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论文800字高中

如何践行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党广泛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才能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促进欠发达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树立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理念，谋划又好又快发展的新思路，形成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合力，为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抢抓新机遇、实现新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发展是解决欠发达地区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发展为主线，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根本经验。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早日改变落后面貌，是各族人民的夙愿和根本利益，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根本途径。以人为本是欠发达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有效解决为谁发展、靠谁发展以及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应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把解决好各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保障人民权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全面协调可持续是欠发达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欠发达地区应在重点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的全面发展，着力推动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努力使经济社会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实现数量、结构、质量、效益、生态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是欠发达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善于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处理好各方面的重大关系。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统筹区域发展，努力形成各区域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新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努力实现阶段性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统筹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努力实现重点发展与全局发展的有机统一。不断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各种障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切实解决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突出问题、体制机制和工作作风，不断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各种障碍。克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知与行，首先要解决知的问题。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出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应注重克服畏难情绪和懒惰心态，强化知难而进和抢抓机遇的意识，形成永不懈怠、勇往直前的新理念；克服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强化主动创新、大胆探索、不断突破的意识，形成在解放思想中创新理念、在创新进取中破解难题的新理念；克服目光短浅、狭隘封闭，强化开放合作、长远发展的意识，形成跳出本地看本地、立足全国看本地、面向全球谋发展的新理念；克服自我满足、盲目乐观，强化不发展是倒退、慢发展是落后的意识，形成落后地区也要创先进、落后地区也能创先进的新理念。解决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突出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当前欠发达地区应切实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牧民增收相对缓慢、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等经济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不符合、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管理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不适应不符合等政治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均衡、科技应用不够普及、文体设施不够完善等文化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不均、城乡及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绝对贫困尚未消除、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等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环境遭受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生态趋于脆弱等生态领域的突出问题。改革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在进一步深化对欠发达地区区情特点和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改革步伐，切实解决统筹城乡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切实解决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等体制机制问题，切实解决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等体制机制问题，切实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滞后、公共财政体系不够健全等体制机制问题，切实解决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制度不够健全等体制机制问题。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工作作风。重点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漂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等工作不称职问题；重点解决一些党员干部明哲保身、患得患失，安于现状、墨守成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只当和尚不撞钟，只占位子不干事”等不作为问题；重点解决一些党员干部急功近利、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等官德不正问题，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开创欠发达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开创欠发达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成效的最好体现。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夯实国民经济基础。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用现代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谋划现代农业，立足农业和农村实际，积极发展设施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区域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培育战略性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加快优势产业带建设，进一步扶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强耕地保护，创新耕作制度，改革耕作方式，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着力推进工业化，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坚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带动工业化在高起点上加快发展；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关键举措来谋划，在发展的各个方面、建设的各个环节自觉体现“高”、主动争取“快”、努力实现“好”；注重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入产出率；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千方百计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实现内涵式发展；防治污染、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和谐发展。着力推进城镇化，加快城镇建设和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加快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布局，统筹城乡基础建设，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城乡社会事业，推进城乡配套改革。坚持适度超前、合理布局、重点突出、梯度推进的城镇化方针，把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快城市带、城市圈建设步伐，推动城镇化从单纯城镇建设向统筹区域产业布局、产业配套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转变，从注重单体城市建设向城市带建设转变，增强城市的聚集、辐射、带动功能。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民生为重点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把科学发展的成效体现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体现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以实施具体的民生项目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使为民兴办的实事让社会认可、让群众满意；通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推进就业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扶贫攻坚、解决低收入群众住房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举措，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早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加强公共文体设施建设，促进文化事业从量到质都有一个大的提升和飞跃；进一步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着力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进一步抢抓国际“西资东移”和国内“东产西移”等机遇，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扩大开放、扩大合作中，不仅要千方百计引进资金、引进项目、引进技术，而且应注重借鉴新的管理理念、新的体制机制，努力构建欠发达地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着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山禁牧、防护林培育、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工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施以保护水生态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统一配置、定额管理、建管并重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建设祖国西部生态屏障，高标准建设各类生态工程，加快生态经济圈建设；完善环境规划，强化环境执法，加大治理力度，努力在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实现山川更加秀美。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 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 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的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文化巨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一个生态环境处于敏感时期的国度，在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人口问题的研究因而也具有了世界意义和世纪意义。 从本质上讲，人口问题是指人口过程内部以及人口过程与其它社会、经济或自然过程之间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并导致了不利后果或负面影响。严格来讲，所谓人口问题应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过程内部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另一类是由于某种人口现象或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某个(些)方面产生了矛盾或者失衡。后一类问题的出现则有三种情况：其一，主要是由人口变动或人口现象导致的，我们可称其为人口主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二，人口作为次要因素和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称其为人口次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三，是由于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条件变化导致的人口过程内部的失衡，我们可称其为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主因的人口问题。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是人口相关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而第三种情况和前述第一类问题则属于人口问题。正确认识人口问题的本质，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的准确判断，以及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果。 21世纪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影响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将更加凸显。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和科学的认识论，坚持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实证性、社会性和微观化；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拥有一支专业复合型的人才，并吸引更多的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在共同研究中的互补、互动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