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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产业经过20多年的恢复性发展，目前已基本完成了产业奠基阶段，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系统。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保险的毕业论文发表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有关保险的毕业论文发表篇1 浅析新华保险营销策略 一、引言 中国经济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现今保险行业已经成为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保险业的发展对金融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大保险公司也随之不断涌现出来，保险行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以下通过对新华保险营销现有策略进行分析，提高大家的保险意识。 二、简介 (一)商业保险定义 商业保险(BusinessInsurance)是指通过订立保险合同运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形式。 (二)新华保险简介 新华保险成立于1996年9月，总部位于北京市，专门的大型寿险企业，有多家子公司。2011年，上市，2014年首次入围福布斯世界500强企业。2015年，入围百万精英俱乐部260人，较2014年提升210%，MDRT入围人数年增长超七成。 (三)新华保险特点 1、坚持“以人为本”的产品开发理念，“唯德才兼备者为用”的用人理念，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原则。 2、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和理赔渠道。 3、为全球的客户提供多种电子化服务手段，拥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面风险管控体系。 二、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现有的营销策略分析 (四)P理论下的新华保险营销分析 根据麦肯锡的4P理论，新华保险公司制定出了一系列的保险营销策略： 1、保险产品策略。虽然在品牌效应上不及其他公司，但在产品上胜于其他公司。其中的分红类寿险，按保额分红的方式深受大众喜爱。新华产品营销种类丰富，主要采用的是产品组合策略和产品开发策略来为客户计划保险和开发新产品。 个人险中，就新华保险的“美满人生”、“祥和万家”来讲期限都为一年，每年的保费都是100元，年龄16-65，能正常生活工作的人，均可购买。“健康无忧“A、B、C三款产品保障全面，能保60种重大疾病，15种轻症，价格实惠，期限灵活。这三款产品主要是利用产品开发策略，根据现今主要存在的健康问题制定的险种。 现今最受欢迎的企业险是旅游险，为被保险人在旅游期间提供保障，出现事故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一定数量保险金。 2、保险定价策略。新华保险产品价格定位主要有规定价格策略和新型的自主定价策略，就“健康无忧”其中两款产品来讲： A款，以25岁女性来看： 保障期间基本保额交费期间年交保费 30年40万元10年4640元 交费期短，保障时间长，价格合理，非常值得购买。 B款，30岁男性来看： 产品简称保障期间基本保额交费期间年交保费 健康无忧B款两全 附加健康无忧B款30年20万元20年 2440元 2260元 年交保费合计4700元 “健康无忧”两款产品，根据客户实际，坚持固定价格策略和产品组合策略来为客户计划保费，对客户提供保障。 3、保险销售渠道策略。新华保险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多元销售渠道，实行了直接和间接的销售渠道策略。如与银行合作推出了“惠福宝”首款自主定价固定收益保险产品。就眉山来看，在新华保险眉山支中下面乡镇还设立了多个点为客户服务，放电影、开学发传单、网站销售、续收团队进行及时有效管理。 4、保险促销策略。使用网络促销策略，同时还有现场搞活动签单送礼、广告促销、人员现场推销、公共关系、营业推广、赞助等形式。在新春节前，开展“回家路?爱相随”活动，特别推出“i相随”活动。长期与4S店合作，买保险送保修，买车送保险。团购优惠购保险活动。 (二)新华保险营销SWOT分析 1、新华保险营销优势分析：(1)保险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高度重视公司发展实施战略转型。(2)保费快速增长。(3)新华保险公司实力不断增强，入围福布斯百强。(4)客户群庞大，到2015年6月，约有2660万个人寿险客户和约6万企业客户。(5)制定实施一系列五年发展计划。(6)销售人员长期都要以《学习的革命》这本书为指导不断提升自己。(7)分销网络渠道多，许多大中小城市及乡镇都设有机构，与多家银行合作。(8)设专门的续期收取团队，更好的维持了与客户的长期有效关系。(9)拥有一直强有力的管理团队。(10)理赔速度快，与国际SOS实施全面战略合作。2015年11月13日在法国巴黎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新华保险实施紧急援助服务，将伤痛和危害程度降到最低。(11)对销售人员实行佣金制、晋升制、旅游奖等，提高了销售人员的积极性。 2、新华保险营销劣势分析：(1)公司业务、转型、文化都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2)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3)品牌知名度不高，时间短大家对其认识不够。(4)销售人员相对较少。(5)总资产排名方面新华保险也低于中国人寿和平安保险。 3、新华保险营销机会分析：(1)保监会的大力支持，举办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2)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于保险的需求也不断提高。(3)国家和政府对保险行业的重视。“十一五”时期提出了保险事业的发展思路，2015年《保险法》修订草案，青岛市政府与新华保险签订战略协议。(4)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也为保险事业带来机会。(5)保险公司对保险事业的高度重视，TOP2000培训，世界华人保险高峰会。 4、新华保险营销威胁分析：(1)金融危机影响较深，市场信心有所下降，因此公司利润也随之减少。(2)保险事业发展越强，市场竞争越激烈各方面都会面临严峻挑战。(3)监管危机、退保危机存在。 5、基于SWOT分析的营销战略选择。在对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所做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基础上，建立新的SWOT营销战略选择矩阵，如下表： 表2新华保险营销战略选择矩阵 机会(Opportunities)威胁(Threats) 优势(Strengths)SO战略ST战略 劣势(Weaknesses)WO战略WT战略 SO战略：充分利用好公司现有自身优势，把握好外在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利用政府和国家的支持，树立新华保险的品牌形象，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市场竞争力。 ST战略：降低外部环境所存在的威胁，充分利用新华保险公司现有的优势，降低各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扩大资金、产品、服务、各方面的提入，不断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大力发展保险事业。 WO：运用好政府和国家所提供的相关政策，利用好保监会和各大保险公司对现今保险行业的支持，提高品牌知名度，大力发展保险从业人员，扩大市场占有率。 WT：退避市场竞争。 综上所述，新华保险人寿保险公司应该主要采取SO和ST战略为主，发挥好自身优势，把握好有利的机遇，降低风险和威胁。 三、新华保险营销策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业务发展结构单一。新华人寿保险业务发展方面一直坚持传统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由于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电商时代、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营销模式以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能在同行业竞争。 2、营销渠道不够完善。营销渠道是打开市场，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有效保障，很多企业都已经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现有信息进行分析，从中得出更多有利的信息，新华保险没有最大限度的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3、企业内部管理不够完善。保险行业属于服务行业，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主要，内部管理不够完善，出现问题不及时处理，销售人员素质和销售能力技巧有待提高。 4、品牌知名度不够。品牌知名度是形成品牌形象的先决条件，新华保险因其发展时间较短，在大家心中的印象不怎么深刻，品牌知名度上就远远落后于中国人寿和平安保险。 5、产品体系和服务质量不够完善。现今事故发生率在不断提高，原有制定的投保计划就无法为客户解决问题，应该及时调整。作为服务行业的新华保险主要讲求的便是服务质量，对于客户而言最能体现服务质量的便是出险后保险公司对该项保费的理赔，客户长期不能得到理赔款项，大大降低了公司信誉度。 6、保险意识不够。人们对保险的意识还是不够强，对这些保险的了解还不够深刻，特别是对于商业保险而言，还有许多人存在一种疑问“保险公司垮了怎么办，买商业保险到底有没有用”。 (二)解决对策 1、经营模式。坚持传统模式与新模式的结合，加强队伍建设、资源使用效率，努力解决客户问题。通过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掌握海量客户，同时以最低成本完成交易。不仅要进一步完善财务体系和风控体系，还重点建设六大平台。 2、销售渠道。使营销渠道向多元化发展，优化传统营销渠道的同时建立新型的电子营销渠道，为客户建立专门的档案。实行网络投保、理赔和售后。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竞争对手和客户需求，挖掘新的商机。现今银行存款已经实行存款无息政策，顺势加强与银行的合作，同时还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新华销售新渠道。 3、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管理者应该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具备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及时了解企业现状，为客户解决问题，制定最完美的发展计划。销售人员不断培养职业道德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营销技巧。 4、加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新华保险需要加大促销力度，优化促销策略，变换广告方式，不断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5、加强竞争力。(1)开发新产品，完善产品体系，增强险种的组合性、多样性、实用性、适用性。(2)实施差异化的机构战略，具体落实和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战略，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技术，实现产品多样化、差异化和组合匹配，增强客户获取的重要推动力。(3)完善信息化服务手段，加强网络服务。(4)实现一对一的服务，建立续期客户服务专员，建立客户关系管理。 6、增强保险意识。政府、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的宣传力度，开保险座谈;销售人员要多去为大家讲解商业保险的相关内容，做到最全面的有问就必答。 四、结论 通过利用SWOT和4P理论对新华保险营销策略进行分析让我们了解到，在利用各种优势和机会不断飞跃发展，问题和威胁也在不断被解决，虽然与其他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就意味着潜力，挑战就意味着机遇。相信新华保险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全面发展自己，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有关保险的毕业论文发表篇2 浅论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法律责任 一、社会保险欺诈及其法律责任 近年来，由于社会保险运行环节较多，社会保险事务关系复杂，社会保险服务提供者与受益人易于形成利益结盟，加之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不完善、监管手段缺乏、监管经验不足，导致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类现象不仅给原本就入不敷出的保险基金造成巨大的支付压力，严重侵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而且长此以往必将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安全运行，甚至从根本上腐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指行政机关、法人、公民或其他主体在参加社会保险、监管社会保险、领取社会保险过程中，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歪曲、掩盖真实情况的行为。社会保险欺诈法律责任，是指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人因其实施的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由以下要件组成： (一)主体是具备社会保险欺诈法律责任能力的主体 社会保险欺诈主体是指，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定义务或者契约义务，抑或不行使社会保险法定权利，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歪曲、掩盖真实情况，致使社会保险秩序遭受破坏的行为人。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投保人及受益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协助实施行为的主体。 (二)社会保险欺诈人实施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存在主观故意 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强调行为主体必须存在主观故意，即希望通过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隐瞒、捏造事实，使社会保险机构陷入错误认识而给付社会保险费用。但若只是工作人员疏忽，社会保险投保人理解错误等过失行为导致的社会保险基金损失不属于社会保险欺诈。 (三)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社会保险欺诈行为 从客观上来说，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比如持伪造身份信息领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服务机构与投保人串通伪造资料等。 二、社会保险欺诈实证分析 取社会保险待遇的表现形式是纷繁复杂的，有经办机构及其管理人员职权侵害社会保险基金，涉及社会基金的挪用，有社会保险供方和需方各种的违规行为等等。在此笔者没办法一一罗列，只能通过分析一些主体的主要欺诈行为以及典型案例，与读者共同探讨学习。 案例一：2011年天津市社保中心在对永胜太大药房进行医保结算监控时发现，该药店对药品申报结算的数量远超实际药品销售量。药店还存在以药品换取其他物品，录入系统的药品与参保人购买药品不符的情况。社保局依据《医疗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和双方签订的《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服务协议》的内容作出了处罚，责令退回全部违规金额，停止该药房医保联网结算和医保定点资格一年。 案例二：2007年2月16日至4月10日，被告人唐术兵利用伪造的肖丕志、肖丕洪等8人的居民身份证，海宁市亭溪包装有限公司离职证明、授权委托书及盗窃所得的有关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手册，先后5次从海宁市社会保障管理中心冒领上述8人的养老保险金共计元。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唐术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罪。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罪判处被告人唐术兵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 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八次会议，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部分问题作出解释。其中，引起热议的一个解释草案就是，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公司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取社会保险行为已不仅仅以罚金等行政处罚形式进行处罚，对于数额较大者，刑法已参与规制，可能处以监禁甚至无期徒刑的严厉刑事处罚。 三、增设社会保险基金罪并无必要 虽然将此种欺诈行为专门入刑的做法呼声很高，也有学者支持《刑法》增设社会保险基金罪，但笔者认为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此举没有必要，因为对于目前已有的刑法体例以及社会法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可以加以规制。 (一)增设社会保险基金罪不符合刑法的最后性和补充性 刑罚制裁的严厉性不言而喻，正是这也决定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补充性和最后性。平野龙一认为，“即使犯罪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动用刑法。”我们应当注意部门法之间的运用。 民法、行政法等第一防线的法律能发挥重要作用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第一防线的法律不像刑法那样，采用刑罚方式压制某种行为的发生，而只是以财产处罚、短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评价某种行为，主要采用鼓励和轻微制裁两种方式。当然，现在的第一防线法律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但是用鼓励和制止双管齐下的方式，规定更加严厉的赔偿责任，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做法。 (二)针对法律责任竞合，现有《刑法》亦能规制社会保险欺诈行为 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增设社会保险基金罪的原因是目前的《刑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体系无法规制出现的日益复杂的法律竞合问题。但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来说，对于出现的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也是可以分情况处理的。在此，笔者也就几类情况加以说明： (1)个人提供虚假证明，如伪造的特殊工种证明办理提前退休，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因此，对于通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取社保基金的，应按罪追究刑事责任。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2)为保者伪造印章的，该负什么法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对于为保者伪造印章的，应按伪造对象，按照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或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处理。另外，与保者事先通谋，为其伪造相关印章，供之用，应当以共犯处理。 (3)企业工作人员收受个人钱财，为个人保提供方便者，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对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收受个人钱财，为保者提供方便的，应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收受个人钱财，为保者提供方便的，则要按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4)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个人内外勾结取社保基金，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因此，如果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非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取社保基金的，应按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总结 社会保险行为应当得到进一步的规制，无疑是所有人的共识，《社会保险法》对于此类案件的法律责任认定后果规制较轻，社会保险监管薄弱，社会反欺诈力度不够等问题也一直为社会所诟病。事实证明，在任何国家，单靠经济、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领社会保险金等福利的问题，必须把刑罚手段与其他法律手段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理。立法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既不创设新的法律制度，也不对现行法律修改，仅通过出台法律解释的形式，是最为实用的做法。 同时，也应完善对于防止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执法对策。例如，建立社会保险反欺诈行政协调机制，这个协调机制不仅包括社会保险相关主体之间的监管协调，还应包括社会保险系统与商业保险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其核心是信息共享平台和机制的建立;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为了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社会保险欺诈的能力和效果，除了继续完善信息披露、外部审计、财会规则等现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外，还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基础信息管理制度、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制度等。 猜你喜欢： 1. 关于保险的毕业论文 2. 保险毕业论文参考 3. 关于保险论文范文 4. 保险毕业论文范文参考 5. 保险毕业论文范文 6. 有关保险的论文范本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