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里的母亲形象研究论文

把坏人当好人写就是说我们要善于发现在坏人身上残存的人性，这一点我想特别重要。最近我看到引起巨大的争议的李安的《色戒》，好多报纸都连篇累牍的批评李安，说他为汉奸张目。我看了这些文章后特意把张爱玲的小说找出来重读了一遍，我也把《色戒》这个影碟买回来看了一遍。我认为李安拍得很好，我觉得我们不要还是用那种政治的观念来评论一部艺术作品。中国人一提到汉奸就咬牙切齿，一提到汉奸就想到电影上那些歪戴着礼帽，穿着绸褂子，嘴里叼着厌倦，腰里插着盒子枪，留着中分头，见了鬼子低头哈腰，见了老百姓耀武扬威这样一类人。其实汉奸有许多种。汉奸是不是人类的一个构成部分？既然汉奸是人类的构成部分，那就应该允许小说家、电影导演、艺术家来表现他。写汉奸的时候也应该把汉奸当人来写。我们说周作人他是一个汉奸，但周作人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汉奸吗？周作人当在“五四运动”中，在“新文学运动”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他也有慷慨悲歌的一面。他当汉奸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汪精卫是汉奸的总头目，但汪精卫真的就是一个坏的一无是处的人吗？他曾经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人之一，汪精卫当年那也是热血的青年啊!在北京什刹海银锭桥上他还埋下炸弹，要行刺当时的摄政王，就是宣统的的爸爸。在监狱里面那也是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如果他那时死了，绝对是一个英雄人物。他号称“民国第一美男子”，演讲的口才比莫言高了一万倍。这样的人为什么当了汉奸，原因非常复杂，但绝对不是怕死，也绝对不是为了金钱。包括后来跟张爱玲结婚的那个胡兰成，那也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那种文字功力，那种对人的感情把握和灵魂剖析也不是一般作家能做到的。这些汉奸都非常丰富，都不是一个平面的人，你从那个角度看都有他自己的光芒。我想既然汉奸是人，而且很多是非常立体化的人，作家，电影艺术家就有权利表现这种人。 我觉得李安演绎的就非常好，易先生确实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王佳芝救了他，最后他恩将仇报把她给杀掉了，他不把她杀掉行吗？好像也不行。张爱玲的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好像就是当时汪精卫政府的特务头子丁默村和国民党的这边的一个中统的特务叫郑苹如。郑苹如是一个美貌的热血青年，上过当时上海的《良友》的杂志封面，她的哥哥是国民党的空军的驾驶员，后来在与日本人空战中牺牲了，他的男朋友也是国民党的空军驾驶员，也是在与日本飞机战斗中牺牲了。我看了这部小说又研究了这个电影，我认为李安表现的非常深刻。我看完了好几天，精神非常的郁闷，我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什么样伟大和高尚的目的来施行暗杀都是不对的，不能用暗杀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论哪一个政党用暗杀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是卑鄙的，这就是我看完了李安的《色戒》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来。 最后一个就是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这是我最近几年反复考虑的问题。我们80年代开始那种“伤痕文学”，实际上也就是“诉苦文学”。80年代之后我们中国文学一直在延续着一个主题，就是在描写苦难，控诉苦难。一直到最近这几年的小说里面，始终就是把苦难描写，苦难叙事作为一个主题。因为苦难叙事可以勾出人们的眼泪，可以感动读者。有很多批评家对这种苦难叙事不满足，认为我们仅仅的停留在对外来的原因造成的苦难的控诉上并不能深刻的揭示人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们跟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譬如俄罗斯的文学相比最缺少的还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灵魂的拷问。我们经常毫不留情的批评别人，批判别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正面的来毫不留情的解剖自己。鲁迅先生当然他做到了，他能解剖他自己，批判他自己。我们当代的作家确实缺少这一点。我最近悟到了这一点，应该像对待罪人一样来对待自己，就是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说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怨领导人，怨别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其实任何一个人换到了当时那些统治者的地位上，是不是会做得更好？很多受到别人迫害的人，其实都是想迫害别人没迫害成的人。那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的人，其实跟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没有本质区别。 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纸工作了十年，了解了大量的这种有关贪污、腐败、贪官、污吏的案件。我在看这种案例的时候，在采访罪犯的时候，经常心里面偷偷的问自己，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我遇到了跟他相似的情况我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我能不能够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后来我得到的答案是非常的动摇，我自己也把握不住。我想假如我在那个位置上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贪官，很可能也会犯下同样的罪行。我想一个作家用这样的立场和观点，敢于解剖自己，然后才能够推己度人，你才可以从自己出发推到你描写的人物的身上去，你才能够知道在某些特殊环境下那些人是怎么样想的。如果对自己的批评是留情的话，如果不敢把自己当作罪犯来进行分析的话，很难写出真正的触及灵魂的作品来，也只能停留在这种一般的泛泛的苦难叙事上。 写完了《丰乳肥臀》之后，就写《檀香刑》。《檀香刑》这部小说应该是我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部长篇，也是让我获得了很多赞誉的一篇小说。这部小说在技术上的一点点创新就在于把它把戏曲和小说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淄博有什么戏，我们高密有一个茂腔。在座的也许有高密的小同乡，他们都知道我们高密茂腔。我们高密还有一个茂腔剧团，前几年是全中国，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茂腔剧团，后来胶州也建了一个，那么就两个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剧种，也没有什么打的响的剧目，但是我们从小就是听着茂腔长大。一些研究《檀香刑》的人问我要一些茂腔的这种光碟、VCD资料，他们看了后都非常失望，说这么难听的戏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我说这就是乡音。茂腔是我的故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故乡假如有声音的话，那么这个旋律就是茂腔。我当年离开家乡去当兵，第一次探亲回来的时候，一下火车就听到在车站广场旁边的卖油条的小店里面传出了茂腔的唱腔，老旦的那种悲悲切切像哭一样的腔调，我立刻就热泪盈眶，因为这是家乡的声音。在这部小说里面我是把茂腔进行了大幅度的篡改，我给小说这个戏里面增添了很多的素材，譬如说带着面具，披着猫皮来上台演唱，还给它设计了很多的唱腔，小说里面的唱词也都是我编的。《檀香刑》这部小说的素材是1900年德国修建胶济铁路的时候发生在高密的一个事件，一个农民的领袖，老是跟德国人叫板，德国人白天修铁路，他晚上就扒铁路，最后惊动了袁世凯，镇压了，把他杀掉了。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本身它也是双重的，铁路给胶东半岛带来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肯定有它进步的意义，相对我们中国上个世纪初页那个封闭状态，出现一条横贯胶东半岛的铁路，它不只是震动了我们的大地，而且震动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知道了在中国之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科技革命。所以火车与其说是现代化的一个交通运输的工具，毋宁说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所以我想围绕着铁路，围绕着火车，可以写一篇很大的小说，这个也是我在写《檀香刑》的时候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当然《檀香刑》这部小说因为里面有一些关于酷刑的描写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有很多女性说看了这部小说吓的几夜都睡不着觉，当然也有个女的说看着这部小说特别好，我说你最喜欢那个部分，她说最喜欢描写酷刑的部分，所以我想这样的女性肯定是特别坚强的女性。 写完了《檀香刑》以后紧接着就写了《四十一炮》，《四十一炮》实际上就是描写90年代乡村的一种荒诞的变化，在一屠宰村里面人们都往肉里注水。里面就描写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一个特别能吃肉的小孩，也就是肉孩子。他在离开家乡以后老百姓把他神化了，变成了一个神。这部小说还是一部童年视角的小说，童年视角的小说在《四十一炮》中得到了一种最集中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我是善于写童年视角的。所以我想索性就在《四十一炮》这部小说里面把童年视角写到极致。 接下来就是2006年1月份出版的《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写一个在土地改革中被误杀的地主，这个地主实际上没有多少罪恶，但是后来被枪毙了。这个地主感到很冤枉，说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完全靠劳动致富，跟你现在的这种个体户一样，凭什么把我枪毙了。然后他就不屈不挠的去阎王爷那里告状，去上诉。很多评论家又认为这部小说又是学习了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我在省图书馆演讲，中午的时候跟马瑞芳老师一块吃饭，马老师说：“莫言你这个《生死疲劳》还是学的蒲先生的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小说《席方平》，6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课本里面把它作为教材，写了一个人为他的父亲鸣冤叫屈，在地狱里面跟阎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阎王给他施加了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酷刑，包括用锯子把它锯成两半，让他到富贵人家去投胎，他都宁死不屈，非要去讨一个说法，终于碰到了二郎神，然后使他父亲的冤案得到了昭雪。我这部小说一开始就写这么一个人在地狱里面鸣冤叫屈。我确实在写的时候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的祖师爷爷蒲松龄先生致敬。北京的批评家就看不出来，但马老师看出来了，马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说我是向蒲松龄先生学习。我们山东一个作家批评我装神弄鬼，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我说：“装神胜过装洋葱，弄鬼胜似玩深沉。问我师从那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今天在我们淄博的山东理工大学里讲，必然绕不开蒲松龄。这并不是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就要讨好我们淄川人，所以要处处提到蒲松龄，这是事实俱在，我抵赖都抵赖不了，马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立刻就发现了，你这个开篇第一章是来自哪里。去年的诺贝文学尔奖获得者土耳其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一个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我的名字叫红》的开篇也很像我的这部《生死疲劳》。我说这个跟他没有关系，我这部小说06年1月份出版的，他的《我的名字叫红》是5月份才推出的。我说我真正学的还是蒲松龄。每当我提起蒲松龄来，我就感觉到思绪万千，思绪万千的结果就是导致语言的颠三倒四。 我想这个人对我来讲意义太重大了，87年第一次让我去台湾，让写一个演讲，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学习蒲松龄》，我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有好几个故事就是当年我的老老爷爷讲给他听的。这是我的捏造。我当时在农村作为一个社员在劳动的时候，经常听到村里的人讲述妖、狐、鬼、怪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没有读《聊斋》，后来我读了《聊斋》就发现很多故事在《聊斋》里面。当时就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我们村里的乡村知识分子读了《聊斋》以后把这个故事讲述给我听，一种就确实是几百年前我们村里的人或是周围村里的人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蒲松龄，然后蒲松龄把它写到书里去。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是前一种更加可靠一些，是后人看到了蒲松龄的小说，然后再把小说讲述下来。 蒲松龄不仅仅在小说的素材方面有巨大的突破，即便从纯粹的文学技巧上来看我觉得有很多让我们不得不向他学习的地方。我今年重读蒲松龄，发现蒲松龄在细节描写方面确实有非凡的功力。他写某个地方从天上掉下一个龙来，落在老百姓的场院。龙那么一个长长的东西，太阳曝晒它，它身上渐渐的散发臭味，招引了许许多多的苍蝇在它身上上爬来爬去。蒲松龄说这个龙突然就把所有的鳞片张开了，张开以后所有的苍蝇都钻到它鳞甲的下面去，这时候龙就突然把鳞甲闭住了，这一张一闭就把所有钻到鳞甲下面的苍蝇给夹死了。这个细节描写就仿佛他亲眼看到一样，有了这个细节描写就让这一个虚构的事件变的那么样的真实。天上掉下一个龙来大家都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由于有了这个鳞甲张开夹死苍蝇的细节描写，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故事变得像就他蒲松龄亲眼看到的一样。譬如他写《黄英》，一个人死后变成菊花，这个人生前特别爱喝酒，那么这个菊花后来只有浇酒才能开放，而且在开放的时候还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酒香，这样的细节描写就非常符合这个人原来嗜酒这个身份。他还写白秋莲，这个女人是长江的一条白鲢鱼成精了，她跟着秀才到北方之后，每年都要托人从长江运来几桶水，只有喝了这个水才能活下去，没有这个水就要死掉，这也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真实性，只有家乡的水才可以让她延续生命，这样的细节描写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人物本身。聊斋里面唯一发生在我的家乡高密的一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叫阿细，她是一个耗子成精了，这个耗子精很能创家立业，她有一个特长，有一个嗜好，特别喜欢储存粮食，我们想这也符合耗子的天性，这个耗子尽管成精了，可是储存粮食这个习性还是留下来了。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来自生活当中的常识性和经验性的细节就使蒲松龄的许多虚构的狐、鬼、妖的小说富有了人间生活气息，变得那样的真切可信，变得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我想这个就是蒲老祖师在细节描写方面给我们现代的作家留下了宝贵的可以向他学习的财富。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现在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同学问我到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作品以及最不满意的是哪个作品。我最满意的比较好回答，因为我刚才提到的都是我比较满意的，要说最满意的作品，确实还没有写出来，包括刚才提到的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写一个人死后，一会变成猪，一会变成狗，一会变成牛，一会变成驴，其实大家一想都知道，这就是蒲松龄的故事。我想我明年开始写一个跟蒲松龄老祖师爷不太一样的故事，当然在文学上，在对灵魂上、在对文学的至诚态度上，对人的热爱还是应该永远向他学习，在细节描写，在技巧上，人物类型上应该有区别。最不满意的作品，我想有一部叫做《红树林》的长篇小说那是我最不满意的，这是我1999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当时领导让我写一个有关检察官题材的电视剧，我就要当作工作任务来完成。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写的时候尽管做了一些调查，但也是走马观花，很难写到检察官的心里去，很难写到贪官的心里去，写的又是南方的生活，写的是在广西海滩上的一种植物，一种树。我写红高粱当然写的得心应手，但写到红树林不行，后来很多人就说，读来读去怎么感觉还像在高粱地里一样，我就说，坦率的讲，我就是拿它当高粱写的，所以这部作品我觉得是不成功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就是《红高粱》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并获得了大奖，你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小说改编的问题，把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这个小说得大奖我觉得也是跟时间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如果这部电影是现在拍的，不可能得这么大的奖，但是这部小说是1987年拍摄，1988年上映的，在那个时代整个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识和现在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认为中国的电影只能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放映，也会得到一些什么苏联的奖项，而西方认为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文学都是宣传品，都是政治的，都不是真正的艺术。我想《红高粱》为世界提供了对中国的一种全新的认识，使他们终于看到了脱离了政治宣传痕迹的艺术作品。另外它当时在老百姓中引起了轰动，得奖是一个外来的因素，最重要的深层的原因就是，我们8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不到十年，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思想已经比十几年前要解放多了，但是实际上还远远不够，中国老百姓长期以来实际上还是在一种集体化的生活制度里边，个性受到了压制，每个人都很难自由的表达个人的意见，每个人在家里说的话和在社会上说的话实际上是完全两套的语言体系，每个人还不能够自由的表现个性。那个时候像留长头发，穿喇叭裤，都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像邓丽君的歌曲就是被当作靡靡之音和黄色歌曲被严厉禁止的，在部队里面如果谁要听邓丽君的歌是要受到处分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出现《红高粱》这样的张扬个性，大声吼叫的电影，肯定会引起大家心里面的共鸣，甚至是强烈的共鸣。这个作品之所以在当时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它生逢其时。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的青年人要想成为作家应该如何努力？ 我想第一要真切的生活着，然后才可以向文学这方面来发展。我们现在的选择是越来越多，每个人的才华有一定的方向。有的人他可能在美术方面、在音乐方面、或者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特长，但他未必在文学方面有特长，每个人最好先了解自己究竟有没有在文学方面的素质，然后再下大的赌注。假如说你确信你具备很好的文学素养，如果要开始写作，还是一句老话，只能是从先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开始，然后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基础上不断的扩大阵地。我也劝你在写作之前还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要先熟读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经典文学作品，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前人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文学高度，然后我们才能在他的高度上继续向上登攀，假如我们不知道别人已经写到了哪种程度，就一个人盲目写作，当然也可以写出作品来，我觉得成功的几率变得比较低。总之我觉得文学确实没有一个金科玉律，也没有一种秘诀，只有自己慢慢的来悟。经常有人讲，慢慢的悟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也许是一篇小小的短文，也许是一个句子让你一下子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一下子你就掌握了，知道文学该怎么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写的时候把握一种语感，刚开始也不妨从模仿开始，我想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家都是从模仿起步的，包括鲁迅都是从模仿起步的，蒲松龄先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摹本的，他也有，他也从我们的唐宋传奇里面吸取了很多的营养，他聊斋里面很多的故事都从过去的传奇里面想到的。 这个同学的问题是：有人说你的作品是性和暴力，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我的小说里面写了性，也写了暴力，但如果说我的特色就是性和暴力，我觉得是以偏概全，因为我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丰富的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当代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是绕不开性和暴力。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年代，这个暴力不仅仅是指对人的肉体的侵犯，也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残杀，也指这种心灵的暴力，语言的暴力。我觉得文化大革命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动乱，整个社会都在动乱当中，这种真正的肉体暴力存在的，也就是说批斗啊、武斗啊，都存在过，我觉得最大的暴力还是一种心灵暴力，一种语言暴力。我们回头看一下文革期间的报纸社论，包括我们许多领导的讲话，包括当时的艺术作品，都充满了这种进攻性的暴力语言。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在作品里面有暴力描写，实际上是生活决定的，或者说是我们个人生活经验决定的。 性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几千年来尤其是到了近代对性的描述是到了讳莫如深的地步，中国有这么漫长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对女性的迫害。这种迫害不仅仅是肉体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性问题上的认识，实际上都带了很多的封建的痕迹，对这样的东西进行描写，我觉得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步骤吧。《红高粱》里面我想也有这种性的描写，但是我认为《红高粱》里面的性描写是跟塑造人物有直接关系，假如没有这样的描写，这样的人物是不成立的。我又拐到《色·戒》这个电影里面来了，我看到删节的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删的是不对的，故事要推到把他放跑这个结局，如果没有中间这些性的镜头，很难让人信服。 这位同学的问题是：你的作品里面写了酷刑，比如说像《檀香刑》里面一个凌迟就写了二十几页，怎样如何看待这种描写，另外作为一个热血的高密人，我为你对家乡的深沉的爱感动。 酷刑描写跟这个暴力描写应该算是一个问题吧，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酷刑描写是一部小说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它存在。尽管会让某些读者受到刺激，会让某些读者不忍卒读，会让很多人做噩梦，还是要让它存在。这部小说，我想争论最大的也就是酷刑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是必要的，我想在小说里面进行这样的描写，是跟这部小说把刽子手作为第一主人公有关系。因为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里面批判了这种看客文化，像他的《药》他的《阿q正传》里面都描写了这种处死人的场面，有很多人围着看。据说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也是因外在日本看了一部片子，俄国人在处决中国人，一群中国人在麻木的围着看，他就感觉到医治肉体不如医治灵魂。他批评这种看客文化。我觉得中国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看客文化，实际上是三合一的演出，一方面是刽子手，一方面是被杀的罪犯，一方面是看客。这三个方面缺了一方面都是不行的，刽子手和这种被处死的人是表演者，他们表演的越精彩，观众才越感到满意，成千上万的围观的老百姓，实际上里面都是善良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时刻，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个当作一种巨大的乐趣来观看，我们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像我这种年纪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枪毙人，都要搞这种万人大会，万人公示，用汽车拉着这个罪犯在全县的各个乡镇游街示众。目的和封建社会一样，就是来警戒老百姓，或者吓唬老百姓，不要犯罪，犯了罪就是这样的后果。在封建时代刑法的特点就是越是这种重大的罪犯，越是让他不得好死，把这个行刑的过程尽量的延长，让这个罪犯在这个过程中忍受最大的痛苦。 现代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对待死刑的改革力度是越来越大。过去是绞死，美国在伊拉克，还是把萨达姆给绞死了，中国当然早就废止了这个绞刑，中国现在慢慢的要用这个注射，注射的时候呢，五个刑警同时拿着五个针管，每个针管里面不是都装着毒药，只有一管是毒药，其它四管是蒸馏水，同时这五个刑警给这个被执行死刑的人注射，究竟谁的那管是毒药的呢?大家都不知道。现在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刑警的心理压力。也就是说刽子手是一个特殊的行当，《檀香刑》这本书把这样一个特殊的行当，特殊的人物当做一个主要的人物来描写，我觉得没有那些酷刑，就很难把人物的心里活动描写出来。由此我也想到很多问题，这个《檀香刑》当然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是这部历史题材小说它也具有现代性和当代性。刺激我写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期平反的张志新的事件。张志新是先知先觉，当所有人都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站出来批判林彪还有毛主席的很多错误。枪毙她的时候是让刑警把她的喉管给切断，怕她发出声音。若干年之后，她做为革命烈士被平反之后，这个当初用手术刀切断人家喉管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会不会感到一种罪咎感，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我想他最有可能说这与我无关。我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上级让我这样干，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是以人民的名义，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冠冕堂皇。我由此就想到了关于小说《檀香刑》里面刽子手的心理。在社会里面，讲这么一种特殊的阶层，这么一种特殊的人物他的心里的想法，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想在鲁迅先生开辟的看客文化这样的道路上，往前再走一下，就是把这个三缺一这个角度再补一下。当然我补的是不是成功，有待历史来考察。 生死疲劳是来自佛经里面的一句话：“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就是说，人的所有痛苦，佛家讲六道轮回，有什么畜生道、鬼道、天道、人道之类。在这个六道里面人不断的生不断的死，非常的痛苦的状态。假如要脱出这种状态，就要少欲，欲望多了，痛苦就多了，没有欲望了，身心就自在了。这是佛经里面的一句话。我之所以用它做书名，就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他在畜生道里面不断的投胎，他一会变成驴，一会变成牛，一会变成猪，一会变成狗

正母亲作为独立的"人"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所表现,超越了中国古代道德伦理对女性作为母亲角色的规定,但是这个超越的过程是如此的漫长,以致作家在刚开始时,都是刻画理想型的母亲形象,丢弃现实意义上的母亲形象,大概作家本人也很困惑:"母亲应该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慢慢认识现实中的母亲,有意地把她写入作品,揭示女性作为母亲在现实社会中的多重苦难,以及女性作为母亲的觉醒。从"五四"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母亲的刻画也逐渐变化,大致经过了诗化情

论《母亲》中“尼洛夫娜”的形象及其社会意义1.人物形象高尔基在长篇小说《母亲》里，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母亲形象，小说是把主要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来刻画的。《母亲》中的尼洛芙娜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在经历斗争后逐渐地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尼洛夫娜代表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她们逆来顺受，但是尼洛夫娜在儿子和革命者的教育下，逐渐卸下精神枷锁，从无知的麻木状态清醒过来，从害怕革命、支持革命从中完成了一个无产者的思想转变。她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代表了整个被压迫阶级觉醒的过程。母亲的成长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她是在担心儿子的命运中融进了对儿子的自豪，也预示着尼洛芙娜成长的复杂过程，还在于她用很大气力克服自身的懦弱，特别是宗教偏见等弱点。她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悟，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她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工作者。尼洛夫娜宣传革命，组织群众，深刻体会到沙皇制度下法律的虚伪，尼洛芙娜已把母爱同爱全世界受苦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故事的最后她在车站向人民传播真理，敌人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压制，但是她的精神是摧不垮的。2.社会意义:尼洛夫娜不屈不挠的精神再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觉醒。 《母亲》一开头，就出现了一个阴惨的环境，工人们在“泥泞不堪的道路”走向“牢笼般的厂房”，剥削者把工人压榨的“像废渣一样”，使人们下了工就用烧酒刺激食欲，只有在假日里能去教堂寻求精神安慰，这种景象是革命前夕沙皇统治最黑暗时期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母亲尼洛夫娜是有典型性的，罪恶的社会环境使得尼洛夫娜的丈夫不明白这是阶级压迫，却把仇恨发泄在妻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