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郡姓研究论文

论著目录（一）期刊论文1966〈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史语所集刊》第36本，741-781（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67〈中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史语所集刊》第37本下册，577-610（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70〈五朝军权转移及其对政局之影响〉，《清华学报》新8卷第一、二期合刊，248-283（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71〈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史语所集刊》第43本第2分，259-276（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74〈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史语所集刊》第46本第1 分，1-30（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75〈从中正评品与官职之关系论魏晋南北朝之社会架构〉,《史语所集刊》,第46本第4分，595- 611，台北。1976〈中国中古社会史略论稿〉，《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 分，341-431（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77〈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3分,333-373, 台北。1978〈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593-614（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79〈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史语所集刊》第50本第2 分，301-360（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80〈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史语所集刊》第51本第2分，233-280（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81〈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史语所集刊》第52本第3 分，421-510（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82〈「唐代墓志铭集释」总序、凡例、及引用书籍〉，《食货月刊》复刊第12卷4、5期，121-133（已收入《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一册），台北。1983〈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唐代禁婚家与姓族族谱〉，《史语所集刊》，第54本第3分，19-61（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84〈唐代荫任之研究〉，《史语所集刊》,第55本第3分,459-542,台北。1985〈中古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史语所集刊》,第56本第4分,619-698,台北。1986〈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287-305（已收入《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1986〈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史语所集刊》第57本第2分，241-319（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87〈西魏府兵史论〉，《史语所集刊》第58本第3分，525-631（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87〈隋唐政权中的吴郡陆氏〉，《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国史释论》，55-67，台北。1987〈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5期，35-70（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89〈正史之修撰与资料之自动化－清史稿之理论与实际〉，《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1-13，台北。1989〈唐代後半期後妃之分析〉，《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7期，1-17，台北。1990 “The Evolutionin the Nature of the Medieval Genteel Families,” in State and Society inEarly Medieval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trans by 〈晚唐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5期,135-157,台北。1990〈李渊崛起之分析—论隋末「李氏当王」与三李〉,《史语所集刊》,第61本第1分,1-23,台北。1990〈论安史乱後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晚唐的社会与文化》，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99-111,台北。1990〈关陇集团婚姻圈之研究－以王室婚姻关系文中心〉，《史语所集刊》，第61本第1分，119-192，台北。1991〈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国科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15 ,台北。1991〈从考古发现看魏晋南北朝生活型态〉,《高去寻先生八殊荣庆祝寿论文集》,155-183,台北。1992〈论唐代之封驳〉,《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3卷第1期,人文分册,1-50,嘉义。1993〈唐代统治阶层下降变动之研究〉,《国科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第3卷第1期,1-12,台北。1993〈唐代统治阶层父子间职业变动之研究〉,《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人文分册,1-20,嘉义。1994〈论《贞观政要》中的君臣沟通文化〉,《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1期,67-81,台北。1994〈唐代军卫与军府之关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5卷第1期,人文分册,111-171,嘉义。1994〈陈寅恪传〉，《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7期，209-216，台北。1995〈隋唐军府之演变比较与研究〉,《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6卷第1期,人文分册,119-157,嘉义。1996〈唐代前半期居住洛阳姓望之分析〉，《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7卷1期，人文分册，157-190，嘉义。1997 〈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权－「中国人权史」研究之一〉，《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8卷1期，人文分册，375-413，嘉义。1998〈生命定位与生存权－「中国人权史」研究之二〉《佛光学刊》第二期，1-47。1999〈生产条件与生存权－「中国人权史」研究之三〉《政大历史学报》第十七期，1-56。2001生产关系与生存权－「中国人权史」研究之四〉《佛光人文社会学刊》第一期，47-81。2002〈财富分配与生存权－「中国人权史」研究之五〉《佛光人文社会学刊》第二期，27-75。2003〈平等概念与平等实际－「中国人权史平等权研究之一」〉《佛光人文社会学刊》第三期，137-179。（二）会议论文1981〈科举前後(公元600干300)清要官型态之比较研究〉，《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379-404，台北。1983〈中古官僚选制与士族权力的转变──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57-88，台北。1989〈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台湾大学主办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会议,1-24,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89〈石刻分类与石刻集释〉，中央图书馆汉学资料研究中心国际会议。1989〈隋唐政权中南朝旧族之仕进凭藉与途径〉,《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797-827,台北。1989〈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579-612（已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1991〈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宣读论文,1-34，台北。1991〈关中郡姓婚姻之研究—隋至唐前半期〉，《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87- 139，台北。1992〈唐代给事中之分析〉，1007-1071，中国唐代学会主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98〈中国中古皇权之极限－以唐代诏书封驳为中心－〉，宣读於政治大学政治学系举办之「中国历代政治思想与制度」研讨会，台北。1998〈中晚唐南疆安南羁縻关系之研究〉，刊於严耕望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2001 〈敦煌吐鲁番居民生存权之个案研究〉宣读於二十一世纪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正大学，台湾嘉义。2004 〈平等权与孙中山思想〉，宣读於国立国父纪念馆、吴凤技术学院共同举办之「中山思想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吴凤技术学院，台湾嘉义。（三）书籍体例1966《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全二册,370页,台北。1969《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455页,博士论文。1988《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一册，502页，台北。2002年12月上海书局简体字版。1990《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一册 ,509页,台北。2002年12月上海书局简体字版。2004《中国人权史生存权篇》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云起楼论学丛刊》，全一册，415页，宜兰。（四）其他著作1984〈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一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5《史籍自动化─食货志输入电脑》，第一年总报告，执行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资讯科学研究所、计算中心，全一册，8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5〈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二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5〈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三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6〈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四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6〈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五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8〈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六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7〈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七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9〈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八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50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9〈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 50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1〈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一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8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1〈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二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 台北。1992〈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三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台北。1992〈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四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3〈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五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4〈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六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4〈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七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4〈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国科会补助专题计画成果第十八册,《史语所专刊之81》,全一册,45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2002 《越南汉喃铭文汇编》第二集，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补助，上、下册，758页，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总主编之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姓氏来源、郡望堂号追根溯源，一些人还拼命追寻自己的“贵族”血统，甚至在谈到自己的姓氏郡望时，更是流露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那么，郡望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本来是某一个家族“独享”的“荣誉”，后来怎样转化成“共享”的姓望标志了?

炎黄二帝雕像。来源于网络。

郡望是什么

“郡望”的“郡”是行政区划，“望”指名门望族。“郡望”合用通常有两层意思：一指郡中望族；二指望族的根源地或发迹地，含有“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的意思，同时区别于郡内外的其他同姓族人。

郡望是从东汉至隋唐这个特定历史时期门阀政治与士族社会的产物，它产生和流行于郡县制和集权官僚体制为主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郡望并非指某个地方姓氏家族人丁兴旺，而是指这个地方大族“世代为官”，有较强的经济文化实力，并影响当朝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就是说，某个地方的某个姓氏家族，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所谓“世胄门地”，成为备受敬仰的名门望族，再由政府列入“郡姓谱系文件”，从法定意义上承认其家族地位，并定出其郡姓门第等级。可见，郡望不是自封的，须得到国家承认，才能享受国家赋予的“荫族、袭爵、免役”等特权。不属于这个士族家族的社会上同姓人，不能冒认和享用这个郡望名称。

郡望在东汉后期初露端倪

东汉自汉安帝以后至汉末近百年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相互争斗、残杀，朝政日益衰败。董卓趁机引兵洛阳，把长期左右东汉皇室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但东汉王朝也名存实亡。此时世家大族趁势而起，强势扩张，雄霸一方。这些士大夫家族是东汉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自东汉建立以来，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势力进一步膨胀，成为东汉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门阀制度也在这个时候萌芽。所谓门阀，即“门第”、“阀阅”，是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高门大姓”一般由其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形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还作出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东汉后期形成的世家大族，所谓的“高门大姓”实际上已有了郡望的雏形。

郡望灯笼。来源于网络。

郡望发展于魏晋，西晋是郡望形成的关键时期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至隋唐的选官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

曹魏“九品中正制”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从政治上开通了士族世家的官宦之路，使得地方大族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魏、吴还给公卿客户和西晋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使显贵广占田地、佃客和奴婢。因此，魏晋士族必是当朝显贵，只有在魏晋获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晋蝉联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名士族。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或许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一定的入仕机会，但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劣势，其社会地位根本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

士族的形成是郡望产生的社会基础。什么是士族？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是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士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有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形成庄园经济，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社会生活上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以上诸要素缺一不可。

东汉以来，氏族宗法分封制被中央集权郡县制所取代。在社会生活秩序变动和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成长于郡县制地方社会秩序中的地方大姓族，挟其渐强的经济文化实力走向中央政权，参与创建社会新秩序。这个时期地方大姓族非常强势，在社会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西晋是望族的强势发展阶段，也是郡望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一是两汉以来的“门生故吏（君臣关系）”遍及天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集团，构成了魏晋门阀望族的社会基础；二是与察举征辟制度相呼应的“人物评议”拉大了“门生故吏”的关系网，加速了门阀望族的形成；三是颠覆了曹魏政权取而代之的司马晋朝政权声望不济、根基不稳，被迫与门阀望族妥协，门阀士族因而在两晋获得空前绝后的强势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门阀士族。

郡望盛行于东晋南朝

东晋南朝时期，地方新豪族崛起。魏晋时期衰落的望族此时又得以复兴，新旧士族势力相互较量。这个时期，政府又明文确定郡县士族的郡姓等级，更加剧了郡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如东晋太元年间贾弼之主持修《姓氏簿状》，南朝萧梁天监年间王僧孺主持修十八州郡谱，确定了东晋、萧梁政权内来自全国116郡约710多家士族家族的郡望及其郡姓等级。

这个时期，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他们甚至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到晋以后就变成了由门阀士族完全把持官吏选拔之权，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出身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由此而产生了“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的现象。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氏族论》说：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姚、王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这个时期过于重视郡望，还表现在得到朝廷认可的官修谱牒《百家谱》上，在这种官撰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见《太平御览》卷二一四），个人绝不可以妄称“郡望”。同姓的其他人也不能享用不属于他的郡望称号。于是，一些人在其他郡中的同姓人，为了抬高自己，就有意无意地攀附获得国家认可的郡望名称，有的干脆假冒别人的郡望，甚至假冒户籍。

北魏对郡望的归属做了确认和规定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公元386－534年）是南北朝时代北方的第一个王朝。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定胡汉姓族，对境内魏晋汉族旧门的郡望次第和拓跋氏集团高级官员的姓族等级、汉化郡望归属做了确认和规定，以“国家名义”确立门阀世族制度，郡望意识被进一步强化。

唐朝好郡望可谓登峰造极

“永嘉之乱”后，大批拥有北方郡望的士族随晋室南迁，他们显赫的家世在原籍人所共知，用不着自行表露。但迁到新地后就必须通过向人展示，才能为人所知。如陇西李氏是贵族，其他地方的李氏就不是贵族。天下的李氏因同样的原因迁到同一个地方，如果不以原籍郡望加以区分，人们就不明其籍贯也不知其身份，就不会再把它们当作贵族了。所以，大批北方贵族南迁以后，朝廷为笼络人心，特为他们设立了“侨郡”，使之在新地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影响，从而也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郡望无疑成为贵族表明身份的最重要的标志，并且发展到了“竞以姓望所出”的程度。

唐朝非常重视郡望，士族凡说到姓名必加上郡望，以显其贵。“唐人著郡望”与李氏王朝不无关系。唐朝前期，在太宗贞观年间和高武时期整顿统治队伍、划分社会等级的官修氏族志活动中，又有近300个姓氏约1600余家高级官员的家族郡望、姓族次第得到法定意义的政治承认和等级判定，其家族通过列入“郡望谱系文件”的形式，成为郡望拥有者家族。

李氏王朝在编修姓氏书中明文规定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知后震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代“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拒绝，足见郡望之重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指出：“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

纵观东汉至隋唐七、八百年历史，先是东汉以南阳郡为中心的地方大族政治集团，继而是魏晋以颖川郡、河内郡为中心的地方大族集团，南北朝隋唐以关陇、山东地区为中心的地方大族集团，先后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主要力量，而由这些地方大族集团的权力角逐而引起的权力转移、朝代更替、人口迁徙、乡村城市的社会流动和体现为士庶分化、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社会生活秩序等级化，是郡望得以产生形成的必要条件。

郡望逐渐向姓望转化

郡望是门阀政治与士族社会的产物，必将随着士族社会的消亡而消亡。但郡望的消亡有其独特的方式，它不是瞬间彻底的消失，而是逐渐转化成姓望，即郡望由原本一个士族家族独享的“家门地望标志”，转化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同“冒认拥有”的姓望。

郡望消失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一个最初以一个同宗家族为主拥有一个郡望，到一部分同姓异宗家族共同享有一个郡望，再到社会同一姓氏之间共同享有一个郡望的过程。

郡望转化后，与原本获得政府确认“原主体家族”没有关系，也逐渐失去原有的区分和标志“原主体家族”家门地望、社会等级的法定意义，而成为一种可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享的姓望标志了。

唐末，郡望逐渐转化为姓望，这也意味着士族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最后终结。（本文为2强哥参加姓氏源流研讨会论文节录）

文/强哥说何

姓氏图腾。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