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纪年问题研究论文

殷商的起源，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中，传世文献中的殷商王朝被从盘庚迁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称「 ”唐”，后段称「 ”商”。因此，要讨论所谓「 ”唐”或者「 ”商”的起源问题，以及唐与商的关系、唐与夏的关系、夏与商的关系、夏与周的关系、商与周的关系等种种课题，都离不开先明晰先秦史的年代结构。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从三星堆文明和〈竹书纪年〉来谈夏朝年代体系》（以下简称《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成都羊子山祭台与夏启舞九招的传说》（以下简称《金沙文明解码》）两文中，笔者概括地介绍了自己「 ”夏分三段”的观点。在这一篇文章，我们将要来谈商周的年代研究，以便进一步明晰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年代关系。 一、对夏商周代断工程年代学研究的一点简要回顾 西周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周厉王试图通过改革恢复国力，终因方法失当，触及召氏集团利益，引发了周、召两大集团的对抗，形成了《国语》所谓的「 ”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迫奔彘，共伯摄行王政，时在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励精图治，却难挽颓势 自此之后，天官失守，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七百余年后，周代天官程伯休甫的后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编次《十二诸侯年表》，即以共和元年为伊始。这一年，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确切纪年。 在司马迁之后，如何恢复三代甚至五帝时期的年代体系成为了二千年来不少中国历史学人的梦想。然而，这些努力几乎都亳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总跳不脱司马迁编制的先五帝相因、次三代相袭的历史线性发展体系。 时间进入公元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 ”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启动，这种努力更是达到了 *** 。据相关资料显示，直接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领域横跨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历算、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门类，经过多年的努力，专家组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其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为：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图影 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 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这个报告甫一问世，就遭到了何炳棣、刘雨、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张富祥、刘起釪、吴锐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吴锐等编著的《古史考》第九册和邵东方编著的《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等资料中获得，兹不具引。我们认为，比起这些批评意见，工程专家组近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史记》年代体系为标准来进行年代学研究乃是一个更为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教授邓广铭曾经说，学习历史需要掌握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年代学研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确定相关事件的具体年份，二为确定整个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特别是后者，乃是整个史学研究的基础。从工程专家组给出的《报告》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恰恰把眼光集中在了前者而忽略掉了后者，从而把整个研究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史记》的年代体系作注解。 邓广铭教授像（1907－1998） 按照《史记》提供给我们的观念，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年代序列上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发展结构。但正如笔者在《一误两千年：〈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批评》一文中提到的，有许多重要的先秦史料无法在《史记》的年代体系中得到解释，同时像三星堆、新干、盘龙城、城洋铜器群等这些重要的青铜文化也都无法在《史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基于此，笔者在对三星堆潜心研究多年后，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的历史年代体系。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关系，张光直教授也曾进行过重要的反思，他说：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三代古史看法的两个元素，现在要经过根本性的修正。这两个元素，一是对三代的直的继承关系的强调（《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二是将三代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看做在中国古代野蛮社会里的一个文明孤岛上的一件孤立的发展（《孟子·公孙丑》：「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史记·封禅书》：「 ”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最近的考古研究使我们对新旧史料重新加以检讨的结果，使我觉得这两个元素是对古史真相了解的重大障碍。 张光直教授像（1931－2001）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光直教授提出了夏、商、周并行的观点。由于有个别读者曾误把笔者的「 ”夏与商、周并行”观点与张教授的观点混淆了起来，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教授的观点。张教授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一文指出：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可以发现，张光直教授虽然把夏、商、周的国家关系由纵调整了横，但从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则因袭了《史记》的年代框架，而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则与《史记》年代框架完全不同。 《竹书纪年》对于重建古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针对断代工程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中，何炳棣、刘雨、张富祥等学者先后对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作为晋代出土的先秦官方史料，《竹书纪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下面，我们就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主，同时兼顾考古资料，来对先秦三代的相对年代框架做一个概括的讨论。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 关于西周积年，《竹书纪年》说：「 ”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被杀在公元前771年，由此可得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承认这一年份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结果配合最好，但又认为此年数「 ”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因此，工程专家组舍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所说的「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为重要依据，推算出武王克商日期为前1046年1月20日。 在商周时期，并不存在「 ”岁星纪年”的纪时方法（见张汝舟说） 同为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批评道：「 ”《国语》、《左传》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不合，并非观测实录，而是作者依据岁星12年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张富祥先生也指出，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并非周初原始观测记录，并得出结论：「 ”按现存文献考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仍然是最可信的。” 事实上，《竹书纪年》的记载还可以和《左传》与《孟子》的记载形成互证，证明公元前1027年之说确实不虚。公元前312年，孟子因在齐国推行仁政不得志而准备返乡，途中，他在答弟子充虞之问时说道：「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见《孟子·公孙丑下》）前312年距离前1027年为715年，正合「 ”七百有余年”之说。又《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王孙满预言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左传》一书多记巫卜鬼神之事，常常假时人话语来做预言，书中凡做预言而可应验者，实际上就是著者已知的事实。自周成王以降，三十世时为周显王在位。其时，六国称王，周室名存实亡（见陈梦家、竹添光鸿、朱凤瀚说），而周显王亡年为前321年，距前1027年为707年，正合「 ”卜年七百”之说。 三、殷商年代学研究 传统的观点认为，殷商纪年始自成汤伐桀，终于武王克商。这一年代范围以盘庚徙殷为界标，可分为前后两段。 关于晚段的时间范围，《竹书纪年》说：「 ”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安阳殷墟遗址，学界多谓即盘庚所迁之都。以武王克商之公元前1027年上推273年，可得盘庚徙殷之年即公元前1300年。此年数合于对殷墟遗址的年代研究，也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盘庚徙殷之年一致。 殷墟遗址 关于早段的时间范围，我们也可以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获得。《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言：「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以公元前1027年上推496年，即为公元前1522年，故所谓的殷商早段的时间范围即为从公元前1522年到公元前1300年。 这里，笔者之所以要使用 「 ”传统的观点”、「 ”所谓的殷商早段”这一类带有定语性质的词汇，是因为从目前已明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只能确定安阳殷墟属于可信的商文化，而所谓的「 ”殷商早段文化”则并没有可靠的考古文化进行支撑。传世文献中的殷商始祖——成汤，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 ”成唐”。基于此，笔者把传统意义的殷商文化按年代先后分作两段，其中，晚段文化称为「 ”商文化”，早段文化称为「 ”唐文化”。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从整个古史体系来说，唐政权与商政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唐人是商族的祖源；从唐人的角度来看，商族是唐人的支系，但并非唯一传人。从考古文化来看，商人的祖先唐人与共工古族一样，均当源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其极盛时则可能已经北抵晋南。 天下第一凤：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 郭静云教授曾著文把从江汉地区到黄河以南地区的古文化称为「 ”夏”，并认为汤克夏是汉水古国的历史，但她又认为商族兴起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结果在自相矛盾而难以折中的情况下，又提出殷人的玄鸟神话与成汤克夏之事均为对南方文化的剽窃与篡改。其实，只要我们把传统意义的殷商分作「 ”唐”与「 ”商”两段，并把唐置于自江汉平原直到晋南地区一带，同时把昭穆文化引入对唐、商两个阶段的政权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另文说）。 四、夏的年代框架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二文中，笔者谈到了夏分三段的观点。所谓「 ”三段”，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其考古文化主要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详细论述可参阅相关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倍受关注的二里头遗址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们把殷商文化分为唐、商两段，则过去所谓的成汤克夏（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实已经转化为唐与夏的关系。同时，我们曾经提到，源自良渚的虞文化在三星堆二期时进入了成都平原，这就说明，在先秦史体系里，不但存在过夏与商、周并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过夏与唐、虞并行的时期。这一新的论断说明，《史记》从五帝到先秦三代的年代框架虽然存在重大缺陷，但其所使用的许多具体材料却颇有历史素地。 五、小结 围绕着「 ”夏与商周并行”的这一历史体系，截止目前，笔者已经发布了《夏与商周并行论》、《金沙文明解码》、《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系列，未完结）、《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从山西虞弘墓来谈宝鸡鱼国文化及月氏西迁前后的族属问题》等多篇文章。 解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实际上否定的只是《史记》的先秦历史年代框架，而对大量的先秦史料并不都持否定态度。并且，随着这样一套新体系的出现，我们往往会发现，原来在《史记》框架下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许多文献材料、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反倒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比如空桑传说、高密传说、大禹治水的虚实、《禹贡》的真伪、《山海经》的形成、昆明古族与匈奴称兄弟之谜、竹瓦街铭文的释读、宝鸡鱼国的解释等等，不一而足。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 *** 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书店，1983年版。 3、张培瑜：《试论〈左传〉、〈国语〉天象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4、张富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5、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目标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而且绵延流传，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城垣、文字和青铜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始年代比过去估计的年代要早得多。

但是，司马迁写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世系而无年代。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这就向中国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夏商周年代的研究，但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他们的研究始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今天看来，在材料不足、研究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想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确实是很困难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系列成果。其中，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特别是对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所作的分期研究，已经建立起可供测年的分期序列。同时，碳十四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精度有了很大提高，测年的误差进一步缩小。因此，1995年春在河南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从事测年的物理学家提交了《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的文章，指出因测年精度的提高，利用碳十四测年技术有可能解决夏商周年代问题。另外，天文历法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和青铜器分期研究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样，采用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开展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将它列为国家「九五」重中之重的攻关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与组织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立了9个课题、30个专题。它的特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组织各学科的专家联合攻关。当然，各个课题、专题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尽一致，各学科交叉结合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各学科专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或手段开展研究，但主攻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例如：

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专家们，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汇集起来，进行分析和整理，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文献材料详加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以供使用。

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着重对夏、商都城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为探索夏、商时期的都邑提供线索。

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学者，将吸取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研究，并选出有年代意义的材料，供天文学家作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或进行碳十四测年。

天文学家们则在总结前人在天文年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文献学和古文字学家提供的材料，推算出准确的年代。这些年代若能得到碳十四测年中测得的相关年代的支持，可以起到定点的作用。

考古学家在对三代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确立可靠的分期序列的基础上，提供层位关系清楚、文化属性明确、可以构成系列的含碳标本，由物理学家作碳十四测年。测年结果，可以得到与考古分期序列相一致的年代序列。

从事碳十四测年的学者们，用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在对设备进行改造后，精度已有提高，误差缩小到千分之五。对含碳样品进行测年，可以提供与三代考古文化分期序列一致的三代年代序列。如果天文学家推算的有关年代对这个年代序列给予支持，那么这个年代序列就为构架较细致的三代年代框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加工程的有170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联合攻关，共同去攻克夏商周年代学难题。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开拓意义。实施过程中，各个课题、专题都是独立地进行研究。最后，将各专题、课题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进行平衡调整，制订出一份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是多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它比以往由单一学科或单项研究作出的结论要科学、合理得多。

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 、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三。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情况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启动以后，各课、专题经过论证，陆续进入实施。三年来，由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首先，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是工程所列九个课题中最复杂、也是设置专题最多的一个。所设的8个专题都已取得显著成绩。例如北京琉璃河遗址和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已为西周王年的推定提供了很重要的参数。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城，它的起始年代可上推到武王时代。琉璃河遗址发掘的200余座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可与丰镐遗址、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相对应。从所分三期六段的墓葬资料中采集的含碳标本进行测年，已经取得了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其中，1193号大墓的墓主是周初第一代燕侯， ( ) 从墓中采集的含碳标本测定的年代，有助于西周早期年代的推断。位于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早期晋国都城址。所分的四期七段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东周时期。遗址内的晋侯墓地发现的8组17座大墓，被推定为自晋武侯起前后相继的8个晋侯及其夫人之墓。由文献可知，这些墓主与西周王世可以对应起来。如墓中出有「晋侯苏」铭青铜乐钟的8号墓，据研究，他就是《史记·晋世家》中所记的晋献侯，他的死亡时间是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用墓中采集的含碳标本作碳十四测年，测年的年代为公元前前808年（加减8年）。这个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年代是一致的。这个实例，说明依西周考古分期进行测年，所得的年代与西周这一段时期内的王世是可以对应起来的。

按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对「天再旦」这一天象记录，很多人认为日出前发生的日全食现象，即日出前，天已发亮，日全食发生后，天黑下来，日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工程中有一专题组利用1997年3月9日发生日全食的机会，到新疆北部组织观测，全面掌握了天光变化，证实了早上日出前发生日全食的时侯，确有「天再旦」的现象。结合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40年间中国能见到的全部日食，确认郑地见到「天再旦」日食的年代为公元前899年不误。这一结果为西周列王年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数。

对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依据分期成果，将青铜器铭文中有纪年、月、干支相等内容，从天文历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推算，进而推定列王的年代。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收获。

武王伐纣的年代作为商周两代的分界，这是学界同仁公认的。这一年代的推定，对三代年表的建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文献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十分简略，所以历来对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其结论差距很大。据统计，各家对伐纣之年的说法有44种说之多，前后相差100多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研究。在工程所列的39个专题中，有好几个专题的研究结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问题有关。其中，考古学家在西周早期遗存与先周（周人先公先王时期）遗存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碳十四测年，已经提出了反映二者年代关系的时间段（1050BC——1020BC），由于这一时间段的跨度比44种说法所跨的100余年小了许多，这就可以把44种说法中的相当一部分排除在外。再结合天文学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提出一个与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代更接近的伐纣之年。

商后期年代学研究课题设有4个专题，即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年祀的研究；甲骨天象记录与商代历法。这些专题的设置，是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将不同学科交叉结合取得的成果综合起来，确定商后期比较准确的年代。这一课题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依据安阳殷墟文化分期，在所分的五期遗存中各采集了可供测年的含碳样品。物理学家进行测年后提供的第一批年代，表明它与分期序列的早晚是一致的。因此，一旦将这些样品测完，再加上甲骨分期年代学测定的年代序列，将这两个专题的结果综合起来，可以为商后期年代框架的建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天文学家与古文字学家对武丁时期宾组卜辞中所记五次月食的研究，从对月食卜辞的正确释读着手，又按甲骨学标准排出先后次序。然后由天文学家对这五次月食进行推算。他们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安阳地区可以看到的月食中找出与上述五次月食记录的干支相合、先后次序也相合的月食。进而提出了武丁王世的年代范围（1239BC —— 1181BC或1250BC——1192BC）。这一结果与殷墟文化分期中推断为武丁时期遗存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不矛盾。两相对照，可为推定商王武丁的年代提供依据。由历史学家对商代最后三个商王的年祀进行的研究，进而由天文学家从天文历法方面进行推算，也为推定三王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参数。

关于夏代和商前期的年代，考古学家已在河南发掘了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城址，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分期已有了很好的基础。依据文化分期采集含碳样品的工作已经完成，测年结果也陆续公布。依据测年结果，可以提出一个与文化分期相一致的年代序列。加上天文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一旦对夏商分界的年代有了结论，可以排出夏代和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

为了便于比较与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还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专题，对其它文明古国研究年代学的状况进行研究。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些国的年代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助益。

总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在各学科专家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由于有了这些成果，使制订夏商周年表的任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予以完成。这些成果还说明，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是可以解决一些过去由单一学科或单纯由人文社会科学无法解决的课题。它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虽是为了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但工程实施的意义则远远超出年代学研究的范畴。它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年代学等学科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