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论文范文

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

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

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

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

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

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

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

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

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

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

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

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

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

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

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

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

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

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

一曰“拼命作官”。

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

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

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

二曰“不学无术”。

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

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

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

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

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

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

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

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

四曰“好以利禄驱众”。

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

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

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

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

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侯官（今福州市）人。进士出身，嘉庆十九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湖北、河南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道光时奉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禁烟事。后被遣戍伊犁，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诗句。此后皇帝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他抱病起程，途中死于广东普宁行馆，终年66岁。 为民办实事 林则徐虽居高位，但清廉自好，勤于职守，循法秉公，被老百姓誉为“林青天”。在任江苏廉防使时，他在大堂上书写一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事事为民着想，对于漕运、盐法、水利、农业、制币、吏治、救灾等关系民生的大事，无不予以关注。 禁烟不禁商 在广东期间，林则徐大举禁烟，并于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英美商人的二百多万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他对外商采取了恩威并重、分化瓦解的策略，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对正当贸易一律加以保护和鼓励。 开眼看世界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打破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肯于了解外国情况，吸收新事物。他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一面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他还是第一个了解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与英国人作斗争的中国人。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 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鲁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与其相似的冷月枪，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 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 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 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我在研究三国里的人物（当然，鄙人只是业余者），认为曹操是个很复杂、多面的人物，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在史学界曹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说曹操是奸雄、枭雄。我则认为他是一个时势英雄。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封建社会时代，世人认为大丈夫在世的远大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解析曹操，应该更为透彻。 首先说修身：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恣情豪放，他在文学、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方面。众所周知，曹操是三国魏晋时期文学家“三曹”之一，他的很多诗词歌赋至今都广为传颂，被列为经典。这足以看出曹操的个人修养！ ­ 再说齐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事件莫过于选嗣，当时两个主要人物是曹丕和曹植。虽然表面上看两人旗鼓相当，但曹操最终还是看中曹丕，因为曹丕适合做人君，而曹植只能当诗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英明之处。使他们曹家最终代汉建魏。 ­ 接着说治国：在曹操挟天子已令诸侯并且迁都许昌后，此时汉天子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被他取而代之了，在他在世的期间，中原地区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使曹魏最终强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 最后说平天下：三国早期，曹操只不过拥兵几万，地不过几郡，在短短数年却先后灭袁绍、除袁术、擒吕布、伐张秀、定辽东、平西凉！虽然后来南征失败，没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大业，但也为以后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可以不难看出，修身，使他成为文学家；齐家，使他成为谋略家；治国，使他成为政治家；平天下，又使他成为军事家。所以我称曹操为世之英雄！当然曹操也有刚愎自用，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时候。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评价他为奸雄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乱世所造就的，因此我又在英雄前面加上“时势”两字，称其为----时势英雄】！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