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语常用词研究的学问论文

汉字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汉字学学术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汉字的文化学价值

摘要：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华夏文明因子，一直未能受到合理的关注。在汉语日益受到世界文化价值认同的背景下，汉字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科学合理的阐释。没有英雄的民众是盲目愚蠢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毫无生机的。将现代科学知识与古老思维艺术合璧研究，才能是汉字研究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关键词：社会文化 价值认同 合而不同 文字文化 语言崇拜

地球是太阳系迄今为止已知最为美丽的一颗星球，语言则是人类在这个璀璨星球上最值得称道的神奇发明。汉字的发明和使用，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伴随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知度的提高，汉语热以汉语水平等级测试、汉字能力检定，第二语言习得等多种形式在多个国家相继展开。世界各地学习汉语汉字的热潮方兴未艾，形成了当今千载难逢的人文社会氛围。置身于文化开放、科学昌明、学术自由的镀金时代，对中华文化占据着得天独厚话语优势的中国学者，义不容辞地必须利用无可置辩的话语权，去阐释这样一笔丰富厚重的人类文化财富。要利用饱蘸文化资源的言说方式去浸润濡养世人，既不能淡忘自己是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更不必对文化碰撞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亟需找到一种恰当的方法，并通过汉语汉字将民族文化古老真谛昭白天下。它不应该是研究字里行间的政治理论，也不能采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语言文字。它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在古代语境之下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蕴含在中国文字当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意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的语言文字学。

一直以来人们判断一种语言文字发达进步抑或原始落后，往往着眼于这种语言文字是否被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常用载体，而不是关注研究它是否具有丰富深沉的文化内涵。英文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常用载体，就是因此幸运地被中国视为现代文明的价值符号。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扭曲了中国至少四代人的学术风气。造成这种奇特状况有两种原因，一是中国古代帝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二是现代学人虚无自卑崇洋媚外。人们羡慕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技文献都采用英文写就，却漠视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典籍采用汉字记录。身处人类多元文化交汇的激流中，误以为五千年文明不能跟三百年的科学技术相融合。惊咤科技大国险行在“财政悬崖”，忽略自己同样正濒临文化深渊。一个民族如果全面地接受了其他民族的外来文化，它的原生民族语言势必会很快融汇到其他民族语言中，或者准确地说是随之失去交际作用而逐渐消失。长此以往曾经灿烂辉煌的瑰丽文化，就可能葬送在博士大国自轻自贱的狂欢盛宴中。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大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使用范围有限的地域性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现代社会中消失。对于这种文化融入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文明进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人为干预。曾经有社会组织对那些范围有限而快速消弭的语言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无效劳动。在日益频繁的人类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需要借助汉字六书理论并以系统的眼光和联系的方法，构建传统汉字的现代言说体系。

回顾人类历史反观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文化是可供全社会共同品鉴欣赏分享的价值存在，而不是社会特定阶层自娱自乐的特供奢侈品。曾经辉煌的中美洲玛雅文明，其消失的症结正是失之繁难。更早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的亚述文化则是疏于简陋。中华文化凭着深厚博大的文化蕴藉，巧妙地回避了上述两种文化的致命弱点，在后现代技术实力的狂涛巨浪冲击下不见式微反而日臻完善。使用汉字的人口迄今已超过全人类五分之一，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不能漠视这一客观事实。不幸的是近代以来我们耗费百年时光，拼命追寻一种无根无柢的浮萍文化。近年来更有浅薄晦涩莫名其妙的“脑残体、火星文、凡客体、元芳体、甄嬛体”居然得以风行。人们盲目吹捧追随“方鸿渐”而肆意贬低践踏“孔乙己”，飘忽不定诘屈聱牙的欧化语句大行其道，背得些许外文单词就声称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某些意识不仅具备踏亵古老文化的愿望和力量，还富含摧毁灿烂文明的潜能与危机。

汉字源远流长数量浩繁，语言崇拜是先民的原始宗教之一。先民生活在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华夏先民出类拔萃的造字专家仓颉，发明文字的初衷并非出于社会交流之需，更不是为了满足“劳动需要”。商代敬神，对神鬼顶礼膜拜，周朝崇礼，对先人崇敬有加。商周先民要向鬼神祖宗表达某些诉求，语言内容多与祭祀祈祷等原始宗教有关。对文字讲求神奇玄妙，就连使用文字的场合也笼罩在庄重诡秘的宗教氤氲当中。从远古童谣的敬惜字纸，到至今尤甚的许愿诅咒宣誓，都足以让人闻到到这种古老文化遗风，感受到弥漫在先民生活中的语言崇拜情结。秦代尊法，追求立法治世，汉世重人，关注人生价值。秦汉对文字转而追求实用平适，汉字转而用于记录事件而不仅仅“记录语言”表达观念。不过直到现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虔诚相信，神灵无所不知无处不在。为了让自身的灵魂皈依时不至于在奈何桥畔被牛头马面打入油锅炼狱，人们尽量自觉检点约束言行以保终生清白，宁肯忍欲弃智而不敢昧己欺神，甘愿自守箪食瓢饮不惜清贫一生。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的，数千年封建帝国绵延不绝的文化淫威，在读书人心中的文化阴影根深蒂固。这种源于宗教信仰的群体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律行为的精神依据，也成了几千年来至关重要的社会稳定剂。

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各阶层包括君主帝王，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人们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英雄情结中的“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社会各阶层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清官崇拜、帝王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使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自然却又隐晦地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文化—文字特征充斥于封建历史当中，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人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问世的宝藏。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一鳞半爪进行文物式的考古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割裂成了看似独立却交叉混同的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意蕴深厚的古老文字体系被玩习成了可以随意拆拼组合的智力魔方。偶尔有人试图融合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进行穿插观察，但往往未及深入就不幸过早夭折于质疑声中。汉字研究的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始终充满了以今绳古或以古泥今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所呈现的只是社会族群中某个特定阶层精神生活的一隅，而不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全貌。甲骨文字既不是由劳动人民发明和使用，也不是以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残存的数种少数民族文字，仍然也只是特定人群的专有特殊技能，流传于原土司首领或神婆巫师当中。彝文、苗文、水书莫不皆然。正是由于甲骨文字作为贵族文化而传播运用，才造成了它迄今难以被劳动者后裔完全释读的遗憾境况。云南纳西族地区尚存一种世界极少的象形活文字——东巴文的余绪，被外国语言学家称为摩梭文。那是东巴教传写经文、巫术的书面语。称为摩梭文虽然淡化了它的特殊功用，但同时也使名称显得客观了些。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去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同样会感到力不从心。意欲采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理论，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本身就有些勉为其难。要以古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去观察体悟汉字六书理论，将古代的各种社会文化知识融汇贯通，才有可能建构一个系统、完整、真实的汉字构形理论系统。

值得提出的是，大量甲骨文字至今无人识读并不是人们对文字本身的生疏导致不解其意，而是我们对文字所记录的当时社会生活场景陌生所致。其实这类汉字的语言意义跟当初毫无二致，其语音今人读来跟几千年前的古人也相差无几，以至其间的差异不会大于当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别。令人遗憾的是，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最终还是导致了难以消除的语言隔阂。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学界所忽略。那就是甲骨文字即使是在刻写它们的当时，它们就不是人人共识相反是秘而不宣的。碍于对所记述的情境、意义不了解，今人对甲骨文字不能完全理解就不神秘奇怪了。情景一如今天常人采用梵文阅读宗教经文，照本宣科读出来势必也多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更毋庸说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字的使用具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局限性。甲骨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者，主要是专司卜筮的巫女觋师以及一些具有特殊爱好和天赋的人。自发明伊始，它的目的功用主要是就用于记录祭祀活动而不是直接表达语言。只是因为祭祀活动本身也须借助语言进行表达，甲骨文字才无可奈何地跟语言联系在一起了。甲骨文字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主要是用于与神灵交流的符咒而不是用来记录民众语言，它是一种显示着贵族的尊严感和宗教的神秘性的自源性文字。用语焉不详的方式去表达实现语言文字的神圣感。使用语言文字被当成一种“精神消遣”或“文化消费”，属于贵族官绅的专利。

所有出土甲骨文字资料中，迄今还未发现账簿书信之类应用性内容，足以说明它本身跟民众的普通生活相去甚远而且也与贵族们的口头语言脱节。内容跟庶民的日常生活无关，这就注定了甲骨文字在民众当中只有极低的认知度。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文字记录了贵族生活中特殊事件，在特殊的文化仪式中被巫师们故弄玄虚和贵族们借以自炫。由于不能被大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所以随着盘庚迁殷导致的经济萧条，甲骨文化也就紧随着殷商宫廷文化的式微而迅速衰落了。各民族都曾拥有某种特殊文字，用于各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上书写，比如古埃及圣书文字、中美洲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秦代的秦书八体、欧洲的罗马花体、以及我国至今流传的桃符、民间的所谓吉祥字等等。那种文字色彩庄重神秘，书写也会不厌其烦。而用于日常交流的文字则必然要以简便快捷为原则。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字有规则但无风格，琥珀体、彩云体、幼圆体。简明使用的书体则因为无规则也才能写出风格，颜、柳、欧、苏、当代的舒体、姚体。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汉字是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作为殷人后裔的赵国从未发现过甲骨文字传人，倒可以当成甲骨文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业已“休眠”的无言佐证。当年的贵族余孽苟延残喘尚且无暇，焉能虑及民族文化这种千秋大事。这种令人心酸的事实造成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巨大罅裂，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历史文化大裂谷。我们这些站在裂谷彼岸的后来者，亟需构建一道文化津梁藉以达到古代文化的秘境，以文化方式实现对甲骨文字那种封闭式语言符号系统的确切阐释，从而真正实现跟古圣先贤的交流对话。比如周人信梦，因而言梦之字颇多。由于字多同义现象就突出。如梦，寐觉也。既寐而有觉，当然就是做梦。寤，寐觉而有言也。也就是糊里糊涂说梦话。但是这两个字在文献中多年来被曲解误读，引发了不少笔墨官司。小篆并非甲骨文字的直接继承，小篆与甲骨文之间，本来就少有联系，更有众多区别。部分小篆与甲骨文写法相同但意义却毫无关联，后世出土的盂鼎中有一个“招”字，构形理据跟小篆相去甚远，字意也根本毫无瓜葛，实际上是两个同义词而不是同一个文字。

为了使虔诚膜拜求得的神示、谶语或历经争讼确定下来的契约得以长期保存以便流传，先民们商定将这些内容郑重其事地刻记在易于久存的硬物上，他们首先想到了刻石。把生活经验或谈判结果刻绘到崖壁上，绝不是先民有多少浪漫情调，他们的刻写仅仅是严酷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艺术追求。先民还没有浪漫到有事一定要书写甚至刻划到崖壁上去的地步。摩崖刻画不能用木棍竹枝而须使用刀，而最早的“刀”又不过是锥形的石针、锋利的石片或尖硬的竹木而已。可是古人很快发现刻石对刀具的磨损相当严重，要找到刻石所需的大量尖硬工具绝非易事。刻石既非常艰难且而且刻石作品还容易圮毁又不能随意携带，书写载体的珍贵难求加上镌刻敲击的易崩易损，使记录的内容和传播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现实迫使先民不得不放弃了漫漶难读的摩崖刻石，最终选择龟甲兽骨这些相对难以寻得的材料作为书写载体。当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龟甲兽骨为先民的崇拜物，本身被认为具有灵性。一如许慎《说文解字》描述的“古者货贝而宝龟……”，龟为龟龙鳞凤四灵之首。于是刻写甲骨就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在巫师故弄玄虚的宗教场合以及工匠艰难繁复的镌刻工地，造成了文字跟语言的脱节。文白脱节使汉字产生了特殊的“超方言”现象，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生活中很多口若悬河而竟然目不识丁的文盲。上古曾经流行货贝宝龟的世风民俗，却未及形成体制完善的汉字系统。至于其后究竟是龟甲牛骨帮汉字出了头，还是汉字使牛骨龟甲长了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要对汉字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入研究，才能最终揭开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 不妨合理推测，先民早期的“笔”不过是信手拈来临时凑合的竹枝木棍。找些粗细不一的棍子蘸点靛蓝朱砂等颜料，一次至多只能写下一个字。而一旦使用这支笔连续写下一篇文稿，人们看见的就是一篇所谓的“蝌蚪文”。将汉字刻成方块并非圣人的决定或智者的选择，而是诸多自然因素综合使然。用竹木在沙地或树皮上写画非常适宜却不便保存流传，为了将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告诉大家、警示或教导后人，古人选择了以刻写为主要记事方式。但刻写难以使笔画圆转丰润，他们需要书写更为便利，传递更为快捷以及更加容易收藏的语言和思维载体。从春秋五伯到战国七雄，诸侯各国及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那时的语言文化交流大多是一种功利性碰撞，一如当年革命家们学习英语是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最终推翻帝修反，时下全民学英语的目的应该也在于学习人类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取长补短。只有这样理解，才不会背离社会基本常识不至于有违科学道德。汉字是一种“意符文字”，只要能够传情达意，字形书写往往并不特别重要，至于读音，更是各行其是无关宏旨。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可以根据自身的是非好恶去创制汉字。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文化价值观通过汉字表达出来也会大相径庭。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含有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之别，日常器用也能够显示身份地位。在使得汉字书写形式大大增加的同时，社会各阶层最终差不多将汉字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然而活生生的汉字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离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决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可有可无的古董。古老汉字显得驳杂陆离，其中的文化意蕴并未被今人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时常看到听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西周金文时期开始逐渐成熟定型的汉字，已经具有社会普遍性特征，既能记事更注重表达感情、思想、观念。贵族在铜器上刻铸文字，不仅是记录一种事件，更是要表达和宣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需要天喻神知，尤其要令后人明白遵从。就像后来我们追求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不仅规定时人熟记，更欲令后代普识遍知。这种具有强烈表达意识和功能的符号系统，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意欲凭借当代社会的文字价值观，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现代阐释，利用形成不过百年的所谓“现代言说方式”，去解读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一种文化体系，是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的。我们时常为以往甲骨字片的大量流落海外而痛心疾首，但对于尚存手中的数万甲骨，除了早年难以企及的“甲骨四堂”，人们并不能理解和利用多少。现代科技跟传统文化根本不具可比性，岂能将司母戊鼎跟航空母舰相埓。甲骨文字作为一种文化衍生物，对它的语言学价值研究早已成果斐然，但进行文化学考察却是方兴未艾。学术殿堂不应被改造成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的“文化超市”，它的历史文化学或社会学价值亟待确认。

汉字构形理据研究发轫于春秋时期，仓颉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称道的圣人。战国时代为了利用六国文字，逐渐形成了汉字构形理论。完整的六书理论至秦代逐步成熟到后汉臻于完善。不理解古代辩证思维方法，难以接受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字六书理论。所以越往后世六书理论越令学者感慨和迷惑。甚至今天批评周易蕴涵“封建迷信”，明天义批判中医言精义奥不够科学。其实汉字不像欧美文字主要是记录“音素”，蕴藉在汉字里的主要元素是“意素”，也就是社会文化元素。解读这种文化元素需要具备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汉字中的那些文化元素近百年来，不幸被误判为封建糟粕而备受贬斥。汉字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人“稍近益狎”，人们对流行了几千年的汉字产生了道是说非的勇气。未采用整体的系统方法去看待六书，在汉字研究中不谙古代思维艺术，就难免出现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产生类似盲人摸象的研究态势。清末以来有人埋怨六书理论不能解释个别甲金文字，殊不知六书理论自始至终是跟甲骨文金文无涉的。凭借后起的六书去蠡测先世的甲金文字，就像妄评爷爷怎么长得不像孙子一样。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深情说道：“对人类语言文字见解独到的人，必将如日中天。”要避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脱离抱残守缺的尴尬境地。研究六书可上溯甲金之源，下寻隶楷之流，参互考察，比较研究，而且必须以篆书为据。只能以六书探求文字，却不可据文字批评六书。既要采用共时性方法进行断代观察，也要借助历时性方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是汉字研究需要把握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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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78页假借例六：“内”假借为“纳”，读nà。�〖HT〗 按：187页注［6］为“距关，毋内诸侯”（史记·陈涉起义）作注：“距：同‘拒’，抵御，挡住。内（nà）:‘纳’的本字，接纳，放进。”“内”字既是“纳”的本字，又怎么能假借为“纳”？王力《同源字典》收“内纳”，可知“内纳”是一组同源词，它们的意义间有引申关系。 二、措辞不当� 1、88页讲解“暂”：在表示时间范畴这一点上，古今义有联系，但是具体的范围却发生了转移。“暂”在汉以前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大概在许慎的时候，“暂”字的意义已经开始转移，由一下子、突然转为“不久也”，这是“暂”字在中古时代的常用意义。……中古以后，“暂”的意义又发生了新的转移，即现在“暂时的”意义。“暂时的”不仅与“突然”、“一下子”有明显的区别，与“短时的”也不同。“暂时的”是对将来而言，如“暂时出去，将来还回来”，而“短时的”只表示时间短暂，并不包含将来要做的意思。� 按：把“暂”的“暂时”义与“短时”义作这样辨析的除郭本以外，还有王力先生主编本。王力本常用词（十二）第874字是“暂”字，义项（三）为“短暂的时间”，引用书证后说：“注意：现代汉语的暂字由此发展而来，但是意义不完全相同。现代所谓‘暂’，指暂时 这样，将来不这样。古代所谓‘暂’，是指时间很短，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例如今人‘暂停’是指以后还要继续；古人说‘暂停’，是指停一个短暂的时间，不意味着今后还要继续。”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暂”条下特地加了个“［注意］”提醒人们注意“暂”的古今差别。然而郭本文选节录《三国志·华佗传》，其中有华佗向曹操请假的语句：“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教材251页注［6］把“暂”正注为“暂时”。这就产生了矛盾：文选注释和通论讲解不一致。是文选注释了，还是通论讲解错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暂”有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 从这一段语境看，华佗请假是必须含有“将来回到曹操左右”的意思，否则，“得病笃重”的曹操决不会批给他假期；而后来华佗“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以至于“太祖大怒，使人往检”，“传付许狱”。这些都说明，文选注释是正确的，应该是通论的讲解错了。也就是说，“暂”的现代汉语意义在《三国志》中就有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汉语史研究的艰巨性。� 2、296页讲解“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把“九设”译成“设了九回，“九距”译成“抵挡了九回。”� 按：这样翻译大概是便于讲解古今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差别，但最好在“九回”后面用括号加上“多次”，以免误把表虚数的“九”当成实数。� 3、297页：“判断句中的‘是’叫做判断词（也叫系词）。它是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也帮助表示判断。”� 按：“是”联系主语和谓语，那么“是”自身作什么句子成分？还是不作句子成份？按照50年代的“暂拟系统”，“是”与后面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构成判断合成谓语，“是”是谓语的一部分；按照80年代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北京”是主语，“是”是判断动词作谓语，“……首都”作宾语。编者可能是受古汉语语法的影响太深了，因为把这个例句翻译为文言，是“北京，吾邦之京师也”，“吾邦之京师”正是谓语。这样，在分析“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时，用古汉语的句法分析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的句子，就出现了古今汉语语法杂糅的表述。（郭锡良先生信示：教材采用的是王力先生的语法体系。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4、311－312页：“古代汉语的‘再’是数量词，一般专指两次。到了唐代，‘再’可以专指‘第二次’”。� 按：这段表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再”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还是一身二任的兼词（“数量词”：数词和量词）。从所举例子“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田忌一不胜而再胜”来看，“再”与“一”“三”并列使用，在词汇意义（都表示数目，“量”的意义是译为现代汉语补出来的）和句法功能（都作状语）上没有什么差别，似作数词为宜；如果考虑到它只修饰动词，不修饰名词，也可称作“特殊的数词”。王力先生主编本常用词（二）第109字“再”条：“注意：古人表示动作的量，于‘一次’到‘十次’，都用一般数目字，如‘一鼓作气’，‘三思而后行’，‘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等，唯独‘两’不用‘二’，而用‘再’。”但是王力本把“再”的词性定为副词，我们不赞成，因为状语不是副词的“专利”，把数词置于动词前作状语表示动量，是文言语法的常规。�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到了唐代，“再”才有表示“第二次”的用法，唐代以前就没有？还从所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来看，“一”“再”“三”显示是用基数的形式表达序数的内容，意思是“第一（二、三）次”。《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释“再”为“第二次”，书证正是“一鼓作气，……”而“两次”义前加上“又”字（“凡例”说“‘又’表示相近而又并列的意义”）。再举一例，《国语·齐语》：“一再则宥，三则不赦。”（第一次、第二次犯罪还可以原谅，第三次就不能饶恕。）� 5、333页：在“所谓”这类凝固格式的后面，也可以另带宾语。例如：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战国策·齐策）� 按：“所谓”是定语，“故国者”和“战胜于朝廷”是中心语。“所谓”等于“所说的”。两个例句都是判断句，“所谓故国者”是名词性短语作“非谓……”的主语，“所谓战胜于朝廷”是名词性短语作“此”的谓语。� 6、334页：古代汉语的“所以”是不能解释成现代汉语的“因此”的。（教材用“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为例）即使像前面所举的“君不此问而为问舜冠，所以不对也”，其中的“所以”也不能理解为“因此”，而应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 按：上引的第一个命题只适合于“所”的“表所用”的用法，并不适合于“表所因”的用法。“所以不对”属于“表所因”，译为“我因此不回答您”或“因此我不回答您”都不错。因为“因此”虽说是一个连词，但它是从短语“因为这个”虚化而来；作为“词”，它的构成语素也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词还是短语，其间也不容易划出确定的界限。上溯上去，“因为这个”＝“因此”＝“所以”（以＝因，所＝此）。因此，“所以不对”并不一定非得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至于说补出一个主语“我”，只能放在“所以”的前面，而不能放在“所以”的后面，那是文言的“所以”和白话的“所以”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并不是词汇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汉语中，“所以”在主语前面还是在主语后，位置是灵活的，“所以我不回答”也可以说成“我所以不回答”。“所以不对”正反映了“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状态。� 7、886页：例一至例五都是对皇帝“死”的委婉说法。� 按：例一是“放勋乃徂落”（孟子·万章上），例二是“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例一的“放勋”是的尧的号，例二省略的主语是赵太后。虽然新版《辞源》“皇帝”条下有“（二）尊称前代的帝王”、“（三）指三皇五帝”，但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提到“皇帝”都是指从秦始皇开始的封建王朝的君主。这句解说语中的“对皇帝”以改为“对帝王（”天子“）、王后”更为准确。� 8、1086页：事实上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或二百零六韵。� 按：这一句的前面刚刚讲过“北宋陈彭年编纂的《广韵》，在《切韵》基础上又细分为二百零六韵”，那么，“唐朝人做诗”哪有按照不按照“北宋……二百零六韵”的问题？这是求语句精炼而顾此失彼。尽管《唐韵》的两种本子之一——天宝本（残卷）增加到204或205韵，但课本并不涉及《唐韵》，解释起来也颇费事。这句话应该改成“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宋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二百零六韵”；后面“当时就有‘同用’的规定”一句，“当时”指代不明，应该明确点明是“唐朝”。

语法我就知道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的书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