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时代杂志副主编

爱德华·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圣三学院。1916—1936年供职于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1936—1947年任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其间（1941￣1946）曾任伦敦《时代》杂志副主编。1953—1955年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任政治指导教师。1955年以后一直在他毕业的剑桥圣三学院任高级研究员。1956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擅长苏俄史和国际政治研究。代表性历史著作是1950￣1971年陆续出版的10卷本《苏维埃俄国史》，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即《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什么？》本是卡尔1961年1—3月在剑桥大学“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Th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所作的系列讲演，1963年由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夫（New York·Alfred A. Knopf）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根据该英文版，出版了吴柱存翻译的中文版。中文版共12万字，前面有齐华甫（齐世荣）的《序言》［1］，简要介绍了卡尔的历史观，认为“卡尔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主张“往往流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2］但齐华甫在指出卡尔历史观阶级属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卡尔对于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有一些比较正确的看法”；并高度赞扬了“作者在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3]《历史是什么？》共分6章。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本书的总纲，阐述“关于过去的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第二章“社会与个人”，考察史学实践活动和“历史事实”中的“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并重点阐述了“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历史理论问题；第三章“历史，科学和道德”，从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研究的根本目的等方面，讨论历史学的性质，认为历史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也是一门科学；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提出了“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研究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任务”的观点，并探讨历史运动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第五章“作为进步的历史”，讨论了历史运动中的“进步”问题，以乐观主义态度提出了“历史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变化、运动，……就是进步”［4］的科学论断；最后一章“在扩展中的天地”，根据“历史就是变化、运动、进步”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叶，无论是客观实在历史还是历史学都处在“进步”的迅速扩展时期，“这个世界比过去四百年中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快地和更激烈地改变着它的模样”［5］。这里主要介绍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经常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1）历史是什么？（2）历史学的性质是什么？（3）如何理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4）如何看待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一、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范围广泛、令人作难而又不能回避的重要的历史哲学问题，也是历史学根本前提问题。1756年，法国历史学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首创“历史哲学”一词，用以指从过去的事实中引伸出“有用的真理”。后来，人们用“历史哲学”概念来概括一切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或者制定解释的模式，或者探求普遍的规律，或者揭示先验的目的。其实，在伏尔泰之前，“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用“历史”一词来做他的一部历史著作的书名，并以此来表达他强烈的探询历史之谜的愿望。在伏尔泰之后，“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没有获致完满的解决。每一代历史学家都在继续走着希罗多德所开创的道路，努力探询被恩格斯称为“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女神［6］——历史女神克丽奥之谜，或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或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对它做出各自的回答，并因此而形成了思辨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不同流派。两者的分野在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什么是历史”，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则是“什么被看做历史”。从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看，“历史是什么？”是一个历史本体论范畴的问题，对其所做的回答应当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一派。但事实上，卡尔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就是说，卡尔所说的“历史”，不是指本体论范畴的客观实在的历史（“现实历史”），而是指认识论范畴的观念形态的历史（“观念历史”）［7］。就此而言，卡尔在历史哲学思想方面属于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派。19世纪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以来至20世纪初叶，客观主义史学（卡尔称之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盛行于欧洲。在兰克看来，“事实”本身会说话，历史学家通过积累“事实”就可以最终揭示历史真相。因此，对于兰克说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把确定的“事实”摆出来，而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解释。客观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傅斯年对此有一个很浅显但清晰的解说：“近代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历史研究就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8］兰克摆到历史学家案板上的“事实”之鱼，主要是由档案资料（傅斯年的“材料”）构成的“史料客体”，而非历史本体论范畴的客观实在的历史存在，甚至不是历史认识论范畴的主体化和观念化的历史客体。客观主义史学在英国的代表是经验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的特点是把史学主体与历史客体分离开来，即把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与作为历史学家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分离开；同时，又把历史客体等同于历史存在。让“事实”本身说话，就是要排除历史认识主体在认识历史客体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卡尔认为，客观主义史学“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的观点，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9］他做“历史是什么？”这套讲演的目的，就是要根除这种“可笑的谬论”。在批判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在英国的代表经验主义史学时，卡尔把“事实”区分为“关于过去的事实”和“历史事实”两种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类型。［10］所谓“关于过去的事实”，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因为“关于过去的事实”首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它在历史学家对其进行认识之前就已独立地存在。卡尔所说的“关于过去的事实”，约略与我们所说的历史本体论范畴的“历史存在”相当，是一种自在之物，完全独立于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之外，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意志、目的和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这样一种完全与历史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在之物的历史存在，的确不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卡尔认为，只有当历史学家决定让“关于过去的事实”走上舞台时，“关于过去的事实”才能开口讲话，也即才转化成为“历史事实”。这种“历史事实”，从历史认识论观点来看，大体上相当于“历史客体”。历史学家在“关于过去的事实”转化成为“历史事实”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卡尔明确指出：“（过去的）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11］历史学家把“关于过去的事实”转变成为“历史事实”的途径是“解释”。卡尔说：“关于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事实的身份的关键，就在于解释……”“解释这一因素涉入每一件历史事实之中。”［12］可见，“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设定并选择的结果，也是历史学家通过解释创造出来的产物。卡尔关于“历史事实”的思想明显地受到了他的前辈克罗齐、科林伍德等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思想的影响。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宣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3］卡尔解释道：“这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历史学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纪载，而在于评价，因为，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值得纪载下来的？”1910年，美国哲学家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也说过：“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进而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于科林伍德而言，“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自己脑子里把这种思想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正是这种重新组织的过程，支配着历史学家对“关于过去的事实”的选择和解释。而这种选择和解释，恰恰就是使“关于过去的事实”转化为“历史事实”的关键。英国政治学家奥克肖特在1933年出版的《经验及其程式》一书中提出了与科林伍德相接近的观点：“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惟一办法。”［14］卡尔有保留地赞同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的尖锐评论“揭示了某些被人忽视的真理”。［15］但是，他进一步指出了作为历史客体的“历史事实”不仅具有双重主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双重的客观历史－社会性。首先是双重的主观性。卡尔认为，“历史事实”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它们总是通过纪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16］他用钓鱼做比喻来说明这个在他看来是“被人忽视的真理”。他说：“事实的确并不像鱼贩子案板上摆着的鱼。事实是像游泳在广阔的、有时是深不可及的海洋里的鱼。历史学家能钓到什么，这一部分要靠机会，而主要地要靠他到海洋的哪一部分地区去钓，他用的钓具是什么－－这两个因素当然是由他要钓哪种鱼而决定的。”［17］这就是说，“历史事实”本身就已经融入了纪载者的主体意识，而当历史学家把它挑选出来作为研究对象时，它又融入了挑选者的主体意识；而“事实”能够有幸成为“历史事实”，取决于“事实”之鱼属于“哪种鱼”，即取决于“事实”本身的性质。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述的“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首先“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18］的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这可以看做是马克思对卡尔史学思想的影响（下面我们还要谈到）。其次是双重的客观历史－社会性。把“关于过去的事实”的一部分纪载下来的纪载者属于过去，是过去时代的社会条件的产物；从这些已经纪录在案的“关于过去的事实”中挑选出一部分来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也受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这样，“历史事实”就包含了双重的历史－社会性。卡尔说：“历史学家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而且由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使他不得不属于这一时代。”“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热爱，不是真正爱过去。因为历史学家既不是需要依靠发怀古之幽情来消磨时光的垂垂老者，也不是对现在或未来失去信念和兴趣却又不想死、因而需要把自己沉浸在过去之中来表示自己对现在或未来的绝望的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会对过去表现出真切的爱情，也不会从过去之中解放自己。历史学家对过去投以关注的目光，研究过去，是为要通过掌握过去来理解现在，“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19］一句话，历史学家只属于他本人的时代。“历史事实”作为“关于过去的事实”的一部分，具有惟一性和不可重复性，一旦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就永远成为了过去，不可能再现。那么，历史学家如何去理解他所不能直接面对的“历史事实”呢？卡尔认为，应当采用想像和对话的方式。他说：“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理的人物的见解，对他们行动后面的思想，应该有一种富于想像力的理解。”“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某种接触，是写不成历史的。”［20］在这一点上，卡尔与科林伍德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卡尔强调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即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但不否定“历史事实”所固有的客观实在性。过分地夸大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否定或者避而不谈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这是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思想特征。19世纪末，詹姆斯·A。弗劳德在《若干重大问题浅论》一书中曾经写道：历史是“小孩的一匣子字母，我们爱拿它拼成什么字就能拼成什么字”。《剑桥近代史》主编乔治·克拉克爵士也说：“'客观的'历史真实是没有的。”［21］而相对主义历史学家为了否定历史意义的存在，则提出历史有无数意义的理论，认为在这些无数的意义中，这一意义并不比另一意义更正确一些。卡尔反对这些否定“历史事实”客观实在性的做法。他以客观实在的山脉为例说：“并不能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山，山会有不同的形状，就推论说山在客观上要么根本没有形状，要么就有无数形状。并不能因为解释在确立历史事实时有它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还不完全客观，就推论说这一解释跟另一解释一样好，而历史事实大体上是无法依从一种客观解释的。”［22］解释作为“历史（学）的生命必须的血液”［23］，它虽然是主观的，但总是针对某一客观实在的东西的解释。如果这一客观实在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解释也就无从做起。正是对“历史事实”客观实在性的承认，使卡尔在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没有像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那样滑入主观唯心主义史学和纯实用主义史学的泥沼。在卡尔看来，对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任何过分地夸大其中一方的重要性和作用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有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一方面，“人除了在他的婴儿时期和他的晚年以外，并不完全为他的环境所拖累，毫无条件地屈从于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也从来不曾独立于环境之外，成为环境的绝对的主人。人跟环境的关系就是历史学家跟他的研究主题的关系。历史学家既不是他的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是那些事实的暴虐的主人。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这种关系表现在史学实践活动中就是，历史研究“只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把他（按：指历史学家）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而已”。［24］根据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这种关系，卡尔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回答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