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学报金成波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我国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基本政策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遗留问题。符合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伟大促进，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武力，造福于民，造福于子孙。中国共产党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国内，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的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两岸存有共识与合作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经过几年酝酿，1982年1月，邓小平针对台湾问题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后来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对台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运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

作者：王雅君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3年08期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3)02-0031-04 一 目前国内认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20年来的认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认识论的 研究重在主—客体关系中恢复和彻底贯彻主体性原则，充分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内涵 ；90年代初，认识论研究主要转为对主观主义的防范，强调客观性较多；90年代中期以 来，认识论研究力图突破以往以主客对立为前提的认识论范式，开始关注生活世界，阐 明生活世界的认识论意蕴，以实现认识论研究的现代转向。但这种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 的广泛回应和普遍接受。 近代的认识论研究，在一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框架中进行，它容易 导致两个弊端：其一，过分强调客体的客观必然性，忽视主体的存在意义。这种客观主 义、自然主义的立场，在认识论上必然走向“独断论”。其二，过分强调主体的主观能 动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强调人对自然征服的技术理性主义立场。这种片面强调 主体、忽视客体的客观存在，在认识论上必然走向“唯我论”。 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而不是哲学思维方式。 以科学思维方式解决哲学认识论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上的错误是导致上述弊端出现的最 根本的原因，此乃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普遍共识。丹西在《当代认识论导论》中指出： “当代哲学研究包括哲学解释学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思和批判自然科学方法在哲学 中的运用，主张哲学研究应当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因而，认清科学思维方式 的局限，有助于我们解决哲学认识论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科学思维方式由于主要以概念范畴认识事物，而概念范畴既有其规定性，同时 亦有其限制性，因而不可能表达形而上学对象的无限性。以任何一种知识概念来表述一 个无限的对象都是不可能的，其结果不是将无限的对象限制为有限的对象，就是将有限 的对象误当作无限的对象。 其次，科学思维方式由于以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为基础和前提，它无法超越主客体之间 的相互制约或者深入到两者共同的本源处，并由此而通达形而上学的对象。从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差别出发去谋求两者的同一，不仅不可能真正实现科学知识所要求的同一性， 而且就连认识赖以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亦即认识主体自身的可能性也是未经证明的。 这种认识方式不可能像人们曾经以为的那样可以获得绝对的真理，它不是人类理性惟一 的、全部的或根本的认识方式。近代西方人们摆脱了神的信仰却又陷入了对实验自然科 学的信仰，获得自由的理性又重新受制于经验的自然科学。随着西学渐进，这种科学思 维方式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再次，科学思维方式试图用严密精确性的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具有开放性、相关性、超 验性的人类社会现象，超出了它的有效使用范围。科学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效益 ，取得的非凡成就，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及改造和利用的确卓有成效，但它对人生、信仰 、伦理道德、价值和情感等问题无能为力。由于形而上学的对象与科学知识的对象并不 在一个层面上，这种科学思维方式不仅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理想不可能实现，而且以 衡量科学知识的标准来衡量形而上学也是不恰当的。 最后，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对待自然存在物的态度或方式，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只是人 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或手段，而不是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或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 的目的所在。哲学家们将科学思维方式塑造成了一种“科学世界观”，其结果就是使原 本只是工具或手段的科学变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就使得科学 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控制，造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种生存危机。人类文明遭遇的所谓 科技社会的异化问题并非源于科学本身，而在于我们对科学思维方式的误用。 二 从主体间性出发理解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主体间性理论是现代西方哲学反对近代认识论范式，即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避免“唯我论”的困境而实现向现代哲学转向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对于主体间性概念 及理论的认识，学术界有许多种不同的见解，大都集中表现为与主体—客体结构相并列 的主体—主体结构方面的认识。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思想与存在、自我与对象 的内在同一的可能性问题。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认识论问题的解决也就成为 枉然。从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从本体论生存论的角度探讨主体间性的内在含义，正是本 文试图解决此问题的出发点。 (一)主体间性的本体论生存论内涵 哲学研究的世界归根到底都与人本身的存在密切相关。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却是由人的存在而获得意义与价值的世界，它 相对于人而存在。它的状况如何?怎样呈现?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这些均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人的存在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对象的外部世界的状况是从外在的方面 体现了人本身的存在状况。主体间性理论所凸显的正是人的原本的生存境况。 人的生存有两个最基本的维度：自在性与自为性。所谓自在性，就是给定的、被规定 的维度。在自在的维度中，人是其所是，人要融入对象之中，深切感受自己的对象，在 对象中确证自己的存在。所谓自为性，就是超越、自我规定的维度。在自为的维度中， 人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的“应是”，人要创造自己的对象，使对象消融在人自身之 内，在人的活动中得到确证。这是人的本性而无须证明的。但在现实中二者经常处于分 离的状态。当人们忽视和抹杀人的自为性，将其同化到人的自在性时，人的生存就成了 给定的生存，人的生存境界就是自在的、追求合规律的存在。当人们忽视和抹杀人的自 在性，将其同化到人的自为性时，人的生存就成了超越性的存在，人的生存境界就是自 为的、追求合目的性的存在。当人们克服了自在性与自为性的二元对立，从自在自为即 自在性与自为性的内在同一出发处理人的生存时，人的生存境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时自在性不再是脱离、抹杀自为性的独立自在的存在，自为性也不再是脱离、抹杀自 在性的独立自为的存在。 从自在自为的人的生存境况出发理解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对象必然是属人的对象。当 自我被对象规定时，就是人的自我规定。自我既不被对象规定，也不规定对象；既被对 象规定，又规定对象。自我不仅是合规律性的存在，而且是合目的性的存在，是合目的 性合规律性的存在。自我也必然是属于对象的自我。当自我进行创造时，创造对象就是 对象的自我创造。对象既不是规定自我的合规律性存在，也不是被自我规定的合目的性 存在，而是既规定自我又被自我规定的存在。对象具有了合规律性的合目的性的形式。 [1] 主体间性是自我与对象内在同一的生存境界，是人类对自我的“终极关怀”。只有在 人的本体论生存论活动、即给定性与超越性内在同一的自在自为活动中，自我与对象才 能达到无遮蔽的敞开的澄明之境，自我与对象才不会是异化的存在，这才是“生活世界 ”中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其一，我是自在自为的。一方面，自我是自在的，具有直接 的给定性，自我是直接的实体，在任何自我中都包含着决定自我的对象，是以自我的形 式存在的对象；另一方面，自我又是自为的，具有自我超越性。自我自由创造自己的对 象，自我又是主体，任何对象中都包含着创造对象的自我，是以对象形式存在的自我； 自我是自在自为的，既作为被创造的被给定的对象，又作为进行创造的主体存在，是在 创造对象的同时进行自我创造的存在。这时，自我指向对象，就是指向创造对象的自我 本身，就是自我创造的自我通过对象而实现的自身回归；自我走进对象，就是回归自身 ，对象不是与自我相互外在的存在，而是与自我内在同一的存在。其二，对象也是自在 自为的。一方面，对象是自在的，即作为被自我创造的对象而存在，对象是直接的实体 ，对象中包含着创造对象的自我，就是以对象形式而存在的自我；另一方面，对象又是 自为的，对象是主体，对象自我超越、自由创造指向对象的自我，自我中包含着创造自 我的对象，就是以自我形式而存在的对象。对象是自在自为的，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既 是被创造的也是进行创造的存在。当自我指向对象时，就是决定自我的对象通过自我而 实现的自身回归。对象走向自我，并不是走进一个异己的存在，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园。自在自为的对象就是通过自我不断显现，不断生成的对象。[2] 这种从本体论生存论视域理解的主体间性理论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 自我与对象的交互主体关系，把人与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不是看作相 互外在、彼此分离，而是看成相互生成、内在同一，即对象是自我的对象，自我是对象 的自我，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无法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它不是把对象看作是脱 离自我而独立自足的存在，以自我符合于对象，追求客观的合规律性；也不是把自我看 作是脱离对象而独立自足的存在，以对象符合自我的意志、追求主观的合目的性。在这 种生存状态中，人与物、人与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都是内在同一、相互交融 而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这就消解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科学思维模式在形而上学中的误 用，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哲学思维方式。 这种主体间性的思想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也早有体现，只是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 局限，而没有得到深入挖掘与阐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劳 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生产活动就是人的类生活”[3-1]。“正是实践创造 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才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 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 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 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2]对实践中所包含的主 体间性思想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从单纯地只把实践看成是认识论及全部认识活动的基础 ，转向实践具有认识论的本体论生存论地位的确立。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主—客体相互外在的同一为其预设的前提，主体间性思维方式 是以自我与对象相互内在的同一为其出发点。但哲学是追根问底的，必然要追问自我与 对象内在同一的可能性问题。如果从人的某一特定的活动领域出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自我与对象的内在同一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悬置人的活动的具体方面，而从人的本 体论生存论活动中，也就是在使人成为人的活动中，才能寻求到答案。海德格尔认为， 人的存在是比人对自己的反思性推论更具源始性的事实，人的存在才是人的意识的根基 。 (二)主体间性的认识论意义 1.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解决认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使认识论有了本体论生存论的根基。 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的进步与发展依赖于认识论的进步与发展。现代 哲学转向的困难就在于认识论的转向尚未突破。哲学思维方式是人类思想成果的最集中 的体现，它不同于科学思维方式，而是以理论的形式表达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 所谓哲学变革其实质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以一种现代主体间性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传 统的抽象的类主体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科学思维方式，无疑有助于目前近代哲学实现向现 代哲学的转向。 2.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哲学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及人的生存，哲学从天上 回到了人间，重新成为人类的朋友。 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西方哲学普遍都遵循着“哲学第一范式”的原则，从感性中 具体的东西追问到理性中抽象的东西，以普遍性概念为事物之根底，以主体—客体对立 的思维模式为前提追根问底，在追求永恒的、不属人的绝对和普遍的世界本原的过程中 ，哲学丧失了其本性，也就失去了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意义支撑的资格，哲学越来越变 得“敌视人”了，它追求的是死了的、静止的世界，而不是生动鲜活的人的“生活世界 ”。海德格尔认为，对世界的理论认识只是人在世的一种派生模式，主、客体的对立仅 仅发生在反思的水平上，而不是我们直接经验到的一种基本的事实。因此，传统认识论 采用科学思维方式着力于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对真正的世界视而不见，它就不能以一种 存在论的方式去解释“外在世界”，从而世界也就难以被正确地领悟为此在的一个结构 性因素。的确，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它同时也是内 在于人的生存活动、构成人的本性所不可或缺的外在条件，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 自然界称作人的“无机的身体”。把世界看成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 命题，而恰恰是把世界由一个僵死的抽象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3.主体间性思想在我国哲学界引起的广泛讨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为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架起一座桥引。 主体间性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缺乏，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人 合一”、“仁学”、“观鱼之乐”等。这也是我国许多学界人士认为中国并不缺乏主体 间性的一个理由。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所包含的主体间性思想都由于没 有建立在人的生存实践的基础之上，缺乏实践的品格，故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 理论及实践问题，但是，这毕竟给中西哲学理论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基础。 4.由主体性认识论向主体间性认识论的转向不仅可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解决认识 论研究中及社会实践中许多难以突破的问题，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可以提供 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蕴含的主体间性思想缺乏理解 ，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突破性进展，致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 ，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贴近生活，指导生活，恢复哲学的本性，重新为人类安身 立命提供意义支撑。 5.主体间性理论的提出，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利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于促进世界和平，解决全球面临的人 性危机与生态危机大有益处。 目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们都不可避免要进行交往，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宽容是顺利 交往的第一步。人类的生存现在面临着诸多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在目前显得尤为 突出。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与自然，是许多国家尤其在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时 不可避免的抉择。 总之，主体间性认识论不是一种求真、求知的认识论，它不以论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有 效性为己任，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存在论生存论的角度为人类提供一种交互主体 的生存境界，一种本真的原初的无蔽的世界。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中倍受关注的主体间性 思想，我们在吸收、借鉴时不能过于盲目，必须结合哲学理论自身及时代文化的发展， 有所选择，运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分析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思想，在克服我国认 识论研究中的“唯我论”及“独断论”弊端时，也达到对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所 体现的抽象性、先验性的克服。 收稿日期：2003-03-01 作者介绍：哈尔滨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王雅君(1965-)，女，黑龙江密山人，哈尔滨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摘要】 阐述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分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生态的影响,认为将生态思想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有助于生态思想的贯彻,使生态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缓解生态危机,最终有助于生态危机得到有效地治愈。作为政治灵魂之尊的政治伦理更应该将生态思维纳入其中。

【关键词】 政治伦理;生态伦理;政治生态主义

生态问题走到危机的地步不仅仅只是意识领域的问题,也不应该将反思与改革只限于经济领域、技术领域,还应该将这种反思的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

一、狭隘的民族主义

(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历史

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一种自我肯定和钟爱,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和推崇。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文艺复兴后,伴随着早期商业贸易的开始,民族主义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在这个历史浪潮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无疑成为民族主义的时代主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间的斗争,更是民族主义这一历史元素的猛烈涌现。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必然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利主体,民族主义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先进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的顺利发展扫除了障碍,英、法正是在此阶段完成了工业革命;狭隘民族主义在推动种族平等方面功不可没,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就是极好一例。狭隘民族主义的变种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化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使各国政府关注、扶持规模庞大的民族企业以与他国竞争,这使垄断成为可能,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狭隘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推动了科技的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

(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根源

1.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在16世纪兴起,并在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占居支配地位。机械自然观是指一种单纯用古典力学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观点。首先,机械自然观以一种片面、机械、静止思维方式来看自然,把自然简化为由基本粒子组成的机器。自然界的事物是可以分解成许多基本粒子的事物,了解这些事物可以通过分解的方法,即将事物分解到最基本的层次,通过对这些基本粒子的把握来掌握这个事物的整体。这种思维是一种简单性思维,简性思维有助于掌握事物,更容易造成对事物的忽视与低估而对自己的能力无限高估。其次,自然这部机器的运动与规律由外在理智控制。机械自然观认为事物运动变化都是由外部原因造成,这种观点客观上形成了人对自然的态度: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人与自然敌对的观念开始蔓延。

2.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是上述观念的逻辑结果或者说是对前者的回应。伴随着机械自然观的确立,自然不再具有生命,不再得到上帝的荫护,在人们的眼中,不过是一架通过力学方式推动的巨大机器。自然观在支持科技万能论的同时,也助长了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无需对任何非人的存在心怀敬畏之情,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的征途上一往无前。科技之光驱散了关于自然的蒙昧与困惑,增强了人类征服、改造并进而控制自然的信心,机械自然观则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其结果是,人类愈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也就愈危险地导致几乎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

3.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对自己民族的一种极端盲目的肯定,以及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捍卫自己权益的努力。这种盲目性、极端性就是一种片面、静止、孤立的世界观的体现,实质上是机械世界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民族主义体现的是排他性,采取的手段是对抗与斗争,目的是消灭对方的同时保存自己或强大自己,国家间的矛盾与战争就是例证。这种思维贯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为了自己的需要,人类以自己为中心对自然界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掠夺与瓜分。

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自然看作一部人类可以制造可以掌控的简单的机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政治伦理中的体现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政治伦理思想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维护了这种观念的至尊地位,这种理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人类如何去认识自然和开发自然,却没有告诉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生态的影响

首先,在处理民族矛盾时,狭隘民族主义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战争与剥削是民族冲突的表现与解决手段,民族之间冲突与矛盾最终转嫁到了环境中。战争的爆发对环境造成直接破坏,无论哪一方是战争的胜利者,面对环境的破坏,战争的双方都是失败者,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毁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最终是全人类的灾难。民族之间的剥削最终是人对自然的剥削,生物中心主义者阿提菲尔德就指出,“在等级金字塔中,每一个较高等级的利益集团和阶层都从下一等级中获益。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从状况更为恶劣的第三世界穷人中获益。他们的生活从其他生物的交往中获益:驯养的动物被用来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经常因它们的皮毛、肉而被猎捕;森林也因人们对木材和农场的需要而被摧毁……强权体系从人际关系扩散到了种际关系”。由此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最终转嫁到了人对环境的剥削上。

其次,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标准:速度与数量。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惯于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来衡量发展,发展被简化为财富的增长,这种发展只以单纯的经济指标为增长目标。能源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成为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产物,形成了发展的悖论:经济越发展人类的生存就越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中。这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前提的发展模式,既不关心自然,也不关心人自身,造成了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

最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态度。生态系统有自组织和自调节的能力,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灾难才不至于频繁发生,生态系统的这种特殊性使得生态危机的影响也具有蝴蝶效应。生态危机的解决不在个人层面,不在集体层面,在国家层面,即全人类的层面。现实中,国与国之间的不合作态度使得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举步维艰,京都议定书的尴尬就在于此。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政治理念不仅难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支持,其理念也不能完全与环保理念相协调。批判中构建新的政治伦理不仅成为必然,也成为可能。

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伦理的生态转向

(一)树立生态观

1.机械观向生态观转变。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机械世界观,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克服旧的世界观的同时树立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生态世界观。整体观、有机观以及人与自然平等而和谐的关系是生态世界观的核心要素,政治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更应该将生态观应纳入政治伦理的体系中。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政治伦理有其自身的特定的结构,包括政治道德意识、政治道德规范、政治道德活动。生态观的纳入就是要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贯彻到政治道德的意识、规范和活动中。

2.生态世界观要求政治道德规范应该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政治道德规范的主客体应该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传统的政治道德规范只涉及人伦的领域,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是政治伦理的主要调节对象,生态观的纳入就是要在此基础上让人类与自然,国家与自然,公民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其中一部分。除了对主客体范围的扩展,政治道德规范的内容也应该有质的转变,政治道德规范的评价标准应该以是否符合生态规律为标准,生态标准的确立是政治道德体系生态转向的有效之举。

(二)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

1.树立世界主义价值观。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生活在那个国家,基于共同的人性,都属于一个人类共同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各位重要的事实。在世界主义看来,所有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伦理联系。家庭、国家和人类都是我们认同和忠诚的对象。既是特定的国家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既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成员负有义务,也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成员负有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保护人类共享的地球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都应当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环境保护。

2.树立生态正义观。正义范畴是一般伦理学的主要范畴 ,特别是政治伦理学的主要范畴。传统的正义观是社会的“平衡器”,生态正义观是将正义概念扩大到对自然本身、自然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将权利的概念扩大到自然实体和过程,确立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生存的权利。生态正义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应该站在全面、均衡、公平、公正的高度认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等社会关系,用理性、求实和正义的原则审视生态文明和生态道德,最大程度地避免生态危机,构建和谐、公正、真善美的生态观。生态正义观的确立,意味着人类自我认识的再次升华,意味着人类将选择在地球上可持续的生活范式。

3.全球合作态度。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和公害性要求我们超越姓“资”、姓“社”的思维惯性,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要求以合作的态度来联手解决世界性的生态危机。2009年全球国际生态安全合作年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全球生态合作的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首任主席兼总干事蒋明君博士指出,全球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需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遭遇空前的生态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和污染、森林植被破坏、生物失去多样性、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传染病流行、城市交通拥挤和基础设施落后等。这些问题,只有合作,才能发展,才能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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