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中的美好寓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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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谈民间剪纸艺术的民俗文化 论文关键词：民俗 文化 剪纸 艺术 论文摘要：民间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剪纸艺术的兴盛源自民间老百姓对美的追求，源于生活的需要。论述剪纸的民俗文化及其产生和根植于爱的审美活动，阐明剪纸的应用、造型观念和美学内涵，详尽分析剪纸艺术的符号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 剪纸艺术是中国群众性最广泛，地域最鲜明，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和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态，大多是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朴素的表意创造。剪纸存在于劳动人民生活、生产中，从而体现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虽然它的材料——纸的发明只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它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却是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长达六七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它的价值也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剪纸艺术本身，不仅美化生活、装点人生，在一年四季的各种节庆及人生礼仪中，负载着百姓对蓬勃生命的热烈寄托，已积淀成民族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 一、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 民间剪纸是附和民间习俗必不可少的一项艺术活动，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礼记·月令》中就有记载入冬以后要祭祖宗，还要祭祀门、户、溜、灶、行五位家神，这些灵位的装饰更新，正是后来门神、窗花、挂笺、顶棚花及灶台花的最早雏形。南朝梁人宗 懔 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 鬓 ，又造华胜以相遗。”《东方朔传·岁时节》中说：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是民间人际交往互相问候的节日，“人日”剪赠“华胜”，表示亲朋好友之间的祝福。据传，汉武帝对死去的李夫人思念不已，求方士招魂。等到晚上，汉武帝坐于床榻，方士制作出李夫人的剪影，并摇晃灯光，隔帐观之，尤如李夫人，这种剪纸招魂的习俗历久不衰，其意义已经扩展有了更多的含义。民俗内涵大致包括吉庆纳福，驱邪避灾，追求繁衍等意义。 （一）生命与繁衍的主题 生命与繁衍是宇宙万物一切生物的本能，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也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实际上繁衍意识也是生命意识，繁衍是生命的无限延续，要达到人类的永生，只有繁衍，即子孙延续，万世不殆。由原始社会文化到民间剪纸中，植物的观物取象表现在以多子的瓜果蔬菜象征繁衍人类万物的宇宙母体上，最早出现的葫芦、南瓜、葡萄、梨、白菜都是母体多子的繁衍符号。 阴阳相合是人类表现的繁衍造型观，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的中国本原哲学宇宙观。婚俗中寓意子孙繁衍的阴阳相交的“阴阳鱼”“鱼咬莲”“莲里生子”剪纸。鱼是多子象征的神 祗 动物，以鱼喻多子，以双鱼喻阴阳相交子孙繁衍。 “喜娃娃”被贴在陕北结婚洞房窑窗中心，抓髻娃娃双手抱双鱼的.大幅红、绿圆形团花，陕北叫“转花”，喻环天旋转生生不息，窑窗下部中央是三十六个格窗，中央四格贴上一个大幅的图腾动物剪纸或虎或羊或鹿，四角四格是角花，其他每个方格贴上“扣碗、对鱼、鱼戏莲、鱼唆莲、莲里生娃、老鼠吃南瓜、松鼠吃葡萄、猴石桃、兔吃白菜、金鸡探莲花等五颜六色的窗花剪纸，组成斗方形态的”三十六格窗云子，在这里以老鼠、松鼠、兔儿、金鸡喻男性；以莲花、南瓜、葡萄、白菜、桃喻女子；以动物与植物的合一，喻男女相交多子。 （二）自然物象、神灵的崇拜 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圣以及关于人主宰的模糊概念。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始人类中包含着大量的愚昧观念和迷信行为；另一方面，要明确地认识研究原始宗教的意义，人类从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就是这样幻想，错觉的方式逐步探求人类的真理，在人类认知的早期观念对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先入为主的决定性作用。在进入现代科学文明时代，自然崇拜和神话繁衍作为民俗精神的结晶，在民俗文化中依然代代相传延续着守护神的职能。 在民间传统性祭祀活动中，所信奉的神仙有不少是自然神，如天、地、日、月、山、河、湖、海、风、雨、雷、电诸神等等，这显然是原始人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自然崇拜的继续。这些神仙在民间剪纸中具有生动的拟人化形象。雷公是鹰嘴人面、鹰爪人身的形象，示其像鹰一样在天上飞翔的意义。 二、体现在民俗文化的功用 民间剪纸扎根民众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为千家万户增色添彩。在旧时的农村里，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岁时节令、居住、服饰、婚丧、寿诞等都在剪纸中得到了反映。 （一）岁时节令、居住环境的装饰 正月初一每家挂春联，贴窗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正月十五闹花灯，在灯上要贴剪纸，更加绚丽引人。如“凤戏牡丹鹿头花”有富贵吉祥之意。 窗花的民俗作用最为集中，不仅美化生活，而且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与渴望，常以“吉祥喜庆”“丰年求祥”“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为主体，也有故事、人物、戏曲、习俗等。 （二）婚丧寿辰时的礼花 婚俗活动自古以来是特别受到人们重视的人生礼仪活动，喜花剪纸是随着中国婚俗逐步完善而出现的结婚用品，流传在全国各地。剪纸的内容都大同小异，都有寓意吉祥，烘托气氛的载体。如双喜字贴于新房的墙上、柜子、盒子上，在西北地区“贴有蛇盘兔、扣碗”等寓意的剪纸，表现了男女恩爱、幸福吉祥。在寿礼上的剪纸常为“鹿鹤同春”“八仙祝寿”“鱼龙变化”“福寿无边”，都以金纸或红纸剪成。 （三）宗教信仰活动的应用 这类剪纸作品是民间为了表达主观意愿，抵御自然灾害，满足自己理想的精神需求所创作的，体现对神灵的崇拜，同时也附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但反映着当时人们那种质朴的民俗情感，为了摆脱苦难企图以自己的主观意念来抗拒自然危害。如供品上摆衬纸，庙里神龛上张挂剪纸，以求娱神赐福。常见的有财神爷、灶王爷，还有一些像狮、虎、牛、鸡、瓜子娃娃、葫芦以求平安、辟邪消灾、灭患的。还有为了求雨剪一些“小龙入水”，求晴的“扫天婆”解脱已发生的灾难。气候无常，雨多了天 涝 ，就用黄裱纸剪个“扫天媳妇”，“扫天媳妇真不瓤，手拿扫帚扫天忙，黑云疙瘩都扫净，雨过天晴太阳出。” （四）服饰佩带习俗 这类剪纸，民间妇女称为“刺绣花”，即用于刺绣装饰底样。实用性很强，有鞋花、枕头花、衣袖花、肚兜花、烟袋花等，是剪纸在服饰上的运用。各民族的服饰、刺绣、剪纸都以民族地区所崇拜的动物或植物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各自的地方风格。 （五）纯观赏性的剪纸 它是在窗花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观赏性剪纸。这种剪纸具有较单纯的审美价值。做工精湛，风格高雅，经过装裱或装框放于室内观赏。它的形式与窗花关系密切，虽然不承担窗花的民俗作用。但是精湛的技艺与完美的形式又对窗花挂笺、炕围花等实用剪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窗花创作的提高与深入。 三、民间剪纸中的审美特色 民间剪纸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极力显示超越自身民族背景的独立性，即美的特性。一张剪纸无论它用于何种场合，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灌注着审美感情。只要人们以美的标准肯定它，它也就有了存在过程的审美价值。当然，民间剪纸的这种艺术形式独立性，并不是对于民俗限定的脱离，而是充分驾驭民俗形式的随心所欲，因而其存在的价值也超越了陪衬民俗的行为目的。 美，直接起源于功能之中，在中国“美”和“好”是不可分离的，民间剪纸艺术追求更是审美标准和功用标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在民俗剪纸的审美价值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对于民间剪纸艺术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地方，返璞归真的独特艺术魅力是需要我们传承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民俗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也会适应社会的发展。有人曾经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有生命力的。由此可见那些古老的传统艺术尤其珍贵。 参考文献： [1]党春直.中原民间工艺美术.河南人民出版社. [2]吕胜中.中国民间剪纸(上).湖南美术出版社. [3]孙二林.民间剪纸.今盾出版社. [4]陈竟.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研究.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5]费孝通.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人文讲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相关论文查阅： 大学生论文 、 工商财务论文 、 经济论文 、 教育论文 热门毕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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