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斯论文开题报告

中国美术近代史上最让人难忘的“二徐之争”lijun8886中国历史2008/7/10 14:58:510599复制本帖192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此期间，当时颇有影响的艺术家：徐悲鸿、徐志摩、李毅士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友好、直率而又针锋相对的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西方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上。这是中国西画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艺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对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空气，标志着中国西画运动从创作到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论争奠定了中国西画向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以后诸多艺术观点和主张，都可以在这场论争中找到端绪。在这次美展中由于存在着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影响的西画作品，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拒绝出品参展。并在《美展》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惑》的文章，开头便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有破天荒之美术展览会，可云可喜，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无塞尚Cezanne、马蒂斯Matisse、博纳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他在文中肯定了一批[ 转自铁血社区 ]法国画家，如普鲁东、安格尔、达仰、柯罗、米勒、莫奈、杜米埃、德加等，却以“庸”、“俗”、“浮”、“劣”等字眼分别否定了马奈、雷诺阿、塞尚、马蒂斯，并且认为法国现代派画家中“最脍炙人口之美术家，多带几分商业性质”。他声言：“若我国革命政府启其天踪之谋，伟大之计，高瞻远瞩，竟抽烟赌杂税一千万元，成立一大规模之美术馆，而收罗三五千元一幅之塞尚、马蒂斯之画十大间（彼等之画一小时可作两幅），为民脂民膏计，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绿茵。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在同一期的《美展》上，发表了徐志摩的《我也惑》一文，徐志摩在这篇长文中首先赞扬了徐悲鸿“不轻阿附”的气节和“你爱，你就热烈的爱，你恨，你也热烈的恨”的直率性格，紧接着，他指出徐悲鸿对塞尚和马蒂斯的谩骂过于言重，并把这种谩骂比之于罗斯金骂惠斯勒。徐志摩认为，塞尚、马蒂斯的画风被中国画家所效仿，“那是个必然的倾向，固无可喜悦，抱憾却亦无须”。他追述了塞伤进行艺术探索的艰苦历程，然后辩解道：“塞尚在现代画术上正如罗丹在塑术上的影响，早已是不可磨灭、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个人艺术的评价亦已然渐次的确定——却不料在这年上，在中国，尤其是你的见解，悲鸿，还发见到1895年以前巴黎市上的回声，我如何能不诧异，如何能不惑？话再说回头，假如你只说你不喜欢，甚而厌恶塞尚以及他的同流的作品，那是声明你的品位、个人好恶，我决没有话说。但你却指斥他‘无耻’‘卑鄙’‘商业的’。我为古人辩诬，为艺术批评争身价，不能不告罪饶舌。如其在艺术界也有殉道的志士，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有名的画家中有到死卖不到钱的，同时金钱的计算从不孱入他纯艺的努力的人，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性格孤高，耿介淡泊，完全遗世独立，终身的志愿但求实现他个人独到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人，塞尚当然是一个。换一句话说，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无耻’‘卑鄙’一类字眼最应用不上的一个人，塞尚是那一个人。”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在《美展》上连载了两期。徐悲鸿、徐志摩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李毅士也在《美展》第八期上著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我不惑》一文中认为：“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换一句话说，是主观的态度。志摩先生的言论，是评论家的口气，把主观抛开了讲话”。他承认：“凭我主观说，我是极端赞同悲鸿先生的态度”。他说自己研究了二十多年洋画，对塞尚、马蒂斯的画“实在还有点不懂”，“假若我的儿子要学他们的画风，我简直要把他重重的打一顿”。虽然他承认塞尚马蒂斯的作品是“十二分的天性流露”，他还是以社会效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反对他们的画风在中国流行。他担心：“如果塞尚和马蒂斯一类的作品在中国有了代价，那末我知道希腊、罗马的古风是再也不会攒入中国的艺术界来。欧洲几百年来的文明，在中国再也没有地位了”。他提出的主张是：“欧洲数百年来艺术的根基多少融化了，再把那触目的作风，如塞尚、马蒂斯一类的作品输入中国来。”针对来自徐志摩的批评，徐悲鸿仍然独执偏见，又在《美展》第九期和增刊上发表同一题目文章《惑之不解》予以反驳。他认为徐志摩之所以竭力为塞尚辩护是“激于侠情的义愤”，因为塞尚“奋励一生……含垢忍辱，实能博得人深厚之同情”。他提出自己的写实主张是“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他认为：“艺Art Plastignt之元素，为form，色次之”，“形即不存，何云艺乎？”这场争论的产生，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时期内勃然兴起的洋画运动、自由解放的艺术思潮、盛极一时的全国美展等等不一而足的因素，都使得这场争论的产生在所难免。在这一时期内，美术学校纷立，画会蜂起，西画创作队伍日益壮大。随着出洋游艺的先驱们的陆续归国，西方各艺术流派旋即在中国流行开来。画家们各行其是，进行了种种尝试和探索，西画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丰富多样。西画家们，或是受师承关系的影响或是出于个人的审美倾向，逐渐形成两大主要阵营：一是写实派，这派画家严肃认真，力求真实地模写自然，如物体轮廓的比例、色调的明暗、人体肌肉的解剖等，丝毫都不敢苟且；另外一派则是现代派，这一派所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较大，艺术主张不完全一致，他们的画风有的接近印象派，有的接近后印象派，更有一些艺术青年，以火一样的热情，幻想着新奇，以野兽主义标榜，模仿马蒂斯、凡·东根、德朗的画风。可惜他们缺乏严格的训练，狂热和激情还会不时地淹没他们的鉴别力，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抄袭上。时人对西画界出现的这种现代艺术倾向，感慨道：“青年思想之复杂，无过于今日之我国者，正如流水冲激，万马横奔，操纵于其中者，不能执于一定准则”，“画家之思情与感情萦绕时新之创作精神，不受以前之一切羁绊，乃焕然而各放其异彩。”这一时期的上海是中国洋画运动的发端地、中国西画发展的中心，所以原本打算在杭州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最终决定在上海举行。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上海的确是一个吸引人的地区。上海是来去海外的大码头，更是中国的出版业中心，上海的外国租界也可以为有独立思想的人物提供避难所。继上海美专之后，上海先后出现的美术学校（或系科）、西画家团体有：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神州女学的美术专科、上海大学美术科、东方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等。在同一时期的北京，有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杭州有国立艺术院，南京有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洋画运动也在上述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转自铁血社区 ]在这场争论中，三位艺术家各执己见，言辞激昂。由于他们各人的经历、所处的环境、艺术观点等方面有种种的差异，在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问题上，自然是话不投机。徐志摩曾经留学欧美，耳闻目睹了潮起潮落的西方诸流派艺术的流变，深谙艺术史。他对塞尚的经历和人格阐述是比较公允客观的，他对徐悲鸿的批评也是中肯的。作为一个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也涉足美术评论。在《美展》第二期上，他著文《想象的舆论》对美术革命发表了见解，这和他对塞尚、马蒂斯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凡事一经大变动，往往陷入一种昏迷的状态，你得容他一个相当时期等他苏醒过来，然后看创建有否一种新气象、新来的精力表现。说这时代是革命的或革命性的当然是没有错，但如果我们以此就认为这时代已经完成一个或几个阶段，因而期望甚而责成它在艺术里应有某程度的反映，那我们这前提就不对，结论当然是错。”在《我也惑》一文中，他谈到了技巧与艺术的关系：“技巧有它的地位，知识也有它的用处，但单凭任何高深的技巧与知识，一个作家不能造作出你我可以承认的纯艺术的作品”，真正的美术家应当“凭着绘画的或塑造的形象表现他独自感受到的某种灵性的经验”，“我们不该因为一张画或一尊像技术的外相的粗糙或生硬而忽略了它所表现的生命与气魄。这且如此，何况有时作品的外相的生硬或粗糙正是它独具的性格的表现。”这些独到的艺术见解表明徐志摩不是站在某家某派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艺术本体的层次上评价艺术的，当然，徐志摩的“艺术批评是独立的，不容纳道德的观念”这种主张带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毕竟远离迫切的现实需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鼓励个性解放，反对文艺为封建礼教和官僚政治服务，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况且，艺术毕竟不等同于政治宣言，特别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并不是非带有政治色彩不可，有些艺术样式，如花鸟画、山水画、静物画、书法等虽然毫无政治倾向性，却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因人生的目的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大众也是各种层次，即便是为大众、为人生而艺术，艺术家也有权利选择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艺坛上素有派别之争也就不足为奇。徐志摩反对徐悲鸿的偏见、固执，而要“为古人辩诬，为艺术批评争身价”，道理也在于此。过去一段时期内，徐志摩的文学及艺术批评被一种固执的、孤陋寡闻的偏见所否定。在谈及他和徐悲鸿的这场争论时，往往给他扣上“资产阶级颓废诗人”、“形式主义的卫道士”的帽子，这对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来说是极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