣誉，她是当之无愧的！(一) 新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演者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那里是书籍的宝库，是知识的圣殿，集中了无数人类的智慧的精华，她不仅是美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各国知识界文化人向往的地方。不要说在那发表演讲，即便是浏览一番、一睹她的丰采，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中美两国已经建交多年，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和频繁，但在 2003年9月20日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站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坛。台湾被联合国逐出后，在政治上难与大陆抗衡，就极力打出“文化牌”，多次妄图挤进该馆，但他们一次次碰壁，一次次空叹。2003年9月20日，中国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空白”被一位女性打破了——她就是作家和记者韩小蕙。这一天，由韩小蕙主编的《美国新生活方式丛书》经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被邀请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首发式。这是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美欧以及全世界的汉字出版物首次进入该馆举行的活动，实现了华人零的突破。作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第一人，韩小蕙向听众发表了题为《且听他们的慷慨悲歌》的演讲。演讲获得极大成功。在20分钟的时间里，在那金碧辉煌的大厅，回荡着韩小蕙舒缓而有节奏感的声音，传递着亲切而富有激情的语句，她借助文学的感染力，从世界大家庭讲到中美关系，从华人登陆美国150年的奋斗史，讲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从个人、家庭的生活，讲到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互动，声情并茂，娓娓道来。当最后一句“谢谢大家！”刚一结束，全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听众们原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编辑只会讲官话、套话，只会讲毫无个人色彩的“外交辞令”，没想到通篇演讲如此文学而个性化，具有如此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令他们惊奇和感动！演讲一结束，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化伟博士就走上讲台，激动地说：“我现在知道谁是老师了！”中国大使馆公使街参赞刘川生说：“讲演实在是太好了！感谢你为中国大陆争了光！我们多年跟台湾当局斗争，他们在政治上斗不过我们，就老是打文化牌，也拼命想往这里挤。现在，我们终于战胜了他们。”回国后，韩小蕙《且听他们的慷慨悲歌》讲演词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迅速被《美文》、《散文选刊》以及美国华人爱国刊物《彼岸》等多家报刊转载，被中国散文学会向会员推荐，还被选入《2003年中国散文精选》一书，在新闻界和文学界产生极大反响，认为这是一篇爱国主义的宣言，同时又视角独特，富有文采，具有打动人心的美学魅力，既能让美国读者接受，又不失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立场。(二) “文荟”聚集起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学人“文荟”是光明日报的文学副刊，1991年创办，后来取代了该报创办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东风”副刊。多年来一直由韩小蕙担任主编。其间，人手不够时，就她一个人干，既是主编，也是编辑。在全国数不清的大小报纸中，栏目繁多，内容眼花缭乱，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越来越难有文学副刊的立足之地，文学越来越被冷落在一边。在屈指可数的几家文学副刊中，“文荟”是迄今仍然最活跃、最“文学”的副刊之一，早己成为作家、学者和仍然热爱文学的人们喜爱的版面，是他们展示新作、一吐心声的阵地，是他们须臾难离的精神家园。为了做一个称职的副刊编辑，不辱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影响，韩小蕙真是殚精竭虑甚至可说是在玩命。副刊发表的文体以散文为主，韩小蕙过去钟情小说创作，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她是很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为了适应版面需要，取得与作家们对话的地位与资格，为了约到和编发一流的作品，她放弃了个人的小说创作，开始写起散文。这是她的初衷，孰料，日后却成就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要有稿件就要有“资源”，韩小蕙从“一无所有”做起，她采访了北京乃至全国上千位知名作家学者，并熟读他们的作品，逐步使自己成了一部活的“当代作家词典”。韩小蕙对待每一篇稿件都像对自己的文章一样字斟句酌，直至达到最满意的程度。著名随笔大家谷林先生曾有一篇《乱翻书》，韩小蕙给改成了《闲翻书》，一“乱”一“闲”，浮躁之气顿清，作者大喜，专门致信感谢，称她为“一字师”。韩小蕙还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想方设法扩大散文作者队伍。著名作家李国文原来只写小说，韩小蕙拉他写了第一篇散文《卖书记》，竟使他放弃小说转向散文，成为今日的随笔大家。为此李国文先生戏说“是韩小蕙教我的散文”，“我是被韩小蕙培养的散文新星”。韩小蕙利用“文荟”这块阵地，创意、设计了一系列活动，都取得了骄人成绩。除行业报纸外，她在全国大报副刊最早推出“人类与自然”环保栏目。她曾发起“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活动，发动全国的学者巨擘们拿起这把触及灵魂的钥匙，打开了久锁的心扉。韩小蕙至今记得，她给季羡林先生的约稿信寄出3天以后就接到了厚厚的四千多字的稿件，题目就叫“赋得永久的悔”。面对当时就已是八十几岁老人一天之内写下的宝贵文字，韩小蕙感动不已;季先生随稿件信笺“出到人心里去了” 的夸赞，更给了她极大鼓舞。后来季羡林先生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就用了这文章题目作为书名。从此，季老与韩小蕙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信任与友谊。老人是全国各家媒体都在追踪的大师，他的稿件实在是难得。但只要是韩小蕙约稿，季羡林先生总是会给她写。多少年来，不少人难以理解韩小蕙有什么“魔力”——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大师和名家写稿，能想要谁的稿有谁的稿，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他们哪里知道，韩小蕙背后付出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这种“回报”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她所做的一切感动了“上帝”！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同志曾在一次工作会上说：“我不知道光明日报的韩小蕙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建议大家去看看她办的副刊，研究一下她的经验。”而韩小蕙自己总结说：“我把当编辑看成是修筑金字塔 ——基座是人生，需要用吃苦耐劳、敬业献身的砖石结结实实地垒砌，此以人品取胜；中腰是文学，需要借助缪斯女神邀八方神圣共同打制，此以情商取胜；塔顶是哲学，需要修炼大智慧才能到达凌绝之顶，此以天分取胜。成功的编辑=7分实干+2分才能+1分天分”。韩小蕙的总结是真诚的，正是这一切，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臧克家、周汝昌、冯亦代、叶君健、冯至、荒煤、吴冠中、李国文、王蒙、邵燕祥、陆文夫、林斤澜、汪曾祺、叶楠、从维熙、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唐敏、刘心武、张洁、陈祖芬……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才团结在她的周围，成为她的铁杆支持者，为“文荟”增色，为“文荟”壮威，由此形成了“文荟”在全国报纸副刊中的地位！(三) 用“心”写作，在新闻和文学中驰骋韩小蕙是个尽心竭力的好编辑，但她内心深处是期望当个社会时政记者，以更好地实现她的人生目标：“我要求自己在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一个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己的倾吐表达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只是微尘一粒，毫不足道，他的价值在于：哪怕只拥有一点萤光，也尽可能地去照亮别人！”韩小蕙毕竟是文化记者，她的目光更多地关注文坛，一再写出引领文坛局势的重头新闻。1990年，当纪实文学方兴未艾，“地摊文学”如火如荼，她就从种种现象中观察到散文潮正在悄悄涌动，最早发现了散文创作升温的态势，写出长篇综述《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向世人预言“90年代将是散文的年代”，该文为文学界、出版界传递了信息，直接推动了全国散文创作和出版热潮。以后每年一篇，韩小蕙对散文创作进行理论性述评，以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独特写法论述她的发现，逐渐成为散文界的风向标。上个世纪末，她发表了长篇理论力作《中国散文的八个问题》，再次震动文坛，最终荣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韩小蕙的散文研究和报道被写入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在新闻人中是十分罕见的。韩小蕙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密切关注着文化环境，以犀利的笔锋涤荡着污浊。针对文学的低俗化，她最早写出《女性隐私文学悄然涌动》和《文学呼唤崇高》；针对一些作家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她顶住压力，屡次大声疾呼现实主义创作回归；针对全国纷纷削减文学副刊，她及时诘问《文学副刊缘何日渐清瘦》，此文受到中宣部重视，后委托新华社召开行业会议专题研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韩小蕙在干好编辑、记者工作之余，开始了至今已持续20年的散文创作。她将对人生的体验，心灵的感悟，命运的思考，历史的审视，社会的批判，都统统化作了散文语言，凝聚在一篇篇散文中，她的《悠悠心会》、《有话对你说》、《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问书》、《在兵马俑前的沉思》、《苏州街涅盘 》、《蒲甘落日》、《钻石并不恒久》……一篇篇有影响、被读者所喜爱的散文相继问世，不少作品被收入各种选刊、年度选本和各种散文选本，散文辞典，成为当代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韩小蕙的散文成就得到了文学界的尊重，她的文学地位也得到公认。“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奖”一共只评了包括张洁、铁凝在内的30人，只有3位散文家获奖，韩小蕙是其中之一。“冰心散文理论奖”8名获奖者中7人是男性、大学教授、评论家，韩小蕙又是仅有的1名女性散文家。多部《中国当代散文史》为她开辟了专门章节，给以很高评价。臧克家、季羡林、张中行、王蒙、张洁、贾平凹，张颐武等学者、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给韩小蕙以很高的评价和赞誉。如今，韩小蕙已出版了45部文学书籍，基本都是散文集，她是中国作家协会资格审查专家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长年特聘《中国散文年度选》主编，还有其他社会职务。韩小蕙始终保持着朴素健康开朗的心境，面对荣誉、地位、利益和各种诱惑，她看得淡如风影。她惟一看重的是手中的笔，透过那笔锋，流出的是她的责任，她的良知，她的道义，她的智慧，她挥洒自如地舞动着新闻和文学双刃剑，呼唤着真善美，鞭挞着假恶丑。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人心如何幻化，潮起潮落时，站在潮头有永远直面人生的韩小蕙！(四) 柔弱的外表包裹着一颗坚强的灵魂这些年来，韩小蕙一面是在新闻和文学领域纵横驰骋，一面是她的人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旅程，经受过精神的、肉体的煎熬。对于一位感情十分丰富敏感的知识女性而言，这就更为残酷！韩小蕙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由于精神的高下、思想的距离、追求的差异，不能不产生裂痕，在难以修补的情况下，她不得已选择分手。十几年前，一处房子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福利分房”时代，纵使你腰缠万贯，如果“单位”无房，也难觅栖身之地。但韩小蕙把房子留给了前夫。她领着幼女在深冬的寒风中挤进了父母家！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年轻妈妈还带着一个女儿！这需要怎样的大度，怎样的牺牲，怎样的坚强才能做到！每次我读韩小蕙当年写下的《无家可归》，都为她当年的处境而心酸，也会对她心怀的宽广而敬佩： “我拉着女儿的小手，在大街上流浪……我惟一的要求就是一套房子……女儿张开小手，搂住我的脖子，乖乖地靠在她的‘家’上，有我在，她就感到安全，感到温暖，感到甜蜜，感到幸福。我就是她的房子，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可以为她除去病灾，可以为她赶走黑暗的压迫和坏人的欺辱，可以为她创造一个人文意义上最温馨的家，可我们的家在哪呢？还有比房子更重要的精神家园！”这就是韩小蕙！这些年，她独自把女儿培养成人，当年随妈妈“流浪”的小女，如今在英国著名学府深造。面对女儿今天的“辉煌”，一个曾经“无家可归”的单身女人，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啊！2000年夏，一场大病突然降临到韩小蕙头上，这不啻晴天霹雳！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时全被打乱。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冷静梳理自己的思绪，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场灾难，积极配合治疗，很快迈过了鬼门关。她仅仅休息了半年，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依如过去，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马虎，从没产生过很多人大病后的“顿悟”。但她毕竟是患过大病的人，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元的情况下就上班，一次竟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她爬起后，面对大家的关切，依然是“没事，没事” 。2003年“非典”时期，她又一次面临生死的考验。中医、西医都给她开了3个月的假条，警告她不可出门：“你是免疫力低下者，白血球又偏低，要是感染上必死无疑！”可是当她听说年轻编辑不来了，副刊面临停刊的命运时，就冒着“死了就死了”的决心，戴着口罩，骑自行车上班，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还千方百计组织抗非典的一线报告文学和诗歌，一如既往地美化版面，使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大受感动，特意在大样上批示：“这不是凑合的版面，版式也是精心设计的”。回望韩小蕙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是坚实和令人感动的，文坛因为有了她，多了一份绚烂的色彩，多了一份骄傲的资本，多了一份人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