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生育政策的作用知网论文

生育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所确立的涉及一个时期的人口再生产调节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而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的计划生育历史沿革如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在人口控制实践中逐渐产生、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与反复、再到限制生育的曲折发展过程。其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阶段：一是鼓励生育阶段（1949年—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和建设，在生产技术落后的背景下，劳动人口数量是决定生产力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在该阶段，正如毛泽东曾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人多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人口政策严重受到苏联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务院卫生部全力支持和宣传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和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二是节制生育与反复阶段（1954年—1959年）。人口现象是长周期事件。这一时期，国家决策层意识到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人口过快增长产生忧虑，党和政府已认识到需要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开始支持群众避孕节育，对人口形势较有代表性的思想认识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原本孕育起来的计划生育思想发生动摇，客观上造成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重新占据统治地位。三是计划生育思想复苏阶段（1960年—1969年）。面对人口迅猛增长和经济严重受挫的双重压力，政府重新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进行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并将大力提倡晚婚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一项具体措施。期间虽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但党和政府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四是计划生育政策起步和趋紧阶段（1970年—1984年春）。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比例关系失调状况日益恶化的形势下，政府将计划生育工作提上工作日程，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也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形成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方针，并以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开始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将19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与农村生产实际和农民生育意愿严重脱节，造成政策贯彻执行阻力重重，恶性事件频发。五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阶段（1984年—1999年）。在农村一孩政策执行陷入窘境的境况下，1984年的中央7号文件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在1990年新增人口快速增长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带来极大压力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重申了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六是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2000年至2012年）。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200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表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在人口发展呈现前所未有复杂局面的背景下，200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重申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七是计划生育新阶段。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随后，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自2013年起，计划生育到达新的阶段。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鼓励生育和限制节育，到70年代“晚、稀、少”政策的推广，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调整的变动过程。无论在哪个时期，出台的生育政策都是针对当时人口形势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结果，对人口形势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迥异。我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发展方向--理论--人民网

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全国实施，具体的措施是，在机构设置上: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省市在中央的指示下也建立起计划生育的领导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方针，并以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正式在全国进行计划生育，不过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与农村生产实际和农民生育意愿严重脱节，造成政策贯彻执行阻力重重，恶性事件频发。1984年—1999年是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实施的阶段，在1990年新增人口快速增长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同时受到了拖累，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出台了，其中表明了国家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2000年以后，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实现了国家人口从快速增长到平稳发展的转型，200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表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7年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重申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1.鼓励生育先秦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九惠之教”，其中，“二曰慈幼”，设“掌幼”官员管理，针对士民有幼弱子女却无力供养的情况，规定养育三个幼儿可免除“妇征”，养育四个幼儿时全家免除征赋，养育五个幼儿时官府还派一个保姆，并供给粮食，直到幼儿成长，能自理生活；“三曰恤孤”，设“掌孤”官员管理，需经常了解孤儿的情况并给予帮助；“五曰合独”，即介绍鳏寡成家，设“掌媒”官员管理，鳏夫寡妇结姻之后，官府给予田宅，三年后才会命其为国家提供职役。西汉初年，秦末战乱使得人口凋零，严重影响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百姓的徭役负担沉重，如不服役，则需折钱交官。汉高祖针对这种状况，规定生一个孩子可免徭役2年，这项政策激发了人民生养子女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汉初的人口恢复，也有利于分担徭役。两汉交替间，人户几乎减半。东汉章帝诏令产子者免除三年徭役，并赐予“胎养谷”三斛，免除其丈夫一年徭役。此外，孤儿和父母无力抚养的婴儿，由国家供养。这对经历西汉末年动荡后，东汉王朝的人口增殖和经济恢复，起到积极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人民频死。西晋武帝咸宁元年规定“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即一家生育五个女孩可免除徭役。唐代，沿承和坚持鼓励婚配、优待生育的政策，始终如一。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宜命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之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对于家境贫困、婚配困难之人，要求“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帮扶，“资送以济”。唐太宗还鼓励“鳏夫续娶”，寡妇再嫁，但并非强制政策，目的重在促进生育、增殖人口，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到积极作用。宋代，民间溺婴之风盛行，南宋政府为此多次诏令为生育的家庭提供补助。对于贫困而无力抚育后代的家庭，官府还创设举子仓以帮扶，“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或者采取“没官田产免行出鬻，官收其课，以给助民间举子之费”，兴办举子仓的做法在江南地区逐步流传。明代，官府重点抓大龄男女婚配问题，鼓励民间三十多的男女依靠宗族的救济和撮合成婚。官府还对生育多胞胎的家庭予以奖励。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卫军王狗儿妻周氏一产三男，事闻，遣行人给赐钞十锭，米五石”。自此，“命给衣钞”,“钞米如例”，成为明代奖励生育多胞胎家庭的定制。清初，鉴于赋役制度繁杂混乱，弊端丛生。康熙五十年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按地亩征收。雍正年间将“摊丁入亩”推行全国。赋役制度的改革，废除了通行千年的人头税，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生育负担，使清代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推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基础。2.强制婚育先秦时期，墨子有谓“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按照墨子的主张，如果婚后三年生一子，早婚十年便可多生三个孩子，实行早婚可使人口倍增。由于古代医疗水平的限制，婴幼儿夭折率很高，加上自然灾害、战争与疫病的影响，早婚早育对人口生育率的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大量增加劳动人口，是补足生产力欠缺的重要手段。因此，多数朝代都有着强制早婚、限制及惩处晚婚的法令和政策。秦汉时期坚持这种强制政策。西汉政府鉴于秦末战乱造成的人口凋敝，规定不分男女，年龄超过15岁，需缴纳人头税，每人每年120钱，称“算赋”；若女子15岁仍未出嫁，需加倍缴算赋，每超过5年加征一级；若女子30岁还未嫁，每年就需缴算赋600钱。惠帝时更严格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按5倍罚征人头税。一般的家庭无法承受算赋加征带来的沉重负担，只得早早将女儿嫁出去。

增加年轻人，就是在不断的增强国力，为了以后不要老龄化而努力啊！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老龄化，以及解决我们的后续人少了，可能国家的根本就没了的问题。这个重大的意义简直就是能颠覆我们未来的发展啊！

为了让孩子们减少负担，让他们两个人去照顾6个老人甚至是8个老人，给他们的压力减少一点。

老龄化人口和战争的原因，应用的生态学原理是自我调节增长。计划生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即按人口政策有计划的生育。1982年9月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是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到21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调整。由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到达适婚年龄，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

国家对于不同时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因为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变化，人口结构和人口问题也会发生变化。政府会根据当前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以及人口问题的紧迫程度和特点，制定相应的生育政策。例如，在人口过多的时期，政府可能会采取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而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时期，则可能会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因此，国家对于不同时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