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为主题的论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重要对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产生这种现状进行原因分析，以使人们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收入差距。关键词：地区差距 贫富差距 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二、地区差距原因1．历史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在改革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收获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初始条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观念，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存在差异。虽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2．政策因素中国政府在开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区在改革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便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些地方在财政政策上无论对外商还是当地企业都非常照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6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有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分布于中部地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相适应，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更进一步的结果便是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3．贸易因素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上升到，出口依存度从—，中部地区贸易依存度从下降到，出口依存度从下降到，西部地区贸易依存度则从到，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1999年，东南沿海地区12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其他地区只占不到10%。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要多。同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职业转换困难程度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地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别。4．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5．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同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物产丰富，适宜生产及生活，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一种比较优势，从而能够先行一步。三、结束语上述是对中国现阶段存在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以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代表们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健全，中国的各项制度的建立，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农民负担的减轻，一定能够消除各种不正当收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使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天下 求采纳

2005年08月21日 14:58 中新网8月21日电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乃至贫富差距拉大，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明显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前提下，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也在持续拉大，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是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分配上的主要弊端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拉开了差距，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但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别持续拉大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以外，城镇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别扩大；脑体劳动者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别持续扩大。 二是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拉大。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人均GDP，西部与东部由1:扩大到1:，中部与东部由1:扩大到1:，区域差别还在拉大。城乡差别拉大不仅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还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明显。 三是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 文章指出，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的结果：一是社会贫困问题出现。城镇中有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月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低。2004年，按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标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按人均纯收入669—924元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 一是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在多数人收入水平都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很快，分配不公现象出现。群众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有一定承受力，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对不正当收入，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心理不平衡，十分不满，反响强烈。中央党校调查组对学员问卷调查显示：在学员心目中，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社会治安”()，“腐败”()；对2005年的改革，的学员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文章说，邓小平极为重视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他在1993年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突出地提出和解决部分社会成员分配差别及其它社会差别持续拉大问题的时候了。 \1、实行超额累进税。增加富人的纳税数额。 2、在真正落实现有低保的基础上提高并扩大低保水准和范围。 3、各级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必须真正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这一点几乎不可能）。 4、从严惩治官员腐败

今天，我们纪念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位杰出的总设计师为我们设计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一设计的主题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的＋原则＋优越性＋本质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以后，一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曾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坚持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富裕和贫穷，可以说是当代人类最为感性的一种认识；对此，我们却曾长时间陷入了理性的迷茫。剥削制度被消灭，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们还形而上学地按照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朴素的思维，把国人统统排列到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的方阵中。穷人者，好人也；富人者，坏人也。于是乎，人人谈“富”色变，发展到后来，好像越穷越革命，越穷越社会主义，贫穷成了正义的化身，富裕成了罪恶的渊薮。而“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更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和落后。 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他第三次出来工作后，便立即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胆略，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 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指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力除迷雾，正本清源，还社会主义以本来面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进而，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原则、最大优越性和本质。如前所述，对此邓小平曾分别多次作过阐述。譬如：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中，邓小平既讲到了生产力问题，又讲到了生产关系问题，而最终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并且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的构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正因为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因此它不仅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之点。 先富＋后富＝共同富裕 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讲得最多而又简洁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是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规律性认识。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 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因为，第一，共同富裕只能随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实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非均质的特点，物质基础、资金积累、生产条件、劳动资源都不一样。无视这些差别，不利于消灭差别；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先发展，先走一步，条件差的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除差别。第三，在我国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第四，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一样。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尽管先富是共富目标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后富追赶和超越先富，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先富≠两极分化 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 对先富和两极分化的关系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无论是对国内的种种疑虑，还是对国外的种种猜测，都给予了毫不含糊的回答。1986年秋，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怎样才能保证不走邪路？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两条，就可以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路，“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那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基础上突出地解决这个中心课题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初步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先富起来的个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当然，国家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保护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不允许随便向他们搞摊派、捐款、赞助，随便吃大户。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 时下，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其主要表现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许的，但差距若过分悬殊，长期得不到改变，势必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当前，在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快建立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设想的20世纪末本世纪初要把贫富差距作为中心课题来解决，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针对勤劳致富和守法致富而言，而对非法致富，一开始就是必须坚决解决的，也就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绝不能混淆这个政策和法律的界限。 综上所述，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是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发展。采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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