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市场基础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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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日本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文化理念吉林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金艳红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高万东摘 要：日本的企业经营理念即是日本企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同时作为管理学的成果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它与日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日本的企业文化，已经成为日本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标志。本文分析日本企业经营理念中重视质量与诚信、学习与创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等特点，及其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我国实际状况探讨如何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关键词：经营理念 日本企业文化 诚信 创新意识 忧患意识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0)09(b)-074-02 日本企业将现代化的企业组织管理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将东方温情的灵性“软件”与西方机械的理性“硬件”最佳配置，形成了一种宽严并济、刚柔兼备的管理文化。日本重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建设，重视对员工灌输企业的经营理念，重视科学管理，特别是注重文化与管理的嫁接。 1 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和”与“忠” “和”是日本企业管理中的行动指南，它是日本高效能团队精神的基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员工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日本的企业管理者也特别重视这种意识的培养。在日本，虽然公司的工作压力很大，但仍有很多的饮酒会、恳谈会，不仅人人都会积极参加，而且每个人都很注意将自己融入集体中。他们把这种团队精神也渗透到企业文化和管理方法上。另外日本企业重视员工的忠诚，传统的“三大支柱”也是这一文化的体现。虽有人提出“三大支柱”使日本企业老化，但即使是今天，日本社会中仍有很多大手公司将不主动裁员作为一个基本准则。很多日本人现在也仍然认为“终身雇佣制”使职工对企业产生忠诚意识，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职工队伍。同时，职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职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在日本，评价员工的首要标准是对企业的忠诚度，甚至超过个人能力。中国企业界的精英们热衷于在个人简历里堆砌不同公司的经历，似乎职业经历越丰富个人能力就越强，在日本这却是职业生涯大忌。跳槽不是不可以，但在下一次应聘时一定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在日本企业家眼中，一个对以前公司弃若敝履的人，绝对不值得信赖。 2 在经营理念中的“诚”文化日本企业一向重视诚信的经营理念，强调通过优良的产品、周到的服务来回报和服务社会，从而赢得好评，延续企业的生命。他们往往用厂歌、厂训等方式来表现这种经营理念，并时时刻刻向员工灌输，使之成为座右铭。在日本企业见学、考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的态度。为了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工厂不惜重金购置多重检测设备，层层检控，每个工序都有工人层层检查把关，即使是简单的日用品的生产，标准之严格使人感到似乎是在生产一种高精密仪器。松下有一句名言：“客户是我的亲家”，把每天所经营的商品看做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女儿，女儿的婆家就是顾客。由此可见，日本企业格外注重客户的利益，对服务质量要求很高。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虽然日本对质量问题处理得非常严格，近年来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商品召回事件。有学者指出日本制造质量下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日本这一代的国内制造业从业者。他们认为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上一代日本制造业从业者的确是真正的精英和创业者，是他们创造了“日本制造”的质量神话，而新一代日本制造业从业者已远不如上一代那么兢兢业业。此外，也有一些人把责任推到美国式的管理方法上，包括中止传统的“终生雇佣制”。富士通就宣布不采用根据职工表现来定薪的制度，理由就是这种做法伤害了士气与团队合作精神。 3 日本企业的忧患意识与节约之道日本企业对忧患意识的渲染、灌输由来已久，有人说这是长期的自然条件形成的国民性格。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经常向国民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机，诸如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以激励国民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忧患意识。日本的忧患意识中存在不必要的过度抑郁及排外情结，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日本在“崛起”以及经济发展“好景气”时，往往少见热火朝天的宣传和大张旗鼓的自我颂扬，反而是愈加冷静、谨慎的自省与忧患，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日本企业非常重视资源的重复循环使用，积极实行废料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再利用。如NEC电器公司要求配套产品供应商按便于再利用的方式设计产品包装，同时在生产过程中科学计量、精确地进行能源分配。日本的汽车产品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就在于它的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低，这不能不说也是日本民族的这种固有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21世纪，资源问题成为世界性的课题，这一方面没有被日本企业家遗漏。很多大公司在产品节能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虽然投入增加了生产成本，但从长远看这也是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软实力的增长。纸张是印刷过程中最大的废料之一，每天所浪费的实在太多，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有效的是废纸回收。在日本，有一所专门回收废纸进行再生的公司，分别由须田商店株式会社、大和板纸株式会社及大三兴业株式会社三所公司所组成。起初促使它们合作的原因是它们有一致的理念，认为若能过把产生的废料再生，用于本身的行业上，环保之余，更能节省成本。 4 学习精神与“复合创新战略” 日本优秀企业所采取的创新战略既不是纯粹的“自主创新战略”，也不是纯粹的“模拟创新战略”，而是一种“ 复合创新战略”。日本是发明大国，日本人的学习欲望强烈似乎也与他们的忧患感有关。他们常讲：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唯有靠人的头脑和双手去谋生。因此，只有比别人做得更好、更新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 日本创新研究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达到3%左右， 74 《中国商贸》 CHINA BUSINESS&TRADE Management 经管空间往往是欧美企业研制出新技术不久，日本企业就用巨资购买，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化吸收，而且其产品无论在品质还是价格上往往都优于欧美的竞争对手。这也说明了日本人创新的一个态度：对于任何一个产品，一定要挖掘出其最大价值，在某一个领域中，不成为该领域最优秀的企业誓不罢休。虽然发明的原创未必在日本，但是日本人最后会将其不断改进完善，进而开拓市场。 5 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与西方企业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奋斗目标不同，日本企业文化蕴涵着强调追求经济效益和报效国家的双重价值目标。松下幸之助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企业人一定要尽企业人的本分，为提高社会生活的品质和追求世界文化的繁荣而奋斗”的企业使命。松下公司员工每天上下班前全体肃立，放声背诵“松下精神” —— 产业报国，光明正大。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一些杰出的企业家的积极倡导和实践，形成了日本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为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基础。日本大公司都与政府的扶持有关，其员工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认为公司是社会的一部分，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种产业报国的理念也促使企业走内涵式、科技型、节能型的高效低耗的发展之路，而不是追求低效高耗的外延式发展，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松下在2003年就实现了电器产品无氟化目标，这既是为了实现联合国提出保护臭氧层的目标，也是为了更早占领未来市场。日本企业开发出很多环保产品。日本企业已经掌握了从回收塑料瓶中提取树脂的技术，使作为饮用容器的塑料瓶得以再利用。 目前，为了解决钢材供应日趋紧张的问题，日本企业开始计划用木材来建造高层大厦。木质大厦能够减少环境负担，加工、组装乃至将来的拆迁都比使用混凝土简单，且整个过程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拆除后的木材还可以再利用。丰田汽车公司工厂污水处理池的最终排放环节竟然被当作一个养鱼池，里面养了很多漂亮的鲤鱼。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矛盾的日益突出，解决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问题，是今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6 加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 (1)相对于日本而言，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大中国”，但我们过去片面宣传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搞了多年，使企业养成了吃大锅饭的思想。特别是养成了使用资源的大手大脚习惯，缺乏忧患意识。30多年来的改革逐渐打破了大锅饭，初步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但企业忧患意识并没有真正形成。 (2)在引进和学习外国技术特别是创新方面，我们应学习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创新意识，在企业中形成学习、创新、发展的文化氛围。我国自1978年起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引进国外资金，但引进的多，真正能消化吸收并从而创新的少。比如我国虽然是“手机”出口大国，但我们的“手机”的关键部位—— 机芯仍是外国造，以至于手机出口创汇多，但钱却被外国人赚了。 (3)日本企业文化倡导家族意识和团队精神，我国企业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但为什么日本企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我国企业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除体制方面的原因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文化，没有形成把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并拧在一起的企业理念，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众志成城的企业精神。 (4)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不能仅仅把员工招聘吸引优势人才就看作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做到“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除了人力资源的常用技术手段外，还要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把企业文化中“最大限度地流动、消灭浪费、尊重人才”的核心内容贯输到员工的思想之中，表现在其行为上，这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 (5)企业内教育是企业为提高所属职工的司职能力而在企业组织进行的教育训练。理论和实践表明，企业内教育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及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中国企业内教育的状况却很不如人意。企业内教育的衰弱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的不发达反过来又削弱了企业对企业内教育的各项支持，致使企业内教育愈加衰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学习和借鉴日本企业文化中的有效成分，将其有机融合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逐渐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和我国经济的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文化解释及对中国的启示刘春勇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一、比较优势战略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政府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政府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适当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政策。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政策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即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宏观政策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限制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体制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政策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限制。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政府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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