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小说盛行毕业论文

世俗爱情婚姻悲剧小说犹如一把艳丽而不朽的钢刀插进所有人的心里，久久不能平复。由于传统婚姻观念之影响和封建礼法制度的制约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生活是畸形的，爱情活动从 婚姻家庭 向 秦楼楚馆 。 自汉代以来，中国文人在内心深处或轻或重地都有一种“相如情结”。这种“相如情结”，除了指仰慕司马相如之华彩辞章动天子的传奇经历外，更主要的是艳慕司马相如以才情动文君而得美妻，以及由此而展现的浪漫飘逸的风流人格。所以，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隐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文人的爱情理想——才子佳人。

✪ω✪ 由于传统婚姻观念之影响和封建礼法制度的制约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生活是畸形的，爱情活动从婚姻家庭向秦楼楚馆。但是，作为极富诗性的古代中国文人，其对爱情的理解和感悟，是至为深邃且极富诗意的。流传至今难以数计的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诗词文赋和戏曲小说，就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个性化的爱情感悟和独特的爱情理想。概括地说，古代中国人的理想爱情模式有两种：一是才子佳人式，二是英雄美人式。此种极富诗意精神的理想，又与爱情本身的诗意化、艺术化特定是若何符契的。

这里我们只谈论才子佳人式的理想爱情模式。追寻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则当源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追溯才子佳人爱情小说程式之渊源，则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较为集中的按照这种程式演绎爱情的，是唐代的传奇小说。尔后于明清之际，蔚为大宗，俨然成为数百年间人情小说的主流。这种理想的爱情模式其中特点之一就是： 一见钟情式，才色互动。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就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在之后的唐传奇中，更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如从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孔雀东南飞》到唐明皇与杨玉环的《长恨歌》，再从陆游与唐婉的“沈园二首”，绿珠与石崇的《绿珠传》，到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桃花扇》和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牡丹亭》……《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与霍小玉，《莺莺传》中的张生与崔莺莺，《柳氏传》中的韩翊与柳氏，《李娃传》中的郑生与李娃等等。这样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有很多，而大多数都是真实存在的，于是，我很好奇，是中国自古的文人过于悲情还是那样的社会只能发生以悲剧收尾的爱情和婚姻呢？是中国社会的男性造就的还是女性促成的？又或者是中国人的审美里对爱情不够宽容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那么，有关于这些文学作品里的女性角色都有什么爱情理想呢？这些爱情理想足以承载她们的希冀吗？

✪ω✪ 这么说吧，在中国女性的潜意识里，她们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含蓄的，比起外国女性的热情和奔放，中国女性就显得矜持多了，可如果仅凭借这一点就断言中国女性的爱情理想不够美好那么这无疑是一种粗鲁的思考方式。中国人的文化起源有几千年的历史，从中国自有了血缘观念，再有了“家”文化后，从有人口繁衍到如今的生生不息，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女性只是家的附属品，她们无法施展自己的爱情理想，她们是男人金钱权利及欲望的附庸，她们也是男权社会的竞争手段，如烽火戏诸侯的女主角褒姒、卧薪尝胆计谋里的西施、杀董卓的棋子貂蝉……亦是繁衍后代的生育工具， 如《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被休只是因为结婚二三年，无所出的原因——岂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的背后是多么的冷漠和自私，如此种种，悲剧只增不减。另外，中国受儒家的影响，男尊女卑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受孔夫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影响，中国人观念里的“女子难养也”也已深入其社会意识里不能剔除，可见其承载的不再是一句单纯的戏说。由于儒家文化厌弃妇女，以至于在婚姻恋爱的问题上，妇女没有选择的自由，封建正派强调的“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使得妇女们被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为此，爱情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很低，甚至被认为是次要的，深受儒家政治伦理文化思想的影响，爱情的功能被单一化，仅仅起到繁衍生息的作用，爱情也成为了中国女性怨怼和渴望抒发的永久话题。所以，才子佳人类小说的出世成为了中国文人争相模仿的一种主流创作模式也是不无道理的。

那么，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莺莺传》中崔莺莺的爱情理想。莺莺在未遇到张生之前，她所持有的唯一有关于未来的只有婚姻观——嫁给一个门户相当的人家，在一见钟情遇到张生后便不一样了，崔莺莺终于有了爱情憧憬。与其才色互动最终相爱，从此眼里都是他，孰不知张生可以以一首 《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的才与她相爱，却也能因及第高中的利而弃了她，那么从此二者再无交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爱过本没有什么错，但爱错了才可恨，张生是个负心汉，不爱后却还能大言不惭道：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遇合富贵，乘宠轿，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大言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明知这个男人会为了科考而始乱终弃，可是她还是爱了，她对张生的感情更像是飞蛾扑火一样。可想而知，崔莺莺终究是错付了半生。其实，崔莺莺的爱情理想很简单，有一人可以托付终身，从一而终，从此白头到老。但不同于林黛玉和杜丽娘，她爱上的是一个负心人，她的爱情向往只能是一场梦。后来，崔莺莺又嫁了人，张生也另娶他人。有次张生途经莺莺住处，请求以表兄的身份相见，崔莺莺却始终不肯相见，并赋诗两首—— “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弃我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张生去找她，当然不是为了旧情复燃，在我看来，更像是为了堵住世人的悠悠之口，为了扔掉负心汉的骂名，这里不乏做做样子的嫌疑。不过，崔莺莺闭门不见，自此也罢了。再来说崔莺莺其人，她在思想上始终未能彻底解脱社会、出身、教养给她的精神桎梏，在她的观念里，她觉得私下情好并不合乎礼法，。因而在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被抛弃之后，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所以，由此看来，崔莺莺的爱情只能是泡影，后来虽然嫁做人妇，可是婚姻和爱情终究不是一体的，她的爱情只能是束缚在封建牢笼里，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才子佳人的爱情理想，又建立在传统文人独具特色的诗性精神之上，而厚重的人文背景中，人们对于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总能持以一种宽容和庇护态度。以《西厢记》为例，从结果来看，它是以《莺莺传》为基础的经文学加工后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典范；但从内容来看，这又是中国文人塑造的窠臼之作。中国人骨子里的婚姻观念永远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利益捆绑才是一段有价值的婚姻，就如同当今商界的“捆绑销售”原则，利益最大化才是合作的基本准则，其余的条条框框都是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崔莺莺和张生就是因为彼此不受封建伦理接受的爱情威胁到了封建伦理观念里不可侵犯的婚姻利益才被百般阻挠，相爱的过程艰难无疑这里不多赘述。崔老夫人自然是爱女儿的，想要女儿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的过完下半生，所以她更看重的是郑尚书家的家族门楣相当，身份地位的相当。但在崔莺莺看来，郑尚书家只是她见惯了的俗世富有，完全不及张生带给自己的爱情甜蜜。尝过了蜂蜜又怎会再去吃糖，她的爱情意识已经被唤醒，反抗崔老夫人的举措是有道理的。再来看崔老夫人，崔老夫人的婚姻观念是中国传统大家长的一致发声，她的观念中的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寡淡的，麻木的，她认为爱情可有可无不会影响女儿的婚姻，她认为的女子幸福是结婚成家，相夫教子，恪守妇道，遵守“三纲五常”就够了，要有女子该有的德行举止，成为封建社会里的典型性妇女就好。崔老夫人不觉得自己的观念错在哪，因为她从小的观念就是如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当她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崔莺莺和张生的人时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观念并不意外，这才是才子佳人的发生的背景。如此，张生对莺莺的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是 崔老夫人不能够理解的，而莺莺的慨叹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崔老夫人就更不能明白。如此种种自然是她嗤之以鼻的。因为崔老夫人没有爱情需求，更何谈爱情理想呢？当然了，这是《西厢记》的叙事背景，没有大家长的反对才子佳人的爱情也不那么感人，就像是冲破了重重阻碍后涅槃重生一样，所以这一类小说都有一个叫做封建礼教的冲突与其争锋相对。也许像这样的故事《红楼梦》也不能免俗，虽然贾宝玉和林黛玉式的爱情中，林黛玉的才更胜于贾宝玉但大致的情节也万变不离其宗。客观点来讲，除去伦理观念里的束缚，林黛玉和贾宝玉其实也是成不了的，林黛玉的妹妹性格总是伤春悲秋，她对于爱情是一种执念，寄人篱下的孤女注定是会将她所有的希冀倾注于贾宝玉这样的爱情化身的身上，可是她还是太过天真，贵族公子的贾宝玉即便对她有爱情，在封建大家长的桎梏下一切也只不过是飞蛾扑火，调包计是最合适不过彼此的了，不是不敢爱，而是终究不能爱，爱得深只会更痛，社会和时代的背弃又岂能是林黛玉可以左右的，宝黛的木石前盟比不过玉钗的金玉良缘，就像那像极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的贾府荣衰一样，树倒猢狲散总有一落，爱情的高潮总有跌落的瞬间。林黛玉终究比不上有家族有背景的薛宝钗，要怪就只能怪那个社会的规则制定者都是没有爱情理想的。而林黛玉的母亲和她的父亲林如海又何尝不是这般苦楚呢。不受世人祝福的爱情终究是得不到成全的。这也算是才子佳人的一大失败案例。

当然也有成功了的爱情典例，只是这样的爱情都是经历过生死磨难的，比如《牡丹亭》。“中国式爱情”的关键点在于婚姻，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只要最后能结婚，时间久了也可以被伦理道德所接受，所以柳梦梅和杜丽娘经历了人鬼恋，被视为异端，但终因杜丽娘还魂为人，柳梦梅高中状元，二人受到皇帝赐婚才被接受为“才子佳人”美满婚姻的预演和铺垫。可是，细细看来，《牡丹亭》终究是那个社会里的“爱情乌托邦”，首先，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千金，不说别的，放在现下的社会里也是富家千金和穷小子的爱情故事，女强男弱的家境是中国人观念里最排斥的，那么在封建社会里，被人诟病也是情有可原的，杜宝希望女儿门当户对实属正常。可是一旦放在了戏剧中，一切就显得有可能性了，也只有在戏剧中杜丽娘才能尽情背叛那个社会的原则尽情地和柳梦梅相爱，柳梦梅也可以为了杜丽娘与其人鬼相恋，这一点也不奇诡相反被后人称颂，因为剧作表达的内容往往是大众心中的缺失。因为大多数者人没有成功的拥有爱情，所以《牡丹亭》的成功才会如此叫座。也正因此，才更能窥见中国人几千年的“封闭”使得他们对爱情婚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的执着。这就是说，《牡丹亭》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内心有所想有所渴望，才会寄以希冀，罗曼蒂克的爱情才是中国人最渴望的，尤其是对闺房之中的女性而言，那是她们的梦想。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没有什么，两人相爱在一起就好，不用计较和在乎家庭背景，但在那个旧时代里一切都是举步维艰，不是人人都可以像李清照和赵明诚般琴瑟相好，烹茶煮茗，吟诗作对悠悠几载。 这里，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和《牡丹亭》主人公爱情理想的对比来谈论其女性角色的爱情理想。

✪ω✪ 《牡丹亭》与《红楼梦》两部作品分别塑造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林黛玉与贾宝玉两对爱情叛逆者的形象，作品中描述的爱情，反映到男女主人公身上却又有着不同的爱情理想。杜丽娘和林黛玉她们有着相似的出身——都生活在被程朱理学束缚和菅杀正常感情与欲望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时代中。虽然都是官宦人家，遵从的均是儒家正统的思想，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林黛玉自幼丧母，所以她没有像杜丽娘这样的大家闺秀从母亲处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相反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她保持着纯真不羁，敢爱敢恨，目无下尘的性子，她用率真与锋芒抵御伤害，保持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 性格的不同导致她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大相径庭。

因此，《牡丹亭》细致的写出了杜丽娘青春觉醒后对婚姻自由的向往和大胆的追求。《红楼梦》中则写了林黛玉除了执着追求幸福纯洁的爱情外还蔑视功名富贵。从两位主人公的反抗精神来看，她们都反抗封建礼教，但从二者的爱情理想来看，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带有浓厚的夫贵妻荣的思想，而林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但《红楼梦》写林黛玉听女孩唱《牡丹亭》听到“心动神摇”，“心痛神痴”，因此黛玉的爱情不能说没有受到杜丽娘的影响。只不过她比杜丽娘爱的更刚烈。杜丽娘对柳梦梅是“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带有爱情生活的自主性，但她认为婚姻“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则不同，用 《葬花词》 的话来说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沟渠。” 斗争锋芒指向的不只是封建婚姻制度，更重要的是她厌恶那整个污浊如泥的社会，虽然寄人篱下，但也铿锵。

只能说，杜丽娘和林黛玉是有很大的共通点的，但是二者的爱情理想却大相径庭。不同于外国人大谈特谈爱情，中国人不将爱情的字眼挂在嘴上，他们所有有关爱情的描绘都是含蓄隽永的，一如他们的观念使得文学作品的表达更是如出一辙，所以他们寄托于文学作品中的爱情理想就多了些许的娟秀亦或是少许的叛逆。中国文学作品对女性角色平淡质朴的阐释，更像是一个从远处雾影中走出来的浣女，温婉贤淑的，是生活最本质的样子。秦观《鹊桥仙》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描述的可谓十足贴切了。

✪ω✪ 总之，爱情是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的人际情感，爱情的产生、发展和保持，与艺术创作之构思和写作的各个环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同一种题材类型的小说人们寄托的向往也是相似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就证明了这一观点。不去细说这类题材的小说的价值性，只单纯的来谈论其主题是爱情这一点，就是值得我们谈论一二的。

参考文献 【1】汪文学.《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理想探源》【J】.寻根.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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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产生，原因颇为复杂，概括而言，主要是三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第一，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创作心态有密切关系。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文人，有的可以飞黄腾达，有的则时命不偶，功名无望，心灰意冷，于是借小说寄托感慨，求得精神安慰。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就表明了他的这种创作意识。他说自己“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故不得已而写小说。“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烟水散人在《女才子书》“崔淑引”中以无限感慨：“世之熙熙攘攘，劳形毕露于功名富贵之间者，何一非梦？”这种由社会环境造成的作家的落魄无聊、迷惘困惑，是他们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要心理因素。第二，明末文化思潮对作家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多为下层文人，他们受明末汤显祖“真情”观、冯梦龙“情教”说影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有几分反感，其婚姻爱情观中有某些尊重个性、要求自由的进步成分。如《飞花咏》作者提出了“男女从来存大欲，况于才美复多情”的情欲观，《定情人》也肯定了“人生大欲，男女一般”，这种思想和审美情感，迎合了广大市民的感情需求，这是才子佳人小说崛起的思想原因。第三，章回小说经过明代的发展，清初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体裁， 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此外，《金瓶梅》作为文人的独立创作，以现实生活中的市井人情为题材，对才子佳人小说具有强大的启示作用。；鲁迅将两者统称为“人情小说”，称才子佳人小说是“学步”《金瓶梅》而产生的“异流”，揭示了两者的传承关系。 具体来说，从当时的文学创作风气和此前的流行文本中可以概括一下原因：首先，才子佳人小说是作为淫风炽盛的晚明小说的反拨而出现的。素政堂主人在《玉娇梨叙》中说：世于男女悦慕，动称风流。……盖郎挟异才，女矜殊色，甚至郎兼女色，女擅郎才，故其逅遇作合，为人欣羡，始成佳话耳。……小说家艳风流之名，凡涉男女悦慕，即实其人其事以当之，遂令无赖市儿泛情，闾妇得与郑、卫并传。……每欲痛发其义，维挽淫风，……以一洗淫污之气，使世知风流有真，非一妄男女所得浪称也，何其快哉！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看，正是晚明小说的写实之风走火入魔陷入淫滥，才反向激起了才子佳人小说对“佳话”式浪漫传奇爱情的抒写。已然腻于晚明情欲写实小说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清新的爱情故事自然产生新鲜感，故而这派小说得以迅速流行。其次，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形式的新颖和变幻，也是其流行的重要原因。作为“佳话”，必然是“大团圆”结局，这限定了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只能在故事的曲折方面做文章。其“千部共一套”之毁即缘于此。但既然人人都知道这种小说的“千部一套”——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它必然是才子与佳人的圆满结局的情形之下，为什么还会喜爱它从而使之风行一时呢？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普洛普的“母题”论认为，“母题”是有限的，但是，同一母题可以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叙事形式，因此，不是故事“写什么”，而是故事“怎么写”——叙事形式的变幻，构成了小说的吸引力和审美最主要的因素。清初的江南，对文学形式的探讨风气颇盛，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著名小说评点大家，都非常关注小说的叙事形式问题。才子佳人小说承袭清初重形式的文风而来，总是制造一系列的曲折、巧合来增强故事的传奇性，设置一连串的误会、小人作乱、机缘倒错来让读者的心弦跟着小说主人翁的命运一起沉浮，从而增强读者审美感受的时长和深度，实现其审美效果。而且，在既定的“大团圆”结局模式之下，才子佳人小说发展出了“排障叙事模式”、“对称性叙事模式”、“故事套故事叙事模式”等众多的叙事模式，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形式创作手法。当然，在既定的“大团圆”模式之下，其叙事形式再怎么变幻，也无法走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尴尬，再加上后来这派小说由于数量众多所导致的形式过度重复，遂有“千部一套”之讥。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其后来之失，就连其开创之功也一起否定。最后，新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盛行的很关键的原因。任何一种小说，其核心都离不开人物典型的塑造。才子佳人小说之成功恰在于塑造了一群新型且颇典型的女性形象。如《玉娇梨》中的白红玉、卢梦梨，《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冷绛雪，《金云翘传》中的王翠翘等，她们都有着超乎男人的智慧和才能。与晚明写实小说中女性处于“性奴隶”的地位相比，她们都是纯洁爱情的主动追求者。与历代小说中女性的命运总是受制于男性相比，她们不仅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且还能支配男性。正是因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能力和才华都远远超出了男性的女性形象，这才使得它能够广为流播。当然，不容否认的是，由于这派小说不能对新型人物进行生动细腻的塑造，“千人一面”，从而逐渐失却了吸引力，并最终导致这派小说成为反面艺术典型。这是令人遗憾的。

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 2004-10-01 14:47:09 光明日报 邱江宁 自曹雪芹批评“千部共出一套”后，才子佳人小说一时成为反面艺术创作典型，由此，它曾经的辉煌历史也变得模糊，不为人们所熟知，这大大影响了人们对它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评价。其实，曹雪芹要在《红楼梦》中大力地批评才子佳人小说，就说明它曾经很有影响力，因此，描述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情况很有必要。 这一小说创作类型盛行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盛行海内外。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典型代表作《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以及《金云翘传》等作品，在当时已经风行海内外，其版本数量之多、流行范围之广、流行时间之长，实令人惊讶。 以版本数量论，《玉娇梨》小说现存的版本大约有46种、《平山冷燕》大约有45种，《好逑传》大约有23种，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小说版本数量不相上下。 而且这些小说还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好逑传》在“外国特有名，远胜于其在中国”。它早在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已有不完整的译稿带到英国，1761年（乾隆二十二年）有完整英译本，比《玉娇梨》（1821年）、《平山冷燕》（1860年）的最早译本要早得多。它的译本有英、法、荷、德、日文等30多种。《玉娇梨》曾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歌德、黑格尔还曾颇为欣赏地提到过这本小说。《金云翘传》，从现在保存的版本情况看，大冢秀高氏《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编录有六种，但是，这部小说出现一百多年后，被出使中国的越南作家阮攸见到，并将其改编为越南喃传《金云翘传》，以后这部小说成为世界名著，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日文、捷克文、中文等多国文字。 第二，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以《平山冷燕》小说阅读情况为例，可以发现，它的读者有各个层次的人：1、学者。清初著名学者何焯曾将自己的诗比作“《平山冷燕》体”，在《与某人书》中，他说：“仆诗何足道，《梅花》诸咏，《平山冷燕》体，乃蒙称说，惶愧！”从这条资料可以推测出多条信息，a、何焯本人看过且较熟悉《平山冷燕》；b、何焯通信的对象也看过《平山冷燕》；c、当时有所谓“平山冷燕体”说法；d、高级知识分子中，有欣赏、阅读《平山冷燕》的人，且读者还不在少数。2、作家：王羌特的小说《孤山再梦》中，钱雨林曰：“前看《平山冷燕》，其中白燕诗尽好，以为无人再赓。我二人今日，亦以白燕为题，各作一首，看比旧诗何如？”这条资料首先表明，小说作家看过《平山冷燕》；同时这条资料还可能暗示，当时像钱雨林这样的一般的读书人都熟悉《平山冷燕》小说，《平山冷燕》小说的内容可以作为普通的谈话背景。再如静恬主人“金石缘序”云：“如《情梦柝》、《玉楼春》、《玉娇梨》、《平山冷燕》诸小说，脍炙人口，由来已久，……”。松林居士在评价《二度梅奇说》中云：“小说最著者《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之类，……”3、批评者：刘廷矶《在园杂志》中云“近日之小说，若《平山冷燕》、《情梦柝》、《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等类，佳人才子，慕色慕才，……”。4、普通读者，现存“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藏本”第十二回评语中说，“予向阅诸小言，味都嚼蜡，今始见‘四才子’，异而评之。第恨妾生较晚，不及细为点缀耳。”这位评点者可能是位女性，这说明这类小说在当时有相当多的女性读者。 第三，有创作大家以及作家群出现。由于《玉娇梨》、《平山冷燕》两部作品在出版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的创作者天花藏主人又创作了如《定情人》、《两交婚》、《飞花咏》、《画图缘》、《赛红丝》、《锦疑团》、《麟儿报》、《玉支玑》等一系列才子佳人小说作品。从大冢秀高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资料看，《麟儿报》现存版本11种，《画图缘》7种，《两交婚》6种，《玉支玑》6种，这些作品和数据可以说明这位天花藏主人不凡的创作能力和市场号召力，堪称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大家。 在当时，除了天花藏主人这位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大家之外，还出现了像槜李烟水散人、惠水安阳酒民、吴中佩蘅子、渭滨笠夫、南岳道人、云阳嗤嗤道人、烟霞散人、烟霞逸士、鶡冠史者、苏庵主人、名教中人、樵云山人、步月主人、龙邱白云道人、白云道人、惜花主人、古吴素庵主人等作家，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作品出现时间大约都在清顺治末年到清康熙初年，大多数作品也都出现在江南一带。而且这些作家以及作品有些与天花藏主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题曰青心才人编次的《金云翘传》，有天花藏主人偶题的序言；题曰“烟霞散人”撰的《幻中真》，有天花藏主人的序；《画图缘》，有天花藏主人的序言，又有版本题“步月主人订”，等等。 除这些留下姓名的作家之外，还有大量作品不题撰人，这些无名氏的创作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上面的资料可以推测，当时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出现了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作家的作家群。 第四，有大量作品出现。从现存才子佳人小说作品来看，大约有将近百部作品，而顺、康间较为集中地出现的且比较典型的作品有将近30余部，除上述的天花藏主人的11部作品以及《金云翘传》、《好逑传》之外，还有槜李烟水散人的《女开科传》、《合浦珠》、《鸳鸯配》、《明月台》；鶡冠史者的《春柳莺》；吴中佩蘅子的《吴江雪》；惠水安阳酒民的《情梦柝》、龙邱白云道人《玉楼春》；渭滨笠夫的《孤山再梦》、烟霞散人的《凤凰池》；白云道人的《赛花铃》、惜花散人批评的《宛如约》、南岳道人的《蝴蝶媒》、云阳嗤嗤道人的《五凤吟》、烟霞逸士的《巧联珠》；苏庵主人的《绣屏缘》；古吴素庵主人的《锦香亭》，等等。 才子佳人小说曾经这样辉煌兴盛，自然有它的一定可取之处，但是，这种可取之处并不能掩盖其创作包括其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所存在的致命缺点，再加上大量作品的重复、陈袭，所以才子佳人小说最终成为艺术创作的反面典型也就在所难免了。（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