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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部落使的几个问题论文
吐蕃统治敦煌的部落使,学界曾有所研究m,部落使随部落而设,吐蕃人与敦煌汉人都可以担任,一般吐蕃人为正职,汉人为副职,主管部落各项军事民政事务,如率领部落成员出征作战、征收赋税、征发劳役等。兹据汉藏史料对吐蕃统治敦煌的部落使设置沿革再做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将对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人。
一、蕃占时期敦煌部落的设置沿革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变更了唐朝乡一级的建制,改设部落。部落系吐蕃本部建制,亦称千户,吐蕃在本部设有五如六十—千户,部落之长官即部落使,吐蕃文为stongpon,其意为千户长,负责对整个部落的部众进行管理。
敦煌文书中经常出现有部落使,《沙州文录补?康再荣建宅文》记载康再荣在吐蕃时出任纥骨萨部落使[2]。P. t 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在公元820年成立的敦煌汉人二部落中,每个部落都设有吐蕃人担的小千户长(stongcung)和汉人担任的副千户长(stong zla)各1人,另外有1个部落还多设了 1个由汉人担任的小千户长(stongcung)。P. t. 1089号文书还记载在公元830年(狗年)敦煌蕃汉官员中有吐蕃方面任命之千户长(stong pon bod las).汉人方面任命之副千户长(stongzlaigyalas)、吐蕃方面任命的小千户长(stong cung bod las)、汉人方面任命之副小千户长(stongcunggizlargyalas)。
二、蕃占时期敦煌部落使的任职情况
通过对吐蕃敦煌部落的设置沿革进行考察,我们就可以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吐蕃敦煌部落使的任职情况和任职时间有一大致了解:
(一)蕃占初期(786-790),此时敦煌设有龙勒、效谷、神沙等乡部落和僧尼部落、道门表亲部落,前引S. 11344AV号文书中出现有部落使和部落副使以及效谷、神沙等乡,表明蕃占初期设立的龙勒、效谷、神沙等乡部落设有部落使和部落副使。
前引P. 4640《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载沙州人阴伯伦在蕃占初期担任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其任职时间在786年至790年之间。由于号文书中出现有效谷、神沙等乡部落的部落使和部落副使,而吐蕃敦煌部落一般都由吐蕃人担任部落使,汉人担任副部落使(详后),所以P. 3481号《愿文》和P. 4640《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载的阎朝和阴伯伦所担任之部落使当为副部落使。
至于这一时期成立的僧尼部落,在敦煌文书中并未发现有僧尼部落使,由于蕃占时期敦煌僧团一直由都僧统(都教授)统领的都僧统司管辖,所以笔者以为敦煌可能没有僧尼部落使。
三、吐蕃敦煌部落使的僚属及所谓三部落使
关于吐蕃敦煌部落使的僚属,据P. t 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公元820年在阿骨萨、悉董萨部落设有部落收税官(sdegciggikhalpon)和地方财务总管(gzhiidzongs)、总大收税官(spyivi kbral pon ched po) ^ 部落水官(sdevichumngan)、总大营田官、财务官(mngan)、部落营田官(sdevizhingpon)、总水官(spyivielmmngan)、水官(chumngan)等人,其中阿骨萨部落由于人数较多’所以该部落所设官员要比悉董萨部落多4人,而且该部落吐蕃人担任的小千户长(stong cung)为红铜告身,级别高于悉董萨部落吐蕃人担任的小千户长(stongcung)的小红铜告身。
时间在二汉人军部落成立之前的P. 3613《申年(816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中出现有水官、营田官、营田副使[",816年正是吐蕃统治中期,窃以为这些官员是吐蕃擘三部落所辖丝绵、行人部落的官员,他们相当于后来阿骨萨、悉董萨部落的水官(chumngan)、总大营田官(spyivi zhing pon ched po)、部落营田官(sdevizhingpon)0文书牒状记载申诉人令狐子余称:“右子余上件地,先被唐朝换与石英顺。其地替在南支渠,被官割种稻,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表明令狐子余系丝绵部落百姓,则负责处理令狐子余土地诉讼案件的.营田副使阚某和水官令狐通当系丝绵部落官员。
金文认为董勃藏担任的“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即三部落使,实际上也是承袭了李正宇先生的观点U1o但是敦煌汉藏文书中都未出现有一人担任三个部落之部落使的吐蕃人或汉人，吐蕃统治敦煌所设置的部落使都是只负责一?落事务的长官，如P. t. 1089《吐蕃官吏申请状》记载820年敦煌阿骨萨、悉董萨部落成立后,即任命两个吐蕃人和两个汉人分别担任此二部落的小千户长和副千户长(即部落使),830年仍然分派吐蕃人和汉人分别担任二部落的正、副千户长和小正、副千户长,所以论董勃藏不可能一人通管三个部落,担任沙州三部落使。
那么论董勃藏担任的究竟是什么职务呢?其实文书AX. 1462+P. 3829号《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的有关内容对此已经明白表露,文书明确记载吐蕃官员论董勃藏之职务全称为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简称监军论、监军。‘行营留后”当是指吐蕃在敦煌设置的军政机构长官,“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是指该官员的职权范围涉及沙州三部落的行政、敦煌地区的防务,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具体负责对这些军政要务和吐蕃沙州军政官员进行监察和管理。这一官职是吐蕃统治敦煌的高级军政官员,仅次于沙州最高军政长官乞利本,为吐蕃所特有,具体负责敦煌一地的司法、赋税征收、地亩勘验、军事防御等军政要务,在吐蕃文文书中被称为节儿悉编(rtseijespyan) 123,这一职官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一直设置。
吐蕃统治敦煌所设立的部落使源自吐蕃本部,在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后出现在这一地区。这一职官在吐蕃对当地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吐蕃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设有部落使。归义军初期的S. 1164《回向发愿文(拟)》在为当今大唐圣主、都僧统、尚书、侍御史、释门教授、法律、都督等人祈福后,又云:“次用庄严,都部落使等:惟愿福禄唯永,欢娱日新。” [3]这个都部落使可能是阎英达,因为在归义军政权中地位显要,所以他由吐蕃时期的悉董萨部落副千户长(stongzla)升任归义军政权的都部落使,但是之后归义军政权恢复唐制,汉人部落撤销’都部落使也不复存在。曹议金统治初期的S. 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云:“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 tl]表明当时瓜沙地区还有通颊吐谷浑十部落存在,这十个通颊吐谷浑部落自然相应也设有部落使。P. 2482《河西应管内外诸司马步军都指挥使罗盈达墓志铭并序》记载:“次兄,蕃部落使通信。” [2]罗通信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担任的蕃部落使就是通颊、吐谷浑部落的部落使。敦煌莫高窟第98窟北壁贤愚经变下东向第五身供养人题记云:,“节度押衙知通判五部落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士中丞上柱国杨神祐。” 131此人应该是归义军政权管理通颊退浑部落的官员,知通判五部落副使可能有二人担任,分管瓜沙境内的通颊退浑十部落,在其之上的主管官员应该是带有押蕃落使职衔的归义军节度使’如莫高窟第98窟张议潮供养人画像题记云:‘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张议潮一心供养。” 141另外瓜州刺史兼墨离军使也带有押蕃部落使职衔,乾宁元年(894)所立《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记载李明振的次子李弘定职衔为:“次男使持节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弘定。”他应该主管瓜州境内的通颊退浑部落。
吐蕃当局在敦煌等地设置部落,以吐蕃人为部落的部落使’汉人为副部落使’进行统治,该做法在后世仍可见到,如清代的满汉官制即为著名的一例’这一现象亦颇耐人寻味。
乐儿公主888
魏晋南北朝是吐谷浑崛起和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吐谷浑和中原汉族政权的联系比较多，吐谷浑和中原政权之间互相派遣使者，双方贸易不断，特别是和北魏交往频繁，促使吐谷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从而进入它的兴盛阶段。据统计，仅《魏书·帝纪》中从473年至534年短短的六十年中，吐谷浑向北魏遣使的次数就有五十六次之多，其中有一年遣使就达三次。这充分说明，作为中国古代西北民族的吐谷浑其形成和发展，是同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历史息息相关的，从一定程度上说，吐谷浑的历史实际上是其与周围政权的关系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变深刻影响着民族史学的发展。吐谷浑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对吐谷浑历史的记载，大体上以汉文正史中的记载为主，在藏文资料、杂史、笔记及其他资料和碑刻中也有若干零星的记载。正史中吐谷浑的专传，将吐谷浑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勾勒出来，是研究吐谷浑最基本的史料来源。在其他的历史资料，如笔记、地理、碑刻、诗词文集中也有关于吐谷浑的记述，可以和正史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并补充其不足。 二、八部正史对吐谷浑的历史记载 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十部正史中，八部设有吐谷浑的专传，吐谷浑与周围政权的联系在这些史籍中有所体现。
南朝梁沈约撰《宋书》，第一次把吐谷浑单列一卷，记述吐谷浑的发展历史及与刘宋政权的关系，并且以《鲜卑吐谷浑传》为题，明确了吐谷浑的民族来源。此外，该书《少帝纪》、《文帝纪》、《孝武帝纪》、《明帝纪》、《后废帝纪》中也有关于吐谷浑的记载。《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元嘉九年（432），封慕容璝“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进爵陇西王”。而卷五《文帝纪》记载：元嘉九年（432）“六月乙未，以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吐谷浑慕容璝为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显然，《鲜卑吐谷浑传》的记载比《文帝纪》更加详细。《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元嘉九年（432）封“慕璝兄树洛干子拾寅为平北将军，阿豺子炜代镇军将军”。
而《文帝纪》却记载：元嘉九年（432）六月壬午以“吐谷浑拾虔为平北将军，吐谷浑辉伐为镇军将军”，两者叙述显然不同。 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其中的《河南传》即吐谷浑的专传。由于吐谷浑占据黄河以南的土地，且在刘宋时被封为“河南王”，故河南或河南国是南朝齐、梁等政权对吐谷浑的称呼。该传篇幅不长，却有明显的讹误，把吐谷浑说成是“匈奴种也”，后又称“鲜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浑为氐王”，把吐谷浑的来源记为匈奴和鲜卑两种，考其原因，系作者将匈奴奴婢“赀虏”与吐谷浑西北诸种称“赀虏”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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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是吐谷浑日益衰弱的时期，隋炀帝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而“西巡”，并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基本上包括了吐谷浑原有的领地，吐谷浑国事实上已经灭亡。后吐谷浑虽然复兴，但已经不能与昔日的兴盛时期相比，以致到最后被吐蕃所灭。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隋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新唐书》中都有关于吐谷浑的专传，再辅以其他散件的资料，特别是唐代的诗词文集中有很多关于吐谷浑的记载。 一、诸种史书对吐谷浑历史的记载 隋时吐谷浑是西北的一支劲旅，又是隋开西域的必经之地，故《隋书》中把《吐谷浑传》放入卷八三《西域传》的第一部分。
《隋书》编撰者强调，“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主张对包括吐谷浑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实现怀柔政策，“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朕，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该书有关吐谷浑的其他记载，主要是因和吐谷浑作战有功的人物的传记。如卷八五《段达传》中云：“（段达）征吐谷浑，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卷七六《诸葛颖传》云：“（诸葛颖）后征吐谷浑，加正议大夫。”明显可以补充《吐谷浑传》中的不足。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将《吐谷浑传》归入卷一九八《西戎传》部分，此传主要记载了吐谷浑如何逐步依附唐朝，并最后融入唐朝的过程。唐、浑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和平相处的关系，体现了唐对少数民族的一贯政策，从而达到了“近者悦，远者来”的目的。文末第一次给出了吐谷浑从建国到灭亡的确切年代，“吐谷浑自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在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内有《吐浑传》。该传一开始就说：“吐浑，本号吐谷浑，或曰乞伏乾归之苗裔。”这种说法和《晋书》、《北史》等云吐谷浑原为辽东鲜卑明显不同，考其原因，可能因为吐谷浑慕容璝曾经击败过乞伏乾归的儿子慕末，占据其地。其后接着云：“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
这种观点不妥，吐谷浑之名正式出现在中国史籍中是在前秦苻坚时。除《吐浑传》之外，《义儿·嗣恩传》、《杂传·李金全传》、《杂传·慕容彦超传》，都是吐谷浑人物的传记，这些传记和《吐浑传》相互配合，从微观的角度了解五代时吐谷浑的基本状况，是研究吐谷浑风俗人情十分珍贵的资料。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上》有《吐谷浑传》，此传和《旧唐书》所述史实基本一致，叙述方式和撰述语言也非常相似，只是个别地方不同。 典制体史书关于吐谷浑的记载，最著名的是《通典》、《唐会要》和《五代会要》等。 唐杜佑撰《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西戎二》有吐谷浑条，其中的史料大部分都是采自以前的史籍，但以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结束，以“状”的形式叙述了武太后期处置吐谷浑的政策，即“顺其情，分其势，而不扰于人，可谓善夺戎狄之权矣”。以这种独特的形式来阐述唐时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政策，是一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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