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领导体制建设研究的论文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他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突破；在实践中，它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回顾和认真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吸取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和肯定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就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的领导制度等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两个部分，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阶级本质的内在反映，而具体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它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职权的划分和相互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日常实施。同基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革，一旦建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不大适应或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或者尚未巩固和健全的时期，政治体制往往弊病较多，使二者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便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对政治体制的弊端，如果长期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将最终导致基本政治制度的扭曲以至蜕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基本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根本制约性，又要看到政治体制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巨大反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二者基本相适应。 我国建国以后，基本上是照搬原苏联那一套由列宁始创、后又经斯大林进一步强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坚持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政治体制问题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尤其是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邓小平谙熟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联系和区别，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1]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必须继续坚持，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邓小平这里讲的“具体做法”和“具体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可以改革而且必须要改革，否则会影响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邓小平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的观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贡献在于，既触动了以往在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明确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和联系，也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既可以避免有人因思想僵化，借口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抵制改革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可以避免有人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弊端，进而趁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邓小平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这就切中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突破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这些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法定规范，它对于保证领导核心决策科学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制度建设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总结“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许多人偏重从个人责任方面进行总结，有此人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敏税地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因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4]，“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才是具有根本性的约束。邓小平以上这些重要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为此，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和生活制度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明确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如***的考核奖惩制度、离退休制度、选举聘任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并提出把注重实绩的平等竞争机制公开引入***人事制度，努力实现干***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三是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指出党中央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尤其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形成集体领导”[8]。 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更为根本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三、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这两方面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普遍借鉴意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总是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是要求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迟早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它涉及到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精辟的、前瞻性的论述。

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在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下，要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要增强战略定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能改的坚决改，该快则快、该慢则慢，不能改的坚决守住。一定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出发，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2、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广泛凝聚全党全国共识、最大限度聚集推进改革合力的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必然涉及各种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思想引导，改革就不可能顺利推进。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才能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汇合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力量。3、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紧迫课题。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可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党的自身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为了实现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领导。4、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要着力抓好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把握改革方向，凝聚改革共识。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主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引导全党同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二是完善推进改革落实的机制。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三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改革能力。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四是营造全面深化改革良好社会环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