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货哟i
《民间合唱园地里的小花》,《人民音乐》1982年第6期。 《民族音乐中的“子母声”》,《中国音乐》1983年第1期。 《听中国打击乐音乐会》,《中国音乐》1985年第1期。 《桂、湘、粤边界瑶族民歌考察》(第2作者)《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 《侗族民间合唱旋宫实践的初步探讨》,《音乐研究》1985年第4期。 《民族声乐曲“垛句”唱腔的结构型态和艺术功能》,《音乐探索》1986年第1期。 《论民族音乐现象的系统化结构》,《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 《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思考》,《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 《汉代杂技音乐》,《中国音乐》1986年第4期。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1987年。 《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 《通俗歌曲及其传播的民间音乐本质》,《人民音乐》1988年第3期。 《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的综合研究》,《音乐研究》1989年第1期。 《〈白族音乐志〉体例 》,《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3期。 《润物细无声——1990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述评》,《中国音乐年鉴》1991年。 《历史积累上的飞跃——中国民族器乐表演艺术历史及发展概观 》,《音乐研究》1991年第3期。 《从荒芜走向繁茂——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四十年》,《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3期。 《白族那马支系音乐及其文化构成透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实地调查资料储存的理论及方法》,《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4期。 《民间音乐作品书面规范显示及其权利归属》,《人民音乐》1994年Z1期。 《实地调查的经验积累和科学意义及作用再认识》,《中国音乐》1995年第1期。 《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类型》,《中国音乐》1996年第1期。 《在传承过程中新生——工尺谱存在意义和作用的思考》,《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 《收获的季节——1997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1998年。 《关于撰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98年第1期。 《近代新音乐环境中的“国乐”处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刊》1998年。 《1998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1999年。 《“纳西古乐”名实谈—答〈人民音乐〉记者问》,《人民音乐》1999年第1期。 《留得华韵播寰宇——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祭》,《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 《进入音乐大师的生活时空——〈世界著名音乐大师图典〉序》,《艺术学教育与科研》1999年。 《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上)》,《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 《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下)》,《音乐研究》2001年第1期。 《百年之计,莫如树人》,《艺术学教育与科研》2001年。 《音乐基础教育的文化层面定位》,《香港“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读者论坛会论文集》2002年。 《乐史图说四则——骨哨、骨笛、陶钟和夔鼓的音乐图象学描述》,《南阳师院学报》2002年第5期。 《〈云南民族音乐论〉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民族音乐学如何强调其实践性》,《音乐与表演》2003年第1期。 《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实践层面》,《人民音乐》2004年第2期。 《民族音乐学概论》, 《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科版)》2004年。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3期。 《修炼资料积累和文献研究“基本功”——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论文献综录〉结题而作》,《音乐与表演》2004年第3期。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上) 》,《黄钟》2005年第1期。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下) 》,《黄钟》2005年第2期。 《丝竹声声入耳来——评〈江南丝竹音乐大成〉》,《中华读书报》 2005-05-11。 《先秦丝竹乐辨踪》,《音乐与表演》2005年第2期。 《乐目新撰举要——〈中国音乐词典〉(少数民族音乐部分)增修释例》,《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4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考——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丝竹乐”窥探》,《交响》2006年第1期。 《一个“流域”两个“中心”——江南丝竹的渊源与形成》,《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 《〈三六〉与〈三六〉“家族” 》,《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江南丝竹乐队编制的历史继承与创新拓展》,《音乐与表演》2006年第4期。 《艺术学的田野考察》,《艺术学研究》2007年创刊号。 《环太湖地区的乐社传统——苏南“丝竹繁兴”的人文历史背景研究》,《中国音乐》2007年第1期。 《岂一个“乐派”了得——传统音乐流派与“中华乐派”刍议》,《人民音乐》2007年第2期。 《江南丝竹二胡源流与“声腔化”演奏传统》,《音乐与表演》2007年第2期。 《苏南“丝竹繁兴”的乐社背景》,《人民音乐》2007年第7期。 《江南丝竹曲目类型及来源》,《中国音乐》2007年第3期。 《什么是有力度见成效的保护?》,《中国艺术报》 2007-07-27。 《隋唐燕乐乐队编制特征窥探》,《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江南丝竹”概念及研究述评》,《艺术百家》2008年第1期。 《江南丝竹的传播与影响》,《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 《江南丝竹笛箫演奏的“昆曲”“琴乐”传统》,《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 《研究材料的原创性——在首届“音乐学博导论坛”上的发言》,《音乐与表演》2008年第3期;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大理古城“洋人街”戏台“天天有戏”调查 》(第一作者),《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 《〈四合〉与〈四合〉族 》,《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 《丝竹遗响迤沙拉》,《人民音乐》2009年第1期; 《得失有三思,皆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江南丝竹乐社“苏南三社”调查》,艺术百家,2009年第3期; 《江南丝竹琵琶演奏的“文曲”传统》,中国音乐,2009年第4期; 《六板》与《六板》族——江南丝竹曲目家族构成辨识之三,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年第4期; 《“乐种”研究四个逻辑层面的构思与设计——为“江南丝竹研究”制定的基本策略》,交响,2009年地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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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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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补充: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补充:感觉。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补充: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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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占全国总人口9%左右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欠发达的西部及其它边远落后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其中西部有334个,占64%。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与东部相比,西部人口素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部平均每100人中科技人员18名,西部2名;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8个月,西部人均为3年零6个月;西部地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东西部的综合人才差距10:1。西部虽然总面积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别是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严重滞后,制约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普工作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这事关民族地区的兴旺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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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NextPage]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 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 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 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 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 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 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NextPage] 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 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 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 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 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 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NextPage]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李宁博士,长治市清真食品消费市场研究,晋中学院学报201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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