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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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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试析元遗民诗歌创作特征论【1】

论文关键词：元代 遗民诗歌 特征

论文摘要:元遗民诗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元遗民诗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激越凄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展现了遗民诗歌传统的道德及政治特征，而且结合现实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以及处变求新的艺术风格特征，在诗风由元及明清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文学的兴衰，也常常与政治情形的好坏相悖。

元末国运衰微，社会动荡，但对文学来说不但没有出现荒芜，相反却展现出末世的文化盛景。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

多难的时代带给诗人更多真切的生命个体体验，更多对现实清醒、深切的认识。

元遗民诗歌正是经历国变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诗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士人丰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处变世而求变化的独特艺术追求。

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由于同处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会背景，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共同的主题特征，如悯时伤世，感慨疮咦;处山临泉，寄情娱性;故国之思，君臣之义。

此外还有很多表达深笃友情的题赠唱和，表达志向高洁的写景咏物。

又由于元代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开放、自由，诗人的主体个性意识比较强，因此具体展现在诗人笔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元遗民诗歌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

悯时伤时，感慨疮痛

元朝末季，世风颓败，战争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艰。

易代的残破景象在诗人笔下多有描绘，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伤亭户》、《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妇》等诗篇展示了苦难人民的悲剧生活。

《伤亭户》描写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见，盐户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难以为生，被迫走上绝路。

《痛哭行》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

《冀州道中》写“……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

小米无得买，浊醒无得沽……”。

杨维祯古乐府诗《盐商行》、《江南谣》、《贫妇谣》等篇章同样都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诗人的悯时伤世之情。

元遗民通过大量的咏怀、咏史诗感叹时危事艰，抒发了遗民诗人浓重的凄凉、愁苦、无所依傍归依的感伤。

如戴良《咏怀二首》其一“……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

三年去复还，邻室无一贵。

所见但空巷，垣墙亦尽颓。”所写之处满目疮痰，残垣断墙，一片荒凉。

其《杨本初见访别后却寄》诉说着诗人内心万般愁苦:“事违人已衰，别多心更苦。

朝来数鬓丝，近复添几缕。”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无十日程，归计苦难成。

为客忧饥馁，频年仗友生。

刚肠随世屈，白发向人明。

争似湖居好，扁舟载月行。”《岁暮感怀四首》其三:“已被虚名误，偷生亦偶然。

兵戈十年久，妻子几家全。

往事溪云外，余龄逝水前。

艰难有如此，何日赋归田。”诗句里见出时事多艰而又无奈的心情。

其《寄鹤年》:“横门之下可楼迟，且抱遗经住海涯。

东海已编高士传，西方仍诵美人诗。

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

天末秋风正萧瑟，一鸿声彻暮云悲。”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重的故国黍离之悲，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丁鹤年《暮春感怀二首》:“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国何处此登楼。

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

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迹彩云收。

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兵后还武昌二首》其二:“乱后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

西风古爆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

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

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诗中诗人感慨往日的韶华眼前尽逝，一切烟云如梦，事已成昨，人情堪伤。

再如叶额《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岁月无情天地老，江山不尽古今愁。

黄花谩引杯中物，白发空惊镜里秋。”张星《惆怅五首》:“惆怅繁华成逝水，尽归江海作潮声。”同样弥漫着无尽而凄苦的感伤。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2】

论文关键词：晋初;儒学;文人心态;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

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册《文心雕龙》云:“晋室群才，稍人轻绮。

张、潘、左、陆，比肩诗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

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

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

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

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撅而复振的局面。

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

儒学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

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膝文公下》)。

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

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从此，追求“不朽”成为士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

据《晋书》记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现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好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态可见一斑。

而“立德”既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当之，况且西晋的政治环境亦无道德可言，所以西晋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标放在“立功”“立言”上，犹以“立功”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