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论文答辩

（1）大师的性格品格人格 辛弃疾之所以被后人敬仰赞叹，固然因为他留下了六百余首词作，为后世的文学室库增添了宝贵的遗产，但是穷本追源，这些词作的珍贵价值又根源于辛弃疾的光辉人格。人格是一个普通而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各有不同，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个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这就是说，人格是建立在社会生活基础之上，是人处世为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准则。它对人的行为规范，人生态度起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具有社会意义。它反映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任何作家都不能回避人格问题，没有人格的作家不能算是好作家，没有思想的作品也不能称为好作品，人格具有较高的价值取向。正如歌德所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本文从辛弃疾先天的自然禀赋即他与生惧来的道德品格，以及他传奇经历的一生中坚持不变的为人处世的精神准则即他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英雄人格意识两方面着手，从其巨大人格魅力中解读辛词主导风格的成因。一、辛弃疾是英雄人格意识十分强烈的文人。辛氏家族是世代仕宦的大家族，因此在他的身上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教育的烙印，例如儒家文化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楚文化中“哀民生之多艰”、“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末悔”等等，这些为他赞赏和追求英雄人格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激励，在他的心灵上萌发了英雄情结。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涌现出了很多的时代英雄，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崇拜内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构成是一致的，那就是被崇拜者具备这样一些人格特质：对现实苦难的敏感和深忧；由此而激发出改变现实、战胜苦难的情感冲动、目标动机和行为态势；在行动过程中显示出超人的智慧、才能、胆识、魄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勇敢献身精神。如远古神话中的创造神女娲、英雄神夸父、复仇神精卫等，就是先民英雄人格意识的幻想化表达。因为目睹了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词人英雄人格意识的时代动因由此产生。同时加上祖父“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美芹十论》）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启蒙教育，越加激发了词人的英雄人格意识。父辈民族意识的影响、文化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崇拜传统等等，都是孕育词人英雄人格意识的历史和文化基因，因此，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可以说辛弃疾英雄人格意识是他个人先天的禀赋气质，而这也是他豪放悲壮的英雄语产生的关键所在。二、辛弃疾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观念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情调，划出了一条鲜明的轨迹。但是始终不渝的抗战理念和光复故土、还我河山的志向贯穿着他，并且在各种题材的词作中顽强地执着着他的理想，英雄人格魅力成就了他“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气势，坚定的信念和磊落的情操铸就了战士之词，英雄之词。 少年辛弃疾以一介书生率众起义，曾是沙场点兵的将帅，执戈横槊的英雄，他具有强烈崇尚的民族正气和勇武之气，如其《九议》所说的：“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者。”跃马横槊的抗敌生涯，在词人心中有着强烈的英雄人格情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词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因此，鏖战沙场、志图复国、奋发有为的英雄气概充斥着这一时期的作品，建功立业之志直露词表：“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 （《水调歌头》），“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 渡江南下后，词人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这20年的时间里，他继续着复国理想，千方百计地寻找和申诉抗战主张，为筹措北伐、恢复统一而不遗余力地施展才干。只要有机会，他的英雄本色便显示出来，但是他的胸怀大志、励精图治的作风，与南宋朝廷弥漫的粉饰太平的氛围格格不入。于是，激烈难平的忧愤，深沉压抑的怨望，飞动跳荡的激情谱写出了一曲曲壮士的悲歌。这一时期词人曾任江阴签判，官职低微，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理想，仍然满腔热情地考察，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文中客观分析了我方诸多有利因素，提出不能因为暂时受挫而放弃恢复大计的主张，坚定了主战派的信心。及后虞允文作宰相，他又写了《九议》献给他。《九议》除包括《美芹十论》里一些重要论点外，更根据刘邦、项羽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驳斥存在于士大夫间的“南北定势”的汉奸谬论。他一面认为“胜败兵家之常事”，不能因一次的失败而丧失胜利的信心，用以驳斥那些借口符离之败“欲终世而讳兵”的妥协投降派；一面又认为“欲速则不达”，要求国家作长期的准备，而反对那些轻举妄动，“欲明日而亟斗”的速战派。虽然辛弃疾这些意见没有为南宋王朝所采纳，但他对形势认识之清和对统一大业的关心溢于言表。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两浙、福建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等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虽然这和词人的理想大相径庭，但他干得很出色，努力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他在任福建安抚使期间又上书光宗，论经界盐钞，皆从人民利益出发。他说：“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他在《九议》中说：“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但由于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今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衫湿。”（《满江红》） “却笑将军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江神子》）他的词里表现出了与之息息相通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文才武略换来的是大半生报国无门的悲愤和苦闷，因此可是现实对词人是严酷的，他的远大政治抱负，他不与投降派妥协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南宋统治集团里的孤危地位，使他在政治上屡受打击，他在《论盗贼札子》里说自己“孤危一身”，“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在《论盗贼札子》这编奏折中，他陈述了人民大众身受种种压榨敲剥之苦，他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律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名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在他看来，所谓的盗贼只不过是被贪官污吏、豪名大姓逼迫得走投无路的苦难百姓。对这些人，他不主张武力镇压，“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而“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弥盗之术”。这个弥盗之术便是打击贪官污吏。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这时期写的词里交织着种种复杂矛盾的心情，时而表现为自我嘲笑：“千古怀蒿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声声慢》）时而表现为反躬自问：“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水调歌头》）；时而表现为自我解嘲，反语中包含着不平与愤慨“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 （《水调歌头》）。故国沦陷、国耻未雪的焦虑，故乡难归、流落江南的漂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加上壮志未酬而无人理解的孤独，使词人萌生了退隐的念头，因言官弹劾落职，退居江西上饶的带湖时，词人取“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的意义，自号稼轩(见《宋史·辛弃疾传》)。但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忍，执着的进取心和英雄无功的羞愧又使他进退两难，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于是，他的热切的愿望就改换渠道抒发出来，他不停地填词，并且在各种题材的词作中顽强地贯穿着他执着的理想，词人的爱国思想和抗战理念并没有发生变化，他始终坚持着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英雄人格意识。这一时期词人填写了很多闲适词，当然，这类闲适词是相对他的抗战壮词而言。其实只是表面的闲适，稍加留意，就会在那些寄情诗酒、傲啸山水的词中，读出峥嵘不平的情感波澜。词人的这类作品旷达中显出沉郁，闲淡中露出激愤，山光月色背后，蕴涵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内容。他笔下的青山是“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沁园春》）笔下的流水是“又说春雷鼻息，是卧龙、弯环如许。不然应是：洞庭张乐，湘灵来去。我意长松，倒生阴壑，细吟风雨”（《水龙吟》）笔触是那么出人意表，奇妙动人。沉醉山水风光，确实有忘情闲适之时，但往往书唱完如画的风光，又有说不清的惆怅袭上心头：“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这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这类词作，一事一情，似信手拈来，但极具咀嚼，如《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借醉写愁而又独立倔强。特别是下阕写醉后情态，生动有趣，激愤中见潇洒，最能表现词人的个性。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读一下《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在那样的处境中我们不难明白词人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贡献给统一祖国的事业，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 “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这些词句都是以英雄人格追求难以实现的深悲大恨为深层心理动因的。其中埋藏了词人深深的感慨，他也就是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强烈的爱国精神是词人思想的向导，他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贯穿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也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中，当六十六岁的老词人镇守镇江， 当他北望扬州，想起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想起自己青年时期的战斗生活时，写下了一首生气勃勃的《永遇乐》词：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但是，但是宋王朝基本上剥夺了他实现英雄理想的机会。他不得不将满腔雄心壮志化作杜鹃啼血式的悲愤的长歌。这是英雄人格意识的变向表达，从中我们也能品味出他对英雄人格的悲壮追求。结语：综观词人一生，他个人禀赋、气质的先天优越和文才武略的后天习得，为他赞赏和追求英雄人格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激励。政坛受挫、壮志难酬是他的不幸，但是始终不渝的抗战理念和光复故土、还我河山的志向贯穿着他，并且在各种题材的词作中顽强地执着着他的理想，英雄武士成就为一代词杰，这又是词坛的大幸，文学的大幸。豪放悲壮，是辛词艺术的主导风格，也是词人巨大人格魅力的写照。豪纵奔放，源于词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沉郁悲壮，则可归纳为二：第一，悲剧时代的反映。广大人民要求驱金复国，南宋朝廷却游移于和战之间，且常是主和力量得势，这就使广大爱国志士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第二，个人身世遭遇和思想性格的表现。词人以北来之身遭人猜忌，更两次罢居十八年，壮志难酬；又秉性执着，“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胸中常盘结一股勃郁愤懑之气，触处辄发。从而形成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风格。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 “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二、辛词的艺术创造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 （《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二、辛词的艺术创造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 （《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给你做个提纲性的解答（引导），即可绕以下的关键词（句）展开论作的引申。大师的性格品格人格：性格：豪迈、倔强、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品格：壮声英概、大义凛然人格：刚正不阿、洁身自好大师丰富的内心世界：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大师耀眼的思想光芒：伟大的民族精神、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感，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操“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辛弃疾(1140—1207) 南宋大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出生于金人占领区。绍兴三十一年(1161)参加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任掌书记。次年奉耿京命赴建康与南宋政权联系。北返途中闻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遂率五十骑突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率众归宋。南渡后历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湖北转运副使，湖南、江西、福建安抚使等职。曾多次上疏，力陈北伐大计，因与主和派意见不合而两次落职，闲居上饶、铅山近二十年。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佑胄准备北伐，曾被起用为镇江知府，不久又被罢免，忧愤成疾而终。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其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以爱国词和田园词最为突出。其爱国词多抒发报国的壮志，揭露投降派的可耻行径，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意境深远，气势宏伟，风格豪放悲壮。其描绘田园风光的词，咏赞祖国河山，也借啸傲山水、流连诗酒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情景如画，笔调轻灵，风格清俊淡泊。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传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境界更阔大，手法更多样，融进了诗歌、散文、辞赋、经史百家成语，语言丰富多采，是豪放词的集大成者，推动了词风的转变，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词中也有大量清丽婉媚的婉约之作，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和艺术造诣。其散文亦颇有成就，尤以议论文为佳，《九议》、《美芹十论》为其代表作。有《稼轩长短句》。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今存词629首，数量为宋人词之冠。词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以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为其主调。这类词中历来为人传诵之作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写闲适生活的词数量最大，这类词往往于闲适中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情绪，其精神仍与其爱国词一脉相通。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水调歌头）《盟鸥》等许多词中都带有这种情绪。一部分写农村生活的词清新淳朴，语言浅近，如（清平乐）《村居》、（鹧鸪天）《戏题村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等都是生动的农村风情画。辛词中也有写爱情的词，如（清平乐）“春宵睡重”就写得缠绵婉转，颇能动人。辛弃疾诗今存133首，内容和风格大体上亦如其词。辛弃疾文今存17篇，多为奏议启札等应用文字，颇能见出辛弃疾的见解和谋略。辛弃疾词在宋代即已有多种版本，主要为4卷本和12卷本两种。4卷本名《稼轩词》，分为甲乙丙丁4集，宋刻本已不存，今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及《唐宋名贤百家词》本。12卷本名《稼轩长短句》，宋刻本已无传，今传本通行者有四印斋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今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点校本《稼轩长短句》。 辛弃疾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呆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和陆游一样，是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他还能用以民为本的思想看待北伐事业，他说：“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他还能用战略家的眼光，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提出抗敌救国的三原则：“一日无欲速，二日宜审先后，三日能任败。”（《九议》） 辛弃疾虽没留下系统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从一些词句中也能看出他的一些文学倾向。他说：“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说明他不但重视文学作品的感情作用，而且强调文学应反映重大的社会内容。又说：“诗在经营惨淡中”（《鹧鸪天）》，“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水调歌头》）说明他提倡严肃的写作态度。又说：“有意雄华泰，无意巧玲珑。”（《临江仙》）说明他特别推崇豪放风格。他还对陶渊明在静穆恬淡之中带有一股兀傲不乎之气深表推崇。这种审美情趣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词风。 辛词的思想内容辛词的内容比苏词更为广阔，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地步。 辛词中思想内容最集中、最进步的当属爱国词。辛弃疾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戎马生涯，他首先是一个爱国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因而他的爱国词最自然真切，“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徐釚《词苑丛谈》卷4） 因此，在爱国词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表现自我经历、自我形象、自我感触的作品。 那些记录自己战斗生涯，或借助追念自己战斗生活而抒发感慨的词，当属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如：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这首词上阕所描写的正是“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美芹十论·序》）的经历。下阕写因追念往事而引发的理想落空的悲哀与感慨。但辛弃疾痛苦悲愤，却不消沉，在苦闷时依然能保有昂扬奋进的精神，如在与另一爱国志士陈亮的酬唱中，他既道出了自己不被重用的悲愤心情，又道出了他的坚定信念：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辛弃疾还有很多评议时局，议论世事，关心国家命运，陈述恢复大业，批判投降苟合势力的词。在这些词中，他不是空泛地去议论、陈诉，而是用全身心的感情去倾诉、哭泣、呼号、鼓动。如《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以“无数山”比兴抗金事业的重重阻力，以江水东流比兴抗敌救国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真可谓忠愤之气，拂拂指端。 辛弃疾的爱国词是通过各种题材加以表现的，最主要的一是酬唱词。辛在酬唱词中很少写尔汝相思的陈词，而多以北伐恢复大业共勉，使酬唱词内容为之一新。仅以祝寿词为例，他写道：“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二是登临写景词。辛词中许多爱国名著，如《念奴娇·我来吊古》、《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永遇乐·千古江山》、《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都是这类作品。如《水龙吟》曰：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共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勾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三是怀古词。如被杨慎评为辛词第一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上阕“意在恢复，故追述孙刘”（宋翔凤《乐府余论》）；追述孙刘，即是批判“三国两晋形势与今日不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天下无事，须南自南，北自北”的苟合派论调。下阕意在慎兵，故感慨宋文帝；感慨宋文帝即是提醒当局不要重蹈草率用兵而失败的覆辙。最后感伤廉颇，感伤廉颇即是感伤自己生不逢时，不得重用。由于借助了咏古，使讽今具有了更深沉的内含。 除爱国词外，辛弃疾还有许多其它题材的词。直接或间接描写农村的约有三四十首。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等都是词史上难得的农村词。辛弃疾曾赋闲家居近20年，因此又写有很多闲适词，但闲适非其所愿，故尔这类词又常包含着怨艾的感情，成为表现其爱国思想的一种变调。辛弃疾也偶作情词，但“绝不作妮子态”《毛晋《稼轩词跋》），更有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高远之怀，如：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 与其说是写对情人的追求，不如说是“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艺衡馆词选》引梁启超语）的自白。辛弃疾一生的四个阶段一、青少年时期。止于23岁南渡以前。这是他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22岁的辛弃疾聚众二千人树起抗金旗帜。未几，率部归耿京起义军，并力劝耿京归宋，以图大业，1162年，辛弃疾奉命南渡，联系起义军的归宋问题。不料叛徒张安国杀了耿京，率部投金。辛弃疾在返回途中得知此消息。辛弃疾率领五十余名骑兵，奇袭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此举“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从此辛弃疾投奔南宋，官为江阴签判。二、青壮年时期：1162年至1181年，从辛弃疾23岁到42岁，是一生中游宦时期。这一时期的辛弃疾，雄心勃勃，壮志凌云。他先后上了一系列奏疏，力陈抗金抚国方略。但他的意见并未被当权者采纳。在此期间，他由签判到知州，由提点刑狱到安抚使，虽然宦迹无常，但政绩卓著。他出任滁州知州仅半年，当地“荒陋之气”一洗而空。他在湖南帅任，创置“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不失为一个有清醒政治头脑忧国忧民的好官。三、中晚年时期：1182年至1202年，从43岁到63岁。这期间除了53岁至55岁一度出任闽中外，两次遭弹劾，有18年在江西家中度过，是他一生被迫归隐时期。在长期隐居生活中，他寄情田园，留恋山水，追慕陶渊明，写了大量田园词，山水词，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爱国激情在某些唱和赠答词中，也有强烈表达。四、晚年时期：1203年至1207年，辛弃疾64岁到68岁四年间。辛弃疾64岁高龄时，仍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奉令出任。但事未成就又遭罢免。辛弃疾自66岁秋，罢居铅山后，虽屡见封召，乃至授以兵部侍郎，枢密院都城旨要职，但总以年老多病，力辞未就，卒年68岁。辛弃疾词作赏析辛弃疾留下的词作，有620多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雄冠两宋。词评家曰：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辛弃疾的词，继承苏东坡豪放词风而有所发展。后人把苏辛并称，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如苏。光复故土，还我山河，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辛弃疾的词作里也得到充分的表现。由于辛弃疾被迫长期在乡村隐居，所以以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入词，使词作中洋溢着新鲜的生活气息，散发着沁人的泥土芳香，也是辛弃疾词作的一大特色。和其他文人一样，辛弃疾非常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他曾下决心戒过酒，但半途而废。他的饮酒词写得深刻、幽默，极富生活气息。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人陈亮，字同父，也叫陈同甫（1143～1194），是南宋杰出的思想家。为人才气豪迈，喜谈兵，主抗战，因此屡遭迫害，曾三次被诬入狱。与辛弃疾志同道合，交往甚密。1188年冬辛弃疾在上饶罢居时，陈亮从浙江东阳来拜访辛弃疾，两人甚是情投志和。辛弃疾写了一首词《贺新郎》，记述他们这次交往。词前有序：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词开头回叙在驿亭把酒话别的情况，辛弃疾对执友陈亮很是赞赏，把他比作隐居的陶渊明和诸葛亮。何处飞来林间鹊，鹊踏松梢，雪落破帽，引起对满头白发，报国无门，岁月蹉跎的感叹。冬日的原野没有生气，几枝疏梅，点缀风景。天空掠过两三只大雁，更显得凄凉萧瑟。这也是南宋王朝苟且偷安的结果。下片又回叙别情，佳人指陈亮，既赞扬他重约来相会，又微怨他急于回归的轻别。这是本词的主题，点到为止。叫人惆怅的是因天寒，清江的水深冰合，行人无法渡过，雪深泥滑，道路艰阻，车轮像长了角似的不能转动。在这种时候离去，叫行人消魂蚀骨。设问是谁使君来愁绝？不仅是离别，更主要是国家危亡的形势和不被朝廷重用的现实。由于作者与陈亮的情谊极深，这次相会，犹如费尽人间之铁，铸就人间相思错。夜深人静，长笛声声，更激起对好友的无限相思情。辛弃疾还有一首词《破阵子》，小序是：“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表达他日夜梦求收复大好河山的壮志，原以此词与陈亮共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人们本来是借酒消愁，一醉万事休。可是作者喝醉了酒，愁也未消，一心想着收复失地。他挑亮了灯，欣赏他的宝剑，思考着如何排上用场，发挥作用。在睡梦里，一个军营连着一个军营，响起一片号角声。八百里军营，将士们欢欣鼓舞，分享将军发给他们的烤肉。军中的乐器演奏雄浑悲壮的军乐。正当秋高马壮的时候，点兵沙场，准备出征。“的卢”是马奔跑时发出的马蹄声。将军统率的铁骑，风驰电挚般冲向敌人，弓如霹雳，万箭齐发，敌人纷纷落马，残兵败将，狼狈逃窜。将军身先士卒，乘胜追击。凯歌入云，欢声动地。既了却君王天下事，又为自己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词人梦寐以求的壮举。但在投降派把持的朝政里，作者“报国欲死无战场”，只能感叹冷酷的现实：可怜白发生。1176年至1178年，不足两年时间，辛弃疾调动频烦，宦迹江西、湖北等古称楚地。调离江西

词人中..有苏辛并称,苏可学,辛不可学(不是不可学,而是学不到,因辛词是以气为主).

第一节：辛弃疾的生平 爱国词人辛弃疾和陆游的同时出现，标志着南宋文学爱国主义的主流在诗词创作方面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出生在金国建立初期的济南，北方人民的灾难在他童年生活中就留下深刻的印记。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下侵宋，济南农民耿京聚众二十多万起义，青年的辛弃疾也组织了二千多人参加，并在军中掌书记。完颜亮南侵失败后，辛弃疾劝耿京和南宋王朝联系，在军事上配合行动，进一步反击敌人，并代表起义军到建康去见宋高宗。在他从南宋北归时，叛徒张安国已谋害了耿京，并劫持了部分起义军投降金人。辛弃疾得到这消息，和部下五十人驰骑直入张安国五万人的大营，缚张安国置马上，当场又号召了上万的士兵反正，长驱渡淮，奔向南宋。 辛弃疾南归的第二年，张浚出兵北伐，败于符离，南宋王朝又倾向对金和议。辛弃疾这时不顾自身官职的低微，写成《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也都提出一些具体的规划。后来虞允文作宰相，他又写了《九议》献给他。《九议》除包括《美芹十论》里一些重要论点外，更根据刘邦、项羽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驳斥存在于士大夫间的“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谬论。他一面认为“胜败兵家之常事”，不能因一次的失败而丧失胜利的信心，用以驳斥那些借口符离之败“欲终世而讳兵”的妥协投降派；一面又认为“欲速则不达”，要求国家作长期的准备，而反对那些轻举妄动，“欲明日而亟斗”的速战派。辛弃疾这些意见虽没有为南宋王朝所采纳，仍可以看出他对形势认识的清楚和对统一祖国事业的关心。这和他词里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辛弃疾南归之后不久，宋金对峙的局面渐趋稳定，主张对金妥协投降的一派长期在南宋王朝当权。他们任用辛弃疾作地方官，只是利用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才能，应付地方事变，镇压农民起义，便利他们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可是辛弃疾是带了北中国人民要求恢复的愿望南归的，为了准备力量，统一祖国，在他任地方官时必然要排击豪强，淘汰贪吏，和南宋王朝的一些特权人物发生矛盾。他在《论盗贼札子》里说自己“孤危一身”，“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辛弃疾的远大政治抱负，他不与投降派妥协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南宋统治集团里的孤危地位，使他在政治上屡受打击，也使他在这时期写的词里交织着种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形成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风格。 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因言官弹劾落职，退居江西上饶的带湖，并取“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的意义，自号稼轩(见《宋史·辛弃疾传》)。这时他爱庄子的文章与陶渊明的诗，在政治上流露了厌倦的心情；但由于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贡献给统一祖国的事业，表面上他好象这着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内心还是愤愤不平的。到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1201—1207)，韩托胄当权。那时崛起于斡难河流域的蒙古部族已给金国后方以重大的威胁，韩托胄想乘机对金用兵来提高自己的威望，起用一些主张抗金的人，辛弃疾又一度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等官。 辛弃疾在镇江时，一面派遣人到金国侦察形势虚实，一面准备招募沿边士兵来训练。这时离他渡江南归已四十三年了，当他北望扬州，想起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想起自己青年时期的战斗生活时，写下了一首生气勃勃的〈永遇乐〉词。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可是在辛弃疾一切设施刚刚开始时，韩托胄就轻易把他罢免了。开禧二年(1206)，在韩托胄的主持下，南宋出兵北伐，结果大败。韩托胄用兵失败的种种因素，辛弃疾本已见到，而且提出了有效的对策，由于韩托胄没有重视他的意见而至于失败。可是在失败之后，辛弃疾也受到南宋统治集团里一些飞语流言的中伤，以为是他煽动韩托胄出兵的，这对他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刺激。就在韩托胄失败的第二年，辛弃疾终于怀抱着他那始终不能实现的政治抱负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