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主题变奏的论文

对“作家”和“读者”的双重挑战05年7月14日，《无主题变奏》发表20周年的时候，徐星如是说“现在看来，它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小说，但是只要看看这个小说发表以前的中国小说，对比一下，别人不比俺自己比，一比就比出来一大块骄傲 ……因为以后的中国小说的变化，实际上是从这个小说开始的，它起到了它该起到的作用，别人不承认俺自己承认。”这个自我评价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事实上，中国小说的确是在八五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刘索拉和徐星功不可没，他们预示了文学观念的一种变化趋势，尽管他们没有稍后先锋作家所倡导的文学“叛乱”的姿态彻底，但是由关注小说“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重心转移，却是从他们开始的。在《无主题变奏》中主人公说自己写小说的绝招儿是“我每天想起一点儿就写一点儿，没主题也不联贯；等写了一把纸头了，就把它们往起一串，嘿！就成了。这叫纸牌小说，跟生活一样，怎么看都成，就是不能解释。”这样的叙事方式显然对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建国以来当代文学的叙事方式几乎都在“大写的人”这个最高范式统领之下书写着作家对时代、对政治的一种历史使命，一种精神延续，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在“典型化”原则之下创造的典型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了人类所有的大奸大恶，大善大好，生活和文本之间是一种现实和理想的关系，而所有的文本叙述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指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提炼”和“提升”使得文本不再具有一种真实感，虽然使人震撼，但是却没有内心的共鸣，而作家此时在文本中充当的角色无疑是一个精神领袖的作用，因为他总是能深入到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表现出一个局外人的控诉，抨击，唤醒和歌颂，所以文本中的主人公往往代表的是“集体”的声音，而不是“个人”的声音，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对作家的支配之下，作家往往把追求文本的深度意义作为最高的精神体现，所以也往往站在“文化救赎”的立场。《无主题变奏》中恰恰是对这一立场的厌弃，这种“纸牌小说”没有中心情节，没有确切主题，可以称之为“二无小说”.它不再是从外部世界进行关照，不再去建构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深化，理想呼求，而是变成一种对现实世界个人生存的情绪认知和体验，写作不再承担沉重的功利化，而是着重从人物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为了表达一种“独立的，与众不同的声音”,是为了让别人都注意到“自己”的内心，因此写作变成了一种自由的涂鸦，割舍了情节的戏剧性，主题的明晰性之后，换来了情绪的复杂性，感受的真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