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论文

这个就难说了，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和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有人搞恐怖事件，肯定是对政府的不满，那就是内政问题，总之最后不管哪伙人执政了，只要对世界无害，中国都会与之建交。至于有些人去美国搞恐怖事件，那是因为美国自己不好，老是去干涉别国内政。这是美国的咎由自取，我们也没办法，只希望在美国的华人少受伤害。至于你问中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认识，只能是谴责，但政府具体怎么想，我们是无法知道的。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祈祷和平的新千年钟声敲响之前，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美国在亚洲地区继续推行军事同盟政策，而且试图建立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TMD系统；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等等。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下一世纪的周边环境作出判断。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这一多极结构的稳定性还在于即使是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改变它。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可以维持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要改变这一结构的话，如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其代价之大将是它无法承受的，而且还将远远超过其所得的收获。美国在亚洲地区将继续谋求“领导”地位，但如果它要建立单极霸权的话，它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联合的或各自的抵抗。 应当指出，中国周边的多极均势的稳定性会受到次区域力量和力量关系的影响。例如，南、北朝鲜是东北亚次区域平衡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和泰国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印尼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可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力量不仅在次地区的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对中国等大国构成复杂的牵制，从而影响亚洲多极结构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均势本身并不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国际环境的另一新变化是，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多极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平安无事。霸权主义国家谋求单方面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行为，各极之间无序竞争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构成其他无序因素的可能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可能有非国家行为者的跨边境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活动，也可能是一些国家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大量难民。这些无序竞争如不能被阻止和及时控制，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洲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域内完成的。这种共有的利益是推动它们在下一世纪进行合作的基本动力。信息与交通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消除亚洲各国间地理上的隔阂，为它们的相互沟通和加强信行提供了手段。亚洲各国还有着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它们珍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是它们相互谅解和相互妥协的基础。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各国将更努力地谋求合作，利用国际体制(即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来共同地维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环境。 除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有着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后部长级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会议、朝鲜问题四方会谈、“上海五国”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等。这些国际多边体制包含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功能，有不同的优先处理的问题，其产生的决定或共识有不同的约束力，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动着相关国家认识他们共有的利益，并通过合作互谅互让来共同获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这些机制已经在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显著加强。今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亚洲货币保护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这表明亚洲国家已将它们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了金融与货币领域。 在安全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同时，一些国际多边体制已经在加强相互信任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今年4月，“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部长们决定要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好战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五国边境地区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只要各国都能将和平共处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放弃冷战思维，国际多边体制就能够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新世纪的初期，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但一个能涵盖东亚、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多边体制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内战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但是，如何发挥国际多边体制作用，寻求最终解决或者缓解其紧张程度，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重视。例如印度一直拒绝国际组织调解克什米尔冲突，这不仅长期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已经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冲突的延续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向印巴两国进一步施加影响，促使他们通过调解来求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并意识到任何强加于人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应成为下一世纪亚太地区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基本规范。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将是下一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是还存在如何主导国际体制的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体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要是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活动不仅会受到多数周边国家的积极评价，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这将成为中国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体制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效性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全面复兴与强盛是大有希望的。-周边安全环境这里是指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条件。是一个国家对其周边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人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它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首要依据。 一、我国周边概况和海洋国土观念 （一）周边概况 我国地处亚洲东方，陆地边界线总长2．2万余公里，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我国陆地与15个国家相接壤，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还与美国等许多国家隔海（洋）相望。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型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型大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陆海相连，总面积达1260万平方公里，疆域辽阔，美丽富饶。 旧中国在长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国弱民贫。从元末明初起，帝国主义先后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20余次，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前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仅1842年、1860年、1895年、1901年，列强四次侵华战争，清政府就割让国土160余万平方公里，赔款7．1亿两白银。由于外敌人侵，至今我国边界仍遗留很多历史问题，陆地疆界尚有2600公里还没最后划定，隶属我国的海洋国土还有100余万平方公里存在重大争议。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的严酷事实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国防拨款明显增加，纷纷制定国防发展新战略，武装力量悄然崛起，有的已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必然对我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二）海洋国土观念 我国濒临黄海、东海、南海，不仅拥有内海渤海，而且拥有漫长的海岸和 6500多个岛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海洋国土，除内海，领海，毗连区外，还包括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共计300余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洋国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油气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守护我们的海洋国土，开发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是历史赋于我们的神圣职责和权力。1996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视察祖国沿海地区时，明确提出我国人民要增强海洋国土意识，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我国人民对于祖祖辈辈用汗水和生命开垦和保卫的每一寸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守土意识非常强烈。而对海洋和海洋权益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海洋国土的丢失和海洋资源被掠夺，缺少应有的“疼痛感”，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反差相当明显。 海权是国家的一种综合力量，是国家安全的门户，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新中国成立之前100多年我国被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海权唇亡而齿寒，国家无安宁可言；海洋及海洋国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与我们中华民族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世纪，在海洋经济时代，谁拥有海洋，谁能在海洋开发中占有优势，谁就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利益、更大的生存权力。事实上当今世界为争夺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早已将目光投向海洋，海洋上的经济争夺，军事斗争已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一滴海水，但也决不容许他人侵占我国的滴水、寸土！这就要求我们全国人民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与有关国家的争端.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

（一）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恐怖主义由来已久。最早的恐怖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而我国则早有荆轲刺秦王的记载。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于美苏对峙、国际形势持续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风起云涌般的世界各国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告一段落，但仍有许多民族问题未得到解决。此外，许多西方国家受极“左”思潮影响与控制的各种组织也日趋活跃。1968年至1969年，出现了暗杀、爆炸、绑架、劫机、炸机等恐怖活动的高潮。此后，类似的恐怖活动更是愈演愈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恐怖主义继续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并最终导致“9•11”事件的发生，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杀伤力和震撼力。恐怖主义向全球蔓延，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受不同程度的威胁。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从经济方面上分析，贫富分化的加剧是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经济根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使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性质更加突出，经济落后的弱势群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扩大，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为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某种社会基础。其次，从政治方面上讲，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的政治诱因。霸权主义者干涉他国内政、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的行为所招致的广泛不满，客观上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恐怖分子可利用本民族对外来干涉的反抗情绪，辅之宗教手段展开恐怖犯罪活动，并使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具有了某种反西方强权的色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为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行径越发遭到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憎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因此，美国成为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矛头绝非偶然。再次，从文化方面上看，现代恐怖活动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冲突”的特点，这与西方国家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在热点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从而激发了阿拉伯世界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情绪有直接联系。第四，从科技方面上讲，随着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知识时代的来临，恐怖主义赢得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许多现代化的高技术手段在恐怖活动中得以运用，其造成的破坏力也更加严重。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两极格局解体后，许多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迅速得到释放。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得不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势力便活跃起来，并且以实现民族独立或高度自治为目标，以复兴宗教原初教义为旗号，以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开展活动。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有大约25%的恐怖主义活动起源于宗教目的。[1]可见，虽然民族和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在二者间划等号，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极易结合在一起，并且发展为暴力恐怖主义。（二）恐怖主义的特征就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目的的政治性。例如，具有强烈的反美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恐怖分子的重点打击目标，1990--1997年，全球发生反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1182起，占同期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37%。2001年，针对美国的恐怖攻击事件直线上升，达到219起，占全球恐怖活动的。在一系列恐怖主义事件中，美国的曼哈顿摩天大楼、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都相继发生了爆炸案，“9•11”事件则是国际恐怖分子针对美国政府频繁制造的恐怖活动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起事件。究其原因，美国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四处插手地区事务及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为，处理国际事务中美国利益至上的外交准则，以及美国不公正的中东政策，都是导致反美情绪增长、激化民族宗教矛盾的重要因素。二是目标的不确定性。恐怖分子袭击目标广泛，且滥杀无辜，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常常选择人群聚集地和公共设施采取行动，致使大量平民百姓成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三是手段的多样性。除了使用传统的绑架、暗杀、劫机、爆炸、劫持人质等暴力手段以外，还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科学技术采取非暴力手段作案，如网络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等。四是行为主体的组织严密性。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主体往往是非国家集团或秘密组织，其组织纪律严格，行动策划严密，活动隐蔽，行踪不定，跨越国界作案，形成较大的政治影响。（三）“9•11”事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第一，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全球多极化不断发展。“9•11”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性的威胁，再次说明世界各国稳定与繁荣的命运紧密相连。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斗争，既打击了全球各地的恐怖主义势力，缓和了前一段时期因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而受到损害的大国关系，也加强了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多边磋商和协作，无形中使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的新安全观得到强化。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之名，行谋求政治、军事、安全优势之实，而且运用武力扩大势力范围的倾向也有所发展，但确立以多样性的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为基础的、有规则的国际新秩序、确保世界安定和各国的共存共荣已是大势所趋。“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形成的新的凝聚力促进了国际间合作趋势的发展，而各种大小力量竞相发挥作用对有效解决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具有独特和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弥合民族、宗教、文化和地域隔阂，增强共识与谅解，促使共同发展和国际关系向民主化方向演进，进而为最终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与环境铺平道路。第二，打击恐怖主义将成为国际关系调整的重要契机。“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出于反恐斗争的需要，亟须国际社会特别是各大国的支持，而各大国出于借反恐实现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与美关系，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很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合作的新领域，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与对抗暂时得到缓解。俄罗斯在事件发生后，主动拉近与美国的关系，积极支持与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美国则以承诺减少对俄罗斯车臣问题的指责和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作为回报。欧盟大多数国家则希望利用反恐行动，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显示欧盟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英国，欲借强化美英关系巩固大国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日本在事件发生后，对参与反恐行动特别走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日本自卫队不但向美国提供了后勤与情报支援，并为此推动国会紧急立法为自卫队赴海外参加军事行动奠定法律基础。日本在进一步巩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借船出海”，将自卫队的角色从本土防御、保卫周边地区向海外派兵参战转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卫队首次突破宪法限制参加真正意义上的海外作战行动，从而为日本扩充军备和提升国际地位带来了有利条件。中美关系在“9•11”事件发生后得到了明显改善。中国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对建立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框架、推进两国关系改善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双方对“反恐合作”的期待不同，中国期望借此来改善双边关系，美国是希望通过缓解双边关系来拉中国联合反恐。中美关系因受台湾、西藏和人权等问题制约，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双方在反恐基础上重新加固的战略框架不会受到动摇。未来两国关系前景将是利益与分歧共存，希望与挑战同在，双方将在磨合、碰撞与妥协交织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与适应对方，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并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9•11”事件也引发了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三角关系的明显变化。美国在针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战争中，发现了巴基斯坦因与阿富汗直接接壤和与塔利班的传统关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缘战略意义，大幅回调美巴关系。而巴基斯坦政府为了摆脱与恐怖主义的干系，缓解严峻的经济形势，获取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不顾国内反荚情绪高涨，决定同美国全面合作。而印度虽做出迅速反应，但由于其在地缘战略意义上远逊于巴基斯坦，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这使得冷战后呈急剧升温之势的美印关系遇到挫折。印巴关系的紧张之势使美国处于两难境地，美国尚未找到有效平衡印巴矛盾的良策。从近期来看，美国将高度重视巴基斯坦的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仍将看重印度在南亚、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更大范围内的作用。（四）中国的反恐立场与主张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和磋商，开展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一切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一切行动应有利于维护世界及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恐怖主义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混为一谈，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避免伤及无辜，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不能对打击恐怖主义采取双重标准，不能借反对恐怖主义推行别的影响世界和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政治意图。打击恐怖主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应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发展模式；各种社会制度和文明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无论恐怖主义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以何种方式出现，国际社会都应共同努力，坚决予以谴责和打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中国政府不仅在政策主张上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做出了广泛的努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中亚国家在新安全观方面的具体实践，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为当前国际反恐合作做出了独特贡献。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应根据国际反恐领域新动向，不断制定新的应对方案和措施，积极投入和参与国际反恐斗争，同时要站在战略高度，洞察和把握国际反恐领域形势的变化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趋利避害，有所作为，主动抓住机遇，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国和国际社会最大安全利益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