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smine7927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内涵帝在此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雇尽?---宇慧按)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奶岢隽搜�剩菏侵泄�私�ニ樟��故撬樟�秩肓酥泄�柯逞讣捌湟换锏幕卮鹗牵褐泄���艿酃�饕宓乃羰苟��ニ樟�>��庖豢佳椋�逞傅牧⒊∈呛苊飨缘牧恕?/span>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小小miffy
近来阅读鲁迅作品,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在我这个年龄阅读鲁迅作品似乎不太适宜,“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是前人的读书经验。而我,偏偏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有点“老气横秋”之态,在常人看来。我也知道,鲁迅不是我这个年龄阶段就能阅读的,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跨越了年龄的界限阅读,最后的阅读结果只能“如此而已”,停留在皮毛之上,并没有真正走进鲁迅的世界。曾经花费一个月的时间,跑马观花地阅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对于先生的创作有个大致的了解,很多东西根本消化不掉。阅读之中感受到,要消化这些东西,没有一定的人生经历和知识储备,只能望而却步。搁置鲁迅作品好久,重新阅读时,想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乞求获得心灵的相通。《呐喊》读了一个礼拜,写下两万多字的阅读笔记,这些东西都是从感性(审美)的层面上来获得的。在探索中,很多篇章读了好几遍,十遍不够,就十五遍,二十遍,总是想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审美需求,试图还原作品。尽管这样做,有的作品消化不掉,一直停留在表面,未得到“真金”。有的刚刚触摸到作者内心深处,却滞步不前,这并不是自己不想继续向深处探索,而是无法再前进一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动。然而,一旦与作者发生共鸣,达到预期的目标,心灵就会释放,就像在茫茫黑夜中看到“黎明的曙光”那般欣慰,如在山穷水尽之后看到柳暗花明,内心的窃喜非同一般。这种阅读感受不多得,少之又少。一次是在阅读海子的《日记》后,另一次就是阅读《〈呐喊〉自序》,探索里面的“梦”、“寂寞”与“荒原”意象,在写完最后一个方块字时,内心无比轻松,同时,也陷入到一种“痛苦”之中,这时完全与作品融入一体,跳不出作品的包围。阅读作品,要能走进去,同时又要走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作品,获得更高层次上的理性和知性,否则将永远停留在感性层面,得鱼忘筌。阅读鲁迅小说,总是陷入到一种“无物之阵”中,感到内心的分裂,刚走出作品,马上就陷入到里面去,使人难以脱身。阅读他的杂文,虽然摆脱这种“包围”,然而心情也十分沉重,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剖析得一针见血,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对于那些较为精粹的作品,总是阅读一遍又一遍,乐不释手。我尤其喜欢在深夜里昏暗的灯光下阅读他的作品,阅读之后,遐思掩卷,会心一笑。然后联系当下的种种社会现象,会发现它的深刻性。原来,种种现象,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已经一针见血指出来了。这是“轮回”,还是停滞不前,说不清楚。国民的劣根根深蒂固,再过一个世纪将是什么样子,真是无从预测。这段时间重读,读完《呐喊》《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还有很多有鲁迅研究有关的书。对于小说《呐喊》,写的读书笔记达到两万多字,而其他方面的,估计也要上万。对于《坟》的解读,没有形成文字,尽管花的时间不少,就如前四篇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书》),就花费很多时间,特别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读了十几遍,但由于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消化不掉。《热风》读起来较为容易,特别喜欢里面的情感,很多篇章读了十几遍却没有厌倦之感,而且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感受也不一样。《华盖集》也较为容易,阅读感受还得沉淀一段时间。因为时间关系,暂且把阅读鲁迅作品放下,把实现转移到其他方面,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来阅读。无论怎样,阅读鲁迅作品都会有新发现,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鉴于我的浅薄,知识储备的不足,阅历的单调,阅读只是个人的。我明白,我更应该是鲁迅作品的阅读者,而不是鲁迅作品的解读者。 回答者: )ㄣ姒ペ冰° | 六级 | 2008-11-7 18:18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丰富性与文化魅力的伟大人物。且不去争论鲁迅这一位文学家,思想家,是不是那么“伟大”,就看他的文学作品,他不太多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乃至最多的杂文,到了今天,还能有许多人喜欢它,去阅读,去研究,也能有一些人讨厌他,想“搬开”他,就足以说明鲁迅这个人,是不那么容易就被人遗忘掉的。这块“老石头”,之所以不太轻易搬得动,除它的质量外,恐怕还有一种“与君同行”的长久性和未来性。人们像无法抹掉一件古老器皿的花纹一样难以抹掉他的光辉。他存在的永久性几乎与任何一个“捍卫”者都无关。也可以这么说:无论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你都得承认,比这个世纪里中国许多大作家,鲁迅总是有他自己永远令人琢磨不完的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与整个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出路血肉相关。他的思想甚至超越了一个民族自身的范围。一些熟悉的外国朋友,之所以重视鲁迅,几十年里孜孜不倦地研究鲁迅,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我的一位韩国博士研究生,在去年我开设的“鲁迅研究”课的作业结尾说,她很为自己的国家一百年来的文学感到悲哀,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郁达夫1937年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只有230 余字的短文《鲁迅的伟大》里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诚哉斯言!这段“盖棺论定”似的文字,至今读起来,仍令我们深思。 由于鲁迅和他的遗产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的非常特殊的关系,由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在进行人民群众的精神塑造中对文学某种功能的依赖,也由于权力者与研究者出于舆论一律或思想挑战的需要各自对于鲁迅进行的“过度诠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30年代以来的鲁迅被接受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近二十年来时断时续出现的以各种形式批评鲁迅的许多现象,当前的“走近”风,就是仍在进行中的对于鲁迅反神圣的世俗化过程中一种必然。 鲁迅的诠释,历来由一些政治权威、文化精英和学院知识群体所主导。虽然他们之间,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矛盾与对抗性,但不管是他们的政治阐释,思想阐释或是文化阐释,不论是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在将鲁迅作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一把万灵的钥匙,而不断往鲁迅身上增添一些光辉的“附加值”,这个方面,以及由此而反映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却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很多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实际上并没有在更深的层面上吸取“文革”十年鲁迅被独树一尊的历史教训。在各自不同方式的阐释中,仍然让鲁迅充当了一种制导舆论的,最大限度具有压倒对方的权威性声音的代表,用当下时髦的“话语”来讲,就是营造一种或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这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无形中在努力将鲁迅拉下神龛(或只是表面上拉下了神龛)位置的同时,又给鲁迅身上涂饰了许多新的光环。结果是,不仅妨碍了更多人对于真实鲁迅的接近和认识,也会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制造一些不可逾越的心理阴影和艺术“神话”。稍有不恭之词,即视为“颠覆”,群起“捍卫”,指斥“贬损”,甚至封杀刊物,因言罹罪。在打碎“铁屋子”的呼声中,鲁迅自己被不同的力量铸就成了一个不许碰一个指头的“铁屋子”。这正是鲁迅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悲剧和苍凉。 反神圣的“世俗化”的努力,“解构”神圣的呐喊和抗争,为我们带来的渴望进一步破毁禁锢、要求思想解放这一点信息且不用说它,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声音里,即使不能让我们换一种视角和思维去看鲁迅,思考鲁迅,也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一些“冷却剂”,让我们反思自己,以利前行。 第一,鲁迅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得到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和把握?“神化”鲁迅的后果之一,就是掩盖了对于鲁迅文学创作实在性的探讨。实在性的缺乏就是不切实际的拔高,就是维护完美。因此现在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艺术是不是就都那么完整,成熟?思想是不是就那么无边的深刻?里面有没有败笔和二流三流一类的东西?具有不朽价值和世界影响的《阿Q正传》、 《狂人日记》等小说,是不是都那么尽善尽美,有没有可挑剔的艺术与思想的瑕疵?《故事新编》里的那许多“油滑”的描写,是不是就都有那么多的艺术的和审美的合理性与先锋性?至于占鲁迅作品最大分量的杂文,怎样作出科学的评价,更是一个问题。我们北大的老系主任杨晦先生,就始终认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作品。他的疑问至少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杂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鲁迅的杂文,有些纯属学术论说、文艺论文、通信(非文艺性的)、讲演、广告、启事、说明、勘误,这些似乎都与文学创作的性质无关;一些吵架争论、零星记事、时事短论、古事考说、书刊序记、译文序跋、杂志答问、著译目录……,等等,多数看来也很难说有什么文学品格。当然,杂文中也有众多的“美文”和审美品格很强的散文。郁达夫关于鲁迅这一文体的贡献“前不见古人”的判断,正以此为据。现在的情况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我们起码应该做一些淘洗筛选的工作,让作为文学作品的杂文,浮现出来。那样,也就不会总是不断地发出这样的声音了:“鲁迅杂文?!那也是文学吗?” 第二,造神趋向是否仍然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潜在的存在?新时期以来,维护神性权威的思维和捣毁神性权威的思维走到一起了:结束了“文革”将鲁迅偶像化的历史,这些年学术研究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些造神的趋向。有的研究者根本不承认十年灾难中有神化鲁迅现象存在,认为那是对鲁迅的庸俗化而不是神化,对于鲁迅一直向着自己理解和意愿的方向加以诠释,总在鲁迅的光辉与深刻方面不断加码。因此对于挑战性的不恭的评骘,常常有一种捍卫者的警觉和反应。另外的情况是,80年代开始,在将“五四”重塑为想象中自己的幻影的同时,鲁迅又被多方诠释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对他的“立人”、“改造国民性”等思想的诠释,已经过分脱离了历史处境和自身性质,它的功能被抽象化,普泛化,片面化,“神话”化了。割断和漠视了与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联系,淡漠了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革命的联系,为民族事业奋斗终身的鲁迅,被塑造成为一个一生充满个人痛苦和内心黑暗,只身与孤独绝望抗战到死的“精神战士”。鲁迅的黑暗和虚空被赋予了几近神性的哲学色彩。这样,就在颠覆了一个“文化革命伟大旗手”神像的同时,又在一步一步塑造出一个终生坚持个人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偶像。无论研究者如何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学术上如何的严肃与超越,鲁迅已经又成为一面旗帜,一个符号,一个寓言,一个不同社会思潮之间对抗的工具,这是事实。反对工具论者自己又陷入了另种工具论。恢复历史面目的同时又塑造了自己的历史想象物。“神化”被置换为“神话”。在捍卫偶像与破坏偶像的运行中,潜在的“造神”影响下的学术思潮如此诠释鲁迅的同时,不能不使反对神化而要求认识真实鲁迅的愿望受到了压抑和遮蔽。由于他们对权力意识和启蒙诠释有双重的不满,他们所表示的对鲁迅本身和鲁迅研究的那种极端的反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造神运动”的激烈批评,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呼声了。 第三,90年代思想启蒙和以鲁迅为宗师的启蒙运动的倡导,有没有值得反省的精神缺陷?应该承认,在封建主义遗毒长期存在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启蒙必然是一个长时期里永未完成的知识界的承担。只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思想现代化的追求没有实现,鲁迅就会成为这个漫长的启蒙运动中被推重的一个最合适的角色。面对某些思想桎梏和黑色“大染缸”一样的现实,我与现代思想启蒙提倡者们抱着同样的痛苦与热望,希望自己或借助鲁迅,发出一些真实的呼声。但是,人们渐渐发现,知识界在标举鲁迅参与这个启蒙思潮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表现了启蒙者相悖于鲁迅的自身缺陷:过分参照西方社会政治的和思想的模式,较少考虑鲁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侧面,视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虚无缥缈的“终极关怀”高于一切,而对人民群众的种种疾苦却漠然处之,关注点往往只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里。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具体的历史处境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被大大忽略了。千百万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生命疾苦和他们所能够享受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究竟有多大的分量?这样,就不能不表现出现代启蒙思潮重视“人本”而漠视“民本”的思想狭窄性。启蒙者的叙述里,“民本”往往被等同于颇遭贬抑的“民粹主义”,即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被誉为“民族魂”,死去时有上万人群为之送葬的鲁迅,在诠释者的笔下,总给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我因此也总有一种疑惑:一个时期里似乎鲁迅在什么地方被误读了。而这种误读恰恰来自对鲁迅思想精神更深的诠释本身。 时间是一个承诺,时间更是一种压迫。21世纪的鲁迅认识和鲁迅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和与过去不同的特质。那时的鲁迅想象与鲁迅研究的面貌,与我们这个世纪比起来,肯定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未来的鲁迅形象与鲁迅研究,是多种声音的共生。叔本华说:“有些人每每爱引权威的字句,来争论某事件”,“振振有辞的据之以辩,发出胜利的呼声”;他又说,“无论什么时代,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一种是“真实的”“不朽的文艺”,一种是“每年送出无数作品在市场上”的“流动性的文艺”。(《叔本华论文集》第10,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鲁迅反对“摘句”似的引用“权威之言”,但他永远成为一被“摘句”式的引用者。鲁迅希望他的作品“速朽”,但他的作品却成了这个世纪“不朽的文艺”。我相信,不仅在我们这个世纪,即使在下一个世纪,下下一个世纪,下下下一个世纪,恐怕还将被“摘句”下去,还将会“不朽”下去。阿Q到今儿个还没有“断子绝孙”, 真心热爱鲁迅的,喜欢读鲁迅书的,专门吃鲁迅饭的,借鲁迅当敲门砖的,用各种方式批评和挑剔鲁迅的,以一生反鲁迅为荣的,贬损鲁迅的和捍卫鲁迅的,等等,这样的人,相信也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当然我也更相信:去掉神圣的光环,在遭到更多的批评与贬抑的同时,未来的鲁迅,也一定会在一些人们的眼里显出他的更加深刻与伟大来。 我们不得不看到,“走近”中不同声音里,透露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对20世纪“经典”多元诠释的信息。没有什么值得惊诧。在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这个时候,最值得追问和反思的,倒是我们自己。 面对来自传媒的议论鲁迅的观点,对他们的所以产生,作出解释和答辩,是比较容易的。困难的是,由他们的议论,触动我们鲁迅研究自身和清醒:怎样以一个即将进入新的世纪的更为广远的胸怀、眼光和期待,不为各种社会思潮所左右,保持关注鲁迅的一颗静心,也不为市场经济的压力和诱惑所干扰,保留鲁迅研究的一片净土。真正花工夫地去促进鲁迅研究工作的深入,对于鲁迅这个极富魅力的文化人物,作出更为符合实际的诠释,从而在我们自身不断走近鲁迅同时,让一个更为真实的鲁迅走近人们的接受场,参与人们的艺术和生活的创造。过时的就让它过时,乌有的应该还给乌有。做到这样,当然需要时间,更需要经历超越自己的痛苦,意志和真诚。也许可以这样说,研究鲁迅也要有一份如同鲁迅一样没有“瞒和”的对于人民的诚实的心:实事求是,黾勉耕作,不躁动,不惊变,不唯新是骛,不哗众取宠,不唯我所用,不鬻官以求。这些,正是从这个“走近鲁迅”冲击波中我们所获得的一点点启示。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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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
1.人血馒头不是药,这迷信的结果,只会使人早日丧生。2.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也不是药,救不了社会的病苦,唤不起愚昧群众是觉悟。3.真正疗救中国──华夏,只有舍此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