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论文研究背景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对我国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思考 1 概述 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从整体上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而要搞好这两项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解决富余职工和破产企业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以及在改组、改制、资产重组过程中的企业兼并、破产等带来的大量失业,据多种资料的较为保守的估算,由此带来的失业约为2000万人左右。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显示,我国城镇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隐蔽性失业人数1995年就达3161万人左右。另外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5年底,我国在国有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就业人员为14408万人,而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待剥离的企业冗员要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以此推算,全国的城镇公有制经济单位要剥离出4000到5000万富余人员。又据有关部门按现有产业技术水平的保守测算也将产生2000到3000万富余人员;第二,据国家权威部门预测, 九五 ” 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将有5400万左右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同期我国城镇能安排的人数约为3800万左右, 2 目前导致我国失业压力大、失业人员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与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关。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很高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也多(我国在50年代至70年代,产生了近3亿 激增人口 ” ,对今天的失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它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而经济发展水平不很高从根本上决定了新增劳动力大大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从而不可能在短期内为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与我国在几十年内积累下来的矛盾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暴露和释放有关。我国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出于种种考虑,采取的是 低工资、高就业 ” 的方针,使企业内部富余人员长期积累下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一矛盾被 大锅饭 ” 掩盖了。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由面向政府转而面向市场,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也由粗放型向主要依靠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重视质量和品种、注重节约和挖潜及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内涵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种形势下,企业为了生存和竞争,必须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迫使企业对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自身就业存量结构进行调整,对历史积淀下来的大量富余人员进行剥离。企业要减人增效,不仅向劳动力市场排放富余人员,而且还要减少招人的数量。这样,过去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 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 的现象就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矛盾就在一个较短时间内迅速暴露和释放出来。 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有关。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改革后,在对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过去片面、畸形发展的一些产业部门必须压缩其过于庞大的生产能力,这样,就造成了这些部门的大量企业出现亏损、破产和倒闭,从而引起这些企业的失业人员猛增。同时,部分老工业基地资源面临枯竭或产业过于单一,结构转换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结构转换过程中,也要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如曾是我国重要煤炭基地的辽宁省阜新市,可采煤层已经告罄,使40万煤炭职工需要重新安置,素有 煤铁之城 ” 之称的本溪市也面临同样困境,统配煤矿需要全面转产,本钢在 九五 ” 期间将要减员1/4到1/3。 与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高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人类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在迅速发展。大量机械化、自动化机器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既使人类从过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解放了出来,同时,也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迅速提高,使传统产业部门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我国改革开放的近20年,也是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进步和提高的20年,在企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进步和提高的条件下,企业必然要尽可能地降低用人成本、减少就业岗位,从而,我国在较短时期内出现了大规模的 机器排挤工人 ” 的现象。再加上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 “ 抓大放小 ” 的改革战略的实施,在 “ 抓大 ” 过程中大量企业合并或者被兼并,使企业资本规模迅速扩大,这样,资本规模扩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失业增加的规律也在较短时间内表现了出来。 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部分城镇职工的就业、择业观念尚未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一个 包 ” 字,把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激发和调动了起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迅速出现(据有关专家采用工日计算法、经验计算法和人力单位计算法测算结果,目前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上是无序地拥进了城镇,与城镇劳动者竞争本来就不多的就业岗位。而与此同时,我国城镇的广大职工却尚未从过去的 大锅饭 ” 条件下所形成的就业、择业观念中解放出来,仍然不切实际地希望国家能为他们安排一个舒适轻松、报酬优厚、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从而,不愿意与拥进城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就业竞争。这样,他们一旦失业,就不可能较快地实现就业岗位的转换,从而,作为失业者在失业大军中滞留了下来。 与我国投资重点和产业政策的改革、对劳动力需求能力进一步降低有关。在 九五 ” 期间,我国投资将更多地集中于保证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讯和支柱产业以及科技、教育、国防、住房等方面的重点建设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都是投资大、用人少的行业和产业。这意味着新增就业岗位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增加,或单位资金投入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下降。 3 针对失业问题我们应采取的措施 失业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同时,由于必要、合理的失业能够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到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失业。我们所要做的,是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把我国的失业控制在一个合理、适度的程度内。 我们应当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加快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国有企业大面积的扭亏增盈。这样,既可以减少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人数,又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谈一谈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扩大企业家经营决策权同强化职工的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关系对企业的重要影响问题。我国在企业改革过程中,扩大企业家的经营决策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如何保证这种权力不被滥用却是任何人也不能回避并且在事实上也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国家、职工无法控制企业厂长(经理)的行为,再加之有很多人事实上没有经营管理能力甚至没有责任心,导致企业经营决策的失误并进一步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成为一种经常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在企业负责人权力膨胀甚至失控时,还往往导致腐败现象。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困难或破产倒闭企业,其负责人的责任是相当大的。这样,在企业职工对厂长(经理)的行为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却要让职工来承担下岗失业的风险和后果,是极不正常和极不应当的。因此,为了实现国有企业大面积的扭亏增盈,为了让企业职工的权力与承担的风险相对称,我们必须强化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与监督。 在解决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上,应当强化政府的作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讲应当建立就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政府管理体制,把就业问题纳入宏观调控政策和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合资合作项目管理体系中。具体来讲,政府作用的强化应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加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二是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各种免费的职业介绍机构,疏通就业信息,沟通就业渠道,并规范目前部分收费的私人职业介绍机构,坚决取缔那些存在欺行为的私人职业介绍机构;三是可考虑增加政府对失业劳动者进行再就业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各种行业、跨行业的就业培训和指导中心,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改进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调整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术结构;四是作为一种短期措施,可考虑在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的近2-3年内,由政府投资举办各种公共工程建设项目,以暂时缓解再就业的压力;五是可考虑帮助部分劳动者由失业问题较严重的老工业城市和地区向新的经济增长地带和城市实现地区迁移;六是作为一种短期措施,可考虑在近几年内适当限制富余劳动力向失业问题较严重的城镇和地区的无序、过量流入,以减少他们与城镇劳动力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 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大力发展 “ 劳动密集型 ” 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应当指出的是,在发展第三产业问题上,我国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据统计,在就业人数上比较,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中,几个国家的比重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56%,而我国仅为23%。在发展第三产业中,大力发展区街经济、社区经济等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方案。 大力发展弹性工作、非全日制工作、钟点工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以拓宽就业渠道 加大宣传力度。转变劳动者的择业、就业观念,使他们由目前相当部分人所持有的对就业期望值过高、不切实际地希望找到舒适轻松、报酬优厚、相对稳定的工作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增强就业、择业的竞争意识。同时,政府应对苦、脏、累、险等工作岗位实行必要的分配倾斜政策,如减免这些部门、行业的部分税收等,以吸引劳动者到这些部门、行业就业。 对下岗和失业劳动者进行劳动关系的清偿。众所周知,我国企业过去一直实行低工资的政策,在这种制度下的工资实际上仅是工人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其余部分连同工人在剩余劳动内创造的价值则形成了积累。可以说我国庞大的国有资产事实上是广大劳动者劳动的结晶。从理论上讲,这种劳动的结晶理应用于保证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从而进行劳动并获得劳动收入。我们在同许多下岗失业劳动者交谈时,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在企业工作多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我们老了,重新寻找工作的能力又有限,而企业亏损或破产倒闭,要我们自谋生路,那么过去的老帐应该怎样算?事实上这是对劳动关系明确提出的补偿要求。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绝不应当视之为无稽之谈而置之不理,在劳动者下岗失业时应当对他们进行劳动关系的清偿。具体办法可以采用一次性清算,如广东省实行的一次性 工龄买断 ” 的办法,也可以采用分期支付的办法;既可考虑用货币形式支付,也可考虑以国有资产的债权、股权甚至住房等非货币形式支付。或者在职工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将这部分资金适当集中建立一种基金,用于失业劳动者的培训、为失业者 自我雇佣 ” 的开业提供贷款或为他们到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等等。我们认为,实行这一办法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可以增强失业劳动者再就业的经济能力(如失业者可以使用这部分货币实现 自我雇佣 ” ,也可以使用这部分货币投资入股,在 “ 股份合作制 ” 企业实现再就业,等等);其次,可以解决部分下岗劳动者事实上已重新就业,但仍在原企业领取一定数量收入,企业的压力事实上并未减轻的 隐性失业 ” 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把这种对劳动关系的清偿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从理论上讲,这只是 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 。 增加失业保险基金数量,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规范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收缴比例过低(企业上缴部分及职工个人交纳部分合计只占工资总额的2%-3%),因此,应当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的收缴比例,特别是应当把交纳失业保险金通过法律程序规定下来,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应当交纳,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同时,也应当增加政府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投入力度(政府应当增加对失业保险基金投入力度的理论依据与上述关于对劳动关系清偿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应当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目前许多地方只对几种特殊类型的失业人员发放)。在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上,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基金时常被挪作他用的现象发生。 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劳动者从整体上看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大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只要我们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就一定能够把我国的失业控制在合理、必要的程度内,并发挥失业的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1 刘长明等.失业:需要重新透视的经济社会现象.新华文摘,1997(11):532 葛延风等.影响企业职工再就业的有关体制问题.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4):273 马轶民.国有企业改革与失业.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90):184 鲁士海.再就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85):305 国家计委课题组. 九五期间劳动就业形势与对策课题研究报告.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

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常爆发严重的失业问题，迟至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仍都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而我国近年的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虽然每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城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却不能有效地减少。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对策不仅仅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经济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迫切而棘手的现实任务。 为什么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作为研究工作者是否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调整一下视角。例如，失业问题的中外论著大多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单纯宏观分析及由此制订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从微观角度考察失业是否也是一条有价值的路径呢？宁光杰博士的论著《失业问题研究——一个微观分析框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微观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新凯恩斯学派。受此启发，作者认为，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也应该有微观基础。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丰富和发展既有的失业理论。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西方学界对失业进行微观分析的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完成。作者希望能够将已有关于失业微观分析的各种理论进行整理、补充，力图使之完整。更重要的是作者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般规律，从中提取对解决中国失业问题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那么，失业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本书强调微观分析可以是寻找失业的微观原因，例如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形成工资粘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失业。也可以是宏观原因的微观基础，例如总需求不足的微观基础是微观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单个工人的消费行为。更可以是微观主体对宏观变量变化的反应，例如当实行货币扩张政策时，企业如何根据预期调整价格和工资。 因此，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失业问题研究的微观分析框架，相信这种微观分析会使失业问题的解释更丰富、更清晰、更准确。但本书的分析及观点并不完全是结论性的，更多的是提供微观分析失业的一种思路，一个框架。强调微观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说微观分析可以解释失业问题的全部，我们仍不能忽视失业的宏观原因，微观分析必须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失业理论。 失业问题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失业的原因。本书的微观分析在前人形成的失业理论基础上进行，并有所发展、突破。在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假设前提下，作者分析了厂商和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及市场上的行为，包括工资确定和变动如何形成工资粘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为何不足，企业的技术选择以及各利益主体对技术变革的反应，企业与劳动者双方的寻找行为，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古典型失业、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型失业、结构性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等进行了解释。但又不仅限于此，该书的失业原因分析及对应的失业类型都不同于传统理论。例如古典型失业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工资过高，作者则认为是工资粘性。凯恩斯型失业只强调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作者的分析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厂商垄断。在第四章分析失业的结构性原因时，包括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工人技能不匹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内容。传统的摩擦性失业没有深入分析寻找成本的根源，作者认为寻找成本不仅来源于信息不充分，也来源于制度阻碍。 以传统失业类型为基础，本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企业内部工资的确定、投资需求、结构性原因和劳动力市场摩擦，且都围绕着工资展开。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工资水平高低如何与企业主利润最大化产生矛盾，如何与企业资本积累、投资需求以及技术选择相联系，如何影响消费需求，如何促使劳动者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流动，最终影响失业。以体现本书强调的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充分和制度阻碍。 由于信息不充分与企业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工资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供求，企业只能求助于数量调节劳动力，从而带来失业的变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市场结构都会影响企业的工资决策、投资需求、技术变动以及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充分与否、是否存在制度阻碍决定着摩擦性失业的多少。同时，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劳动力市场上都会出现协调失灵，即交易成本会使个人的理性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 这里的信息问题包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这里的制度是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进行生产，也包含一些非根本性的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既有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制度关系，也有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各自的制度关系（前者如厂商的垄断，后者如企业的局内人—局外人关系）。在这两大原因中，制度的影响又是更根本、更重要的。由于微观分析深入到企业内部，因而可以更透彻地看到：基本的制度关系（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对失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书在理论探索上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在对现实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并将对现实经济中失业问题的治理产生指导意义。 作者尤其关注失业的微观分析对解决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意义。因此在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都有专门的部分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而且是在微观上进行。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与微观主体行为是分不开的，例如国有企业的工资缺乏灵活性、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盲目性、企业技术选择与要素价格之间的错位、企业用工制度与下岗者的寻找摩擦等等。也就是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或国有企业改制等可以简单回答的。近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下岗、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成为困惑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的难题。这是否与微观行为有关呢？如果在企业雇佣行为和劳动者行为上进行协调、引导，就业会更加顺畅，失业率也会得到有效的下降。 在最后一章，作者综合地阐述了失业微观分析的政策含义及对中国的借鉴。失业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他提出的建议更多的是面向微观，如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引导，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市场中介的功能。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很重要，但必须取得微观主体的配合。这些观点都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国企改革因素，产权问题解决不好会带来微观投资的失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僵化的雇佣制度、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而推动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塑造微观主体的过程。 总之，本书在微观分析失业问题上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策上都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注重实证检验，例如对战后美国的失业率进行计量分析。 本书研究了基本的失业理论，并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失业现状。因而该书既有理论内涵，又贴近现实经济；既把握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的脉络，又注重解决中国失业问题。它是一本耐读的经济学专著，也是一本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书。 2006年，中国存在巨大的就业缺口，将有1400万需要工作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失业问题得不到缓解是否会引发社会动乱？是否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国家发改委关于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劳动力总量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将更趋严重。报告预测，2006年，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为2500万人。但是，预计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而需要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博士指出，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正在到来。他所说的第一次失业高峰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第二次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国企工人下岗。高辉清表示，当前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将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主要原因不仅是需要工作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而且面临产能过剩的严重局面。前几年在经济高涨中所形成的新增产能达到空前的规模，使得增加就业的工作更加困难。 *方觉：老百姓对失业问题已经麻木* 这一波凶猛的失业洪峰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应对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环境呢？对于这个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旅美独立评论人士方觉对记者表示，失业问题存在已久，老百姓对此已经麻木，不大可能因此而闹出大事。 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起码已经存在10年以上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但由于它存在的时间很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失业者或者潜在的失业者有一种麻木感了。” 曾经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经济工作的方觉表示，中国的失业问题一部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现像，比如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但方觉指出，还有一部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