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史论文参考文献

引言：   “《受威胁的凶手》是马格利特最大、最具有戏剧性的作品之一。马格利特是一战前流行犯罪小说系列Fantômas的粉丝，他将根据这一系列所拍摄的电影The Murderous Corpse中使用的两名侦探角色分布在门两侧的构图框架借用在作品之中。”——这是刨除某些历史因素后对《受威胁的凶手》最为直接且客观的评价，然而这对我们理解这幅画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对我们的某些想象进行了限制。

将《受威胁的凶手》不附带任何说明地、单独地展示给对艺术历史不甚了解的同学欣赏，我得到了此类人群中关于这幅作品较高层次的两类认识。

在众多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中，马格利特的作品具有极强的戏剧性。这直接导致了首次观察《受威胁的凶手》时多数人会产生众多疑问，这些疑问大多集中在五处：景深靠后处出现的三个并排头像、左右两名侦探手持的物件、房内站立的人盯着留声机喇叭的姿势、房内裸女的死亡场景以及景深靠后处是画还是风景。

将画面中的人物都绘制成自己的模样是马格利特的惯用手法，在《受威胁的凶手》这一作品中同样如此。在一定的提示下，我得到了关于这种手法的一种主观认知：画家在同一幅画中描述了自己内心的不同状态。这几乎是我接收到的关于这幅画最高层次的认知，令人深思的是这来自于一个对西方艺术史一窍不通的工科专业大学生。

为什么“在同一幅画中描述自己内心的不同状态”这种主观认知是最高层的？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解析《受威胁的凶手》这幅画的范围，让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一些约束。

“他和达利不同，他不以绘画表现个人的困惑或幻想；他作品的特色是智慧，讽刺，还有一种机智论辩的精神，而非自我披露。”——这种极具主观意味的说法，不管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如何，由于其对于艺术创作者本身状况的忽视，应当被归属于思辨主义的范畴。艺术需要体现人文关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家群体对人文关怀的具体内容有着差异化的理解，而同一时期在艺术家群体内部也有着表达方式的分化，然而当我们带有目的性地去审视自艺术诞生以来人类的各种创造作品，艺术家表达自我的强烈倾向将满溢于被审视的作品中。这一规律在绘画艺术中同样存在：从画家到画作，有一条普遍存在的联系纽带，那就是“表述自我”。

“他将突兀，不合理的物体并列，同时营造一种安静，近似恍惚的气氛，借此表达他对神秘世界的感觉。”艺术手法是艺术家表达自己内心想法所借用的位于当时人类社会认知水平之内的工具之一，而艺术派别的分类则大多依据艺术家在画作中所体现的主要艺术手法，作为超现实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马格利特运用“不合理”这一要素来达到自己表现戏剧性的目的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进一步的思考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画家想要表现的戏剧性代表着什么？很显然戏剧性并不是画家想要表达的最终内容，而只是最终内容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显然有着符合普适规律的固有性质——一个猜测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所谓的“最终内容”也有着符合普适规律的固有性质，并且这种性质很可能是它的根本性质。

超现实主义革命要在怀疑现有的一切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力图重现新型的社会关系 [1] ，将马格利特的作品放置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的大环境中，确实能够发现其成为思想革命的倾向，静态地理解这种倾向是狭隘的，那么这种倾向是如何产生，如何体现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又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呢？

“我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了思想”——如果说马格利特的所有自画像都用不同的方式尝试了对自我的解读 [2] ，那么对他的其他拥有自我特征的画作的分析也应该加入“表达自我”的部分。画家作为艺术领域某些必要能力的掌握者，他们的创作过程一定包含着对画作的观察者将要产生的思考的思考。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地触发了画家对自己作品的反思，这种反思像一把剑一样笔直地指向画家的自我审视过程。这是思想的固有属性，因此也是艺术创作的固有属性。

非逻辑的、荒诞不经的观念或对梦的记忆被用来将人的心理世界用梦的经验表达出来 [3] 。艺术创作是一种潜意识的释放，除了佛洛依德所认为的性本能外，人类对自我审视的欲望也存在于潜意识中。这种欲望的释放在各类艺术派别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超现实主义摒弃理性意识及日常思维的表达方式更是不加掩饰地将其释放出来。

由上所述，在“自我审视”的认识基础上分析《受威胁的凶手》，马格利特创造的奇幻的场景有其表达自我的指向性意义。这里仅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多种解释之一：凶杀案场景表达画家内心恶的倾向，凶手代表画家内心施恶并对恶无动于衷的部分自我，并排人头代表画家内心客观审视的部分自我，站在门外的两个侦探代表打算用两类不同方法惩戒内心“恶性”的部分自我，而死亡的女人代表画家内心已经被恶打败的部分自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