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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毕业论文网 >> 管理论文 >> 行政管理论文 >>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内容摘要〕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关键词〕公共行政 管理主义 反思性批判一、 导 言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 analytical 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二、 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 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 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 Paradigm)(Owen )。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1） 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2） 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3） 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 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 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5） 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6） 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7） 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 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三、 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全文共6页：

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意义、转变及其理念摘要：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对于推进公共行政制度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和塑造现代政府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必须实现参与型、服务型和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根本转变，通过树立效益、服务、公开、信用和团队学习等基本理念，以构筑我国21世纪全新的公共行政文化。关键词：行政文化；公共行政制度；创新一、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现实意义公共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管理之魂，是指导、规范、约束行政主体或行政客体的动机与行为的内在力量，是人们在从事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行政心理、行政思想和行政道德等的总和。公共行政文化必须随着行政环境与系统的变化而作回应或改进性的调整与变革，即实现公共行政文化创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加人世贸组织，我国公共行政内外部环境的全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等发展变化，加强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1、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的心理基础。道格拉斯�6�1诺思认为，制度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中国，竞争的存在迫使行政组织为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而修正制度性架构，也就是要进行行政制度变迁，即一种效率更高的行政制度对另一种行政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然而诺思还认为，信仰体系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制度选择，要使制度变迁成功，必须使信仰体系随制度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变迁离不开行政文化的创新，它是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的心理基础。人们只有认清旧有行政制度的弊端，以及理想行政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及时转变行政思想、价值观、行政情感和行政态度，进行行政文化的创新与转变，才会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去观察、选择、采纳和制定新的行政制度与政策，才会使行政制度变迁更为科学，更为有效，才会使行政制度变迁更易于人们的理解与支持。否则，人们的观念、价值取向没有得到创新，就无法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抵制行政制度的变迁与推进，增加行政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2、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的有效手段。所谓公共政策执行成本指在政策整个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费用的总和，也称之为“政策运行成本”，它既包括直接的实际耗费，也包含间接的财富损失，尤其是执行部门在实施政策中因宣传、解释、传达等所消耗的资源，以及政策对象抵制和削弱执行效率，加大政策投入而引起的损耗部分。加强行政文化创新就有利于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及时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现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科学地制定合理的有效的公共政策，有利于加深政策执行者对公共政策的理解程度，从而增加政策执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效性；有利于降低政策执行的宣传、解释和传达成本；有利于人们群体主动抛弃传统封建残留如官本位、依附、保守等陋习，民本位、参与意识得到增强，从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参与度和支持度，使人们思想紧跟时代步伐，认清实际情况，增加对政策及其执行的理解和配合，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成本。3、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塑造现代政府形象的重要途径。政府形象作为人们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作为人们对政府客观存在的整体印象和自我认同；作为人们对公共行政的信任度和支持度。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是减少政策制定压力和政策执行阻力，提高政策评估动力和政策实施效益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受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在集权、专制思想的控制下，人们被视为政府当局的属民，在政府权力面前俯首帖耳、任其摆布，形成对政府公共行政的冷漠和逆来顺受的思想，被动地接受来自政府施加的影响，并对其有着强烈的依顺心理。然而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政府将由权力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人们的意愿和利益要求成为政府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要塑造现代政府形象，就必须进行行政文化创新，通过转变行政思想和行政价值观，树立现代行政理念，充分重视每个公民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权利，促进公众与政府的平等交流与互动，提高公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有效性认可、全面性参与，以此来构建全新、理性、高效的现代政府形象。二、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根本转变1、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由于受这种大一统思想影响，可能引发君主高度集权和专制行政，即所谓“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传统的集权型行政文化导致了社会的高度整合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行政主体地位的缺失和行政客体的压制服从；导致了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的非民主性；导致了国家委托一代理运行机制的失衡；导致了官僚主义和寻租性腐败的产生。现代行政文化创新要求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行政的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大程度地推动了公共行政文化创新与理念转变。政府上网工程的启动要求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的转变，拓宽了行政参与渠道，提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动地体现了人们民主地位的复归和真正享受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参与型行政文化要求一切公共行政活动却必须反映和尊重公民的利益、需要、意志和目标；要求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或渠道参与公共行政生活，并影响公共行政体系的构成、运行和决策过程等；要求做到政务公开，了解国家和政府的机构设置、权力结构、职能规模和运行机制。2、由管制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转变。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公共行政系统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了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对公众的管理与监视。国家与社会之间总体上是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这种传统管制型行政文化的功能在于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建立起符合少数权势集团利益要求的社会秩序，在于实现以暴力镇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统治职能。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社会公众主体地位的觉醒和民主权利的复归，公众对公共行政的总体价值认识越来越取向于服务型行政文化。实现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求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共权力的运用，都必须以增进人民福利的最大限度的获得与满足为目标，公共产品的提供，其目的不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实现问题，维护和增加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服务型行政文化要求加强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充实扩大和增加新的服务项目，改善服务手段，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3、由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转变。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重在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情感“内省”和个体的自我道德约束发展到合道德的政治秩序，是靠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人治和礼治代替了法治。《左传》认为：“礼，统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成为公众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通过自律本位的人治和礼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根据少数或部分政治精英或某个权威人物的个人意志和自我价值取向制定和实施行政决策，治理国家与社会。这种人治型行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主观臆测，缺乏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政策“打架”和频频变动，导致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现象的出现；导致目中无法、以权压法的特权存在；导致公众权利的忽视和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因此行政文化创新必须由人治型行政文化转变为法治型行政文化。即从人性不完善的基本假定出发，以法律至上为原则，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实现依法行政；公共行政系统的一切权力与行政行为都应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与制约，并对其运行依法监督，严格控制。通过行政文化创新，在全社会创造严明廉正的法治型行政文化环境，使一切行政行为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