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病流行与控制研究论文

50年代根本没有特效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式，也没有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麻风病确实不是一个传染性多么强的病，现在普通人群的身体素质，超过9成即使接触也不会发病，但那会儿不是没吃的嘛，人都弱，一个个饿得四肢浮肿大姨妈都不来还谈什么免疫力，要阻止麻风病的肆虐，还得搞隔离。于是皮防系统就每年都派医生下乡，到村到户去查，看有没有麻风病人，有的话就带走，统一集中到麻风村里去治。这样的普查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实在是年年都查不出来新发病例了，才逐步终止。乡镇以下的皮防站也

2007年1月29日“世界防治麻风病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现症麻风病人数由建国初期的约52万人，减少到现在的6300多人，这些数字标志着中国在经过50多年的努力之后，已经走出了麻风病时代！在防治麻风病的医疗大军中，有一位巾帼英雄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她就是麻风界、现已92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1983年初，李桓英带着最好的春节礼物——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物来到麻风寨。最初的一抹记忆麻风病的可怕程度，是人人都知道的，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勐腊县原县委副书记刀建新深受人民爱戴，在建国初期的西双版纳知名度极高，但在1950年的一天，他却神秘地离开政坛，在万众瞩目的县委大院消失了。没过多久，谜底被揭开:刀副书记患上了麻风病！麻风病，在人们眼中，比死神还可怕、比魔鬼还狰狞，刀建新别无选择，为了不让可怕的疾病传染给其他人，他选择了离开工作岗位和与妻子离婚，尔后住在偏僻荒凉的麻风寨——一个由麻风病人及其家属过河开荒，在原始森林的脚下自我隔离组成的村寨。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刀建新没忘交纳党费。他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交纳党费了，却发现，自己无比虔诚伸出去的手始终没人接应。他猛然醒悟了:自己现在已是“魔鬼”附体的人了，同事们虽然非常同情自己却不能不防范。刀建新在麻风寨一待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初，李桓英带着最好的春节礼物，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物(联合化疗)来到麻风寨，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刀建新和全寨所有麻风病患者均被治愈。1990年泼水节这天，麻风寨摘“帽”后被州委更名为“曼南醒”，刀建新为第一任村长。曼南醒，在傣语中是“新生”的意思。这一年，随着李桓英防治麻风病经验的不断推广，中国的防治麻风病事业终于揭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李桓英就这样给中国医学界留下了最初一抹记忆！李桓英1921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年后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她被推荐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批官员。由于工作出色，1958年世卫组织又对她提出续签5年合同的聘请。然而就在这时候，李桓英毅然选择了回国:“我的祖国现在仍然是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医疗事业更是急需发展，我身为她的儿女理应尽微薄之力……”“麻风病即便比恶魔还恐怖，我也要和它一斗到底！” 李桓英曾是联合国卫生组织雅司病技术专家，有着在缅甸、印尼等国家农村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但至于麻风病的研究，无疑是个全新的课题。在苏北濒临长江的麻风村度过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桓英查阅了有关麻风病的最近国际杂志和重要文献，也找出了当时麻风病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显然，麻风病的存在史，就是一部摧残人类的罪恶史！麻风病，是一个极其古老的病种，早在埃及建造大金字塔之前就开始祸及人类了。在中世纪的欧洲，患者不但要身系一个铃铛，还要躲到荒郊野外和无人居住的山谷。在我国，麻风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当权者迫害屠杀麻风病人的惨剧，直到20世纪还时有所闻。20世纪初，据说广州一个军阀，把300多麻风病人集体召集来，说是请他们吃饭，然后在白云山枪决了。我们人类文明只有5000年，麻风病却跟随了我们3000多年！而在人类和麻风病斗争的几千年里，又几乎全都是失败的记录！“麻风病的历史是该完结了！或许自己就是为其敲响丧钟的医疗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掩卷沉思，李桓英心中除了沉重，也升腾着开创历史的坚定与豪迈。不少朋友和同事对李桓英的选择感到不理解，因为，凭她的资历很轻易就可以拿到好的研究项目，退一万步也不可能接受麻风病……是啊，千百年来麻风病一直被人们视为仅次于梅毒的脏病、丑陋病，避之惟恐不及，你一个留洋的娇贵女性居然与它纠缠到了一起，真是傻到家了！面对纷纷议论，李桓英却总是淡然一笑，心中一个声音却是越来越响:“医不讳病，治病救人是天职，麻风病即便比恶魔还恐怖，我也要和它一斗到底！”李桓英了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用多种抗麻风有效的新药的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没有限定疗程。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试验结果做依据，就能拿到那些新药。对缺医少药的医疗界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尽早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免费药品的支持和试验项目，改革开放刚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工作的李桓英，立即开始在我国西部几个省找试点，在云南省卫生厅的推荐下，初步把治疗地点选在西双版纳。她准备通过试探性观察疗效，在得到第一手材料后再扩展试点到我国麻风病较多的云贵川，一定要做到有绝对把握。“李教授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让年轻人都无法承受，好多时候我都怀疑李教授是不是凡人。” 在李桓英的地图上，有三面小旗，这3面小旗标出的地方，就是李桓英最后确定的防治研究麻风病的3个试验点，它们都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是三个疫情最为严重的麻风寨。这一年，李桓英已经58岁了。从北京到那里要用几天，然后还要乘汽车走六七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这些所谓的山路，大部分路段其实都是牛马踩出的、只容一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段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可以说，由北京走一趟麻风寨，即便是年轻人也会累得几天爬不起床，但年近花甲的李桓英却硬是挺了下来。她从未叫过苦，也从不认为苦，她的观点是:“工作就是斗争，没有困难怎么会成功？当你一心往前赶路的时候，即便有苦也顾不得叫苦了。”这也是记者采访李桓英教授感触最深的地方。在勐腊，李桓英这位北方长大的“旱鸭子”却不怕水，到麻风村要过河，而且绝大多数时间也只有独木舟可坐。这种原始的渡河工具没有稳定性可言，左右摇动，随时有倾覆的危险。遭遇过翻船，她笑呵呵地说:“我这么胖，沉不了。”李桓英也有以车代步的时候，由于山高路险，她先后两次经历车祸的威胁。最严重的是一次雪地翻车，汽车翻滚到深十多米的沟里停了下来，她被甩出去很远，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几次车祸，曾让李桓英三根肋骨骨折，双侧锁骨断裂，头部负伤缝过7针，身上伤痕累累。同在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工作的刘健告诉记者，李教授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让年轻人都无法承受，好多时候我都怀疑李教授是不是凡人！李桓英肯定是凡人，也有着灵敏的痛感神经。她也不是没有在心里叫过苦，只是，她始终觉得，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无比坚定地走下去；“叫苦是没用的，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还不是照样往前冲？”李桓英就是凭着这种心态和精神，始终走在防治麻风病医疗队伍的最前沿。从在勐腊县选点，到出国参观访问，选用治疗新方案，现场应用，到每年看望病人，随访，肯定疗效，直至判愈和监测完毕，共达十多年(1980－1995)。医生、患者联手就有抗击病魔的必胜信心与病人零距离在“文革”中下放到苏北麻风村，李桓英就充分领教了麻风病的极端恐怖。参与治疗时总是把自己像防化兵一样封闭起来，外露部分只剩下两只眼睛；发药时，许多医生是通过木棍递过去的。医生成了滑稽的“渔翁”，病人成了“鱼”。苏北麻风村亦如此，而李桓英却做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举动。在这里，李桓英与刀建新结识，她不仅紧紧握住了刀建新缺了手指的手，还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在场的医生和地方官员惊呆了！在场的群众惊呆了！没过多久，整个麻风寨沸腾起来:“天哪，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不怕麻风病！”李桓英郑重告诉大家:“人类是麻风菌的主要宿主和传染源，未经治疗的麻风病人(主要是多菌型患者)，其皮肤及黏膜损害处可以带有麻风菌，可以通过呼吸道和皮肤传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触即发的传染病。在与传染性麻风患者同等接触的条件下，只有极个别人发病，绝大多数人有自然免疫力，是不会患上麻风病的！而且，新治疗方案极有效，即使是多菌型病人在接受联合化疗一周内，也会基本消除其传染性。因此早发现才是预防传播和防止残疾最好的方法。”李桓英说，只要医生、患者联手，必定会有抗击病魔的信心。在新中国防止麻风病的历史上，作为医学专家，李桓英可谓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在走村串寨中，李桓英总结出了一个早发现麻风病的小窍门:让小学生们每天都回家检查父母的双手、双脚，看身上有没有不痛不痒的浅色斑块或凸起的肿块；若有异常马上报告老师，由老师通知村里的麻风病防治人员，进行确诊病情记录和追踪、诊治。点子虽小，却实用、有效。来麻风寨不久，李桓英首次提出并在当地推行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三级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对遏制麻风病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李桓英还采纳了新的治疗方案，不仅产生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还缩短了治疗周期。之后，1985年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扩大到云贵川麻风较高的七个地州，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也取得了显著疗效，有万余例麻风病患者被治愈，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巨大成功，很快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注意，经10年的监测期考察论证后，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

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为了给解放了的妓女诊治性病，在胡传揆教授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支医疗队，叶干运从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时值隆冬，在妓女集中的妇女教养院内，条件十分简陋。刚被解放了的妓女往往不配合治疗，甚至大吵大闹，辱骂医务人员。但医疗队的成员仍非常耐心地进行解释工作，最终使得全部妓女都接受了诊疗。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医疗队的成员一大早就骑自行车赶到妇女教养院，中午也不得休息，吃过自己带来的简单的午餐后，继续工作到天黑才能骑车回家休息。他们克服困难，辛勤工作，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1303名受检的妓女中，共诊治各种性病1257例，患病率高达。被解放了的妓女不仅恢复了人身自由，还治好了性病，她们无不感谢党和政府以及医务人员挽救她们走出了苦海。这项工作对叶干运来说，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提高了思想觉悟，同时，在专业技术上，也使他取得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对他今后开展性病的防治研究十分有利。1950年秋，中央卫生部根据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案，组织了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前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防治性病和巡回医疗工作。经胡传揆教授的推荐，叶干运被任命为大队长，他率领60多名医务人员赴甘肃省的夏河、卓尼、东乡、临夏以及青海省的湟源、海晏等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防治工作。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深入农牧地区，挨家串户，为患病的各族人民精心诊治，治愈了大批的性病患者，深受缺医少药的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也为控制性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1年7月防疫大队返京后，叶干运又奉命率领中央内蒙古卫生队前往内蒙古新巴尔虎旗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同年9月，全国民族二卫生会议在京召开，叶干运应邀到会，介绍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会议结束时他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次会议明确了性病防治工作是民族卫生工作的三个重点任务之一。为此，1951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卫生部联合组建了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再次任命叶干运为大队长，率领一百多名医务人员于1951年11月前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开展性病防治、巡回医疗、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人员培训等工作。当时，自治区刚刚解放不久，当地的治安、交通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再加上崇山峻岭，深沟峡谷以及空气稀薄，高山反应等，使内地来此的队员感到很不适应。但全体队员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叶干运也以身作则，他们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全区20个县，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他们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其中确诊为梅毒患者8000多人，淋病患者1700人，均予以青霉素治疗，取得良好疗效。叶干运认识到卫生大队只是个临时性的机构，要想使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卫生医疗机构，必须大力培养当地的本民族的技术骨干。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两年来为当地培养了40多名中级卫生人员，他们后来都成了当地卫生战线的技术骨干。卫生大队的工作不仅是治病救人，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卫生大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藏族同胞亲切地称呼卫生大队的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藏语为医生）。2001年10月，为了纪念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区巡回医疗50周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卫生部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卫生大队当年在藏区工作的业绩，并颁发了“造福藏区人民的白衣战士、促进民族团结的一代功臣”荣誉证书。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评选叶干运为“东方之子”，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康藏高原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叶干运也遇到不少前来求医的藏族麻风病患者。由于当时规定麻风病人必须收入麻风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叶干运只好无奈地向病人作好解释，并动员他们去泸定麻风病院接受诊治，但此时，为了解除麻风病人的疾苦，控制麻风病的流行，有必要大力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的想法已经铭记在叶干运的心中。1953年年底，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后，叶干运率队返回北京。适逢中央卫生部在北京筹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叶干运服从组织分配，调至该所参加筹组工作。1954年5月，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叶干运在该所工作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先后担任主治医师、门诊部主任、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副组长、麻风病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顾问等职，并一直从事性病与麻风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在中央皮研所建所初期，当时正值全国普遍学习前苏联经验的高潮中，皮研所也不例外。在一次讨论梅毒治疗方案的会议上，该所顾问前苏联专家叶果洛夫强调要采用前苏联保健部制定的以砷制剂为主的间歇疗法，疗程需要两年。胡传揆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间歇疗法疗程太长，副作用较多，不如采用青霉素疗法。叶干运根据自己多年来在基层防治性病的实地经验，也提出为了符合广大基层防治性病的需要，必须采用起效快、疗效高、疗程短、副作用少，而且患者易于接受的疗法，因此，青霉素疗法远远优于间歇疗法。最后，中央卫生部采纳了胡传揆所长的建议，在梅毒治疗方案中将青霉素疗法列为首选。这一决定对广大基层开展性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叶干运还专门撰写了一篇“从多快好省的角度来看青霉素治疗梅毒的方案”一文，发表在《中级医刊》上，向基层防治人员推荐这一方案，取得良好效果。在中央卫生部的领导下，中央皮研所负责全国性病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与技术指导任务。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叶干运会同马海德博士等率工作组深入到江西省宁都县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现场调查与防治研究工作，总结出一套在农村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在1959年3月召开的全国性病、麻风、头癣现场防治交流会上作了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各地的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多年的努力，至1964年，全国除个别地区外已经基本消灭了性病。为此，叶干运协同胡传揆教授等撰写了“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一文，并在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新中国建国后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将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性病基本消灭了。这一辉煌的成就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与赞扬。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人员的广泛接触，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再加上社会行为和性观念的改变，致使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再度流行，而且被称为20世纪瘟疫的艾滋病也已传入国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叶干运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建议，并主持召开了性病防治讨论会，对今后的防治策略与措施向国家卫生部提出了建议。由于领导的重视，我国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国务院建立了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组织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卫生部成立了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全国性病防治中心，各地也相继建立了防治专业机构。叶干运被任命为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已年近古稀，他仍积极投入到防治工作中，为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编写性病防治手册、制订防治工作规范、组织经验交流会、开展性病咨询活动、指导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担任了世界银行性病贷款项目专家评审组组长，与国内外专家共同组织了27项性病防治研究课题，都已取得成果。此外，他还多次通过电视和广播宣讲防治性病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主编了《性传播疾病诊疗与预防》、《实用性病学》、《皮肤性病防治》、《性传播疾病》等专著，为控制性病的蔓延继续作贡献。195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要积极防治麻风病。为此，中央卫生部派出了麻风考察组前往广东、陕西等省实地调查麻风流行与防治情况。叶干运参加了考察组，他十分高兴，回想起几年前在康藏高原遇到麻风病人的情景，预感到大规模防治麻风病的战役即将打响。他全身心地深入到各个麻风村院，详细了解当地的麻风流行与防治情况，协助卫生部草拟了麻风防治规划，并参加了1957年6月在济南市召开的建国后首届全国麻风防治会议。此时，他已决心要为麻风病的防治事业奉献一生。会议结束后，他即率领研究小组前往江苏省开展卡介苗接种预防麻风病的研究工作，当年年底，他又去广州参加由阿根廷麻风病学专家斯胡曼教授主讲的全国麻风高级医师进修班，被选为班长。通过3个多月的学习，叶干运对麻风病的基础知识、临床疹疗、防治策略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加强了搞好麻风防治研究工作的信心与决心。学习结束，他回到中央皮研所后，该所刚刚组成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由著名的马海德博士任组长，叶干运被任命为副组长。他与马海德博士都认为麻风病不仅是个卫生医疗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只能采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才能奏效。他和马海德博士率先提出了《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课题，在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与当地协作进行试点，效果十分明显，已在全国推广，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叶干运和他的同事们还在麻风病的流行病学、社会医学、早期诊断、治疗方法、康复医学等方面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叶干运热爱麻风防治事业，经常深入麻风流行区和麻风村院，一方面为病人悉心诊治，一方面又和病人促膝谈心，深受病人的敬爱。有一次叶干运在广东省潮安县彩塘公社蹲点时，正巧有一位在家居住的麻风患者发生了严重的麻风反应，必须住院治疗。但是这位病人家境困难，不肯住院。叶干运就多次上门劝说，并在经济和衣物上给予帮助，这位病人终于住进了麻风村，很快就控制了反应。每当病人见到叶干运时，都会竖起拇指，连声道谢。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开麻风病化学治疗研讨会，中央卫生部派叶干运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叶干运与各国专家交流经验，共同制订了麻风病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方案。这个方案的优点是疗程短而固定，治愈率高，复发率小，而且能防止耐药性的产生。回国后，适逢第二届全国麻风防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叶干运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这个方案，卫生部当即决定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试点工作在江苏省扬州地区进行，取得成功，全国普遍采用了这个治疗方案，大批患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治愈。上海、山东、辽宁、江苏、浙江等省市陆续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指标，我国的麻风防治工作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1982年，应比利时达米恩基金会的邀请，卫生部组织了由马海德、叶干运、苏骏瑞三位专家组成的麻风考察组，前往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瑞士、印度和泰国考察各国的麻风防治与研究工作。他们一方面详细了解各国在麻风防治与研究方面的好经验，一方面向国外介绍中国防治麻风病的成效。叶干运还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邀请做了题为“新中国麻风防治与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考察组回国后，向卫生部作了汇报，提出了改进我国麻风防治策略、加强国际交流、成立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出版中国麻风杂志等建议，均被采纳。1982年，卫生部成立麻风专家咨询组，任命叶干运为组长。1985年中国麻风防治协会成立，马海德任理事长，叶干运先后当选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同时还兼任过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麻风杂志》主编等职。1984年，第12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叶干运参加了大会并宣读两篇论文，其中雷公藤治疗麻风反应的报告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1989年，第13届国际麻风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叶干运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主持了麻风流行病学分会场的讨论，并当选为国际麻风学会理事。1993年，第14届国际麻风大会在美国奥兰多召开，叶干运再次当选为学会理事，他在理事会上积极争取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在中国召开，获得大会一致通过。1998年，第15 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叶干运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积极参与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大会的顺利成功，得到各国专家的好评。作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叶干运还培养了我国第一个麻风病学硕士研究生。他指导该研究生完成了“中国汉族麻风病人抗原的频率分布”毕业论文，这在国内外都是首次报道，对研究麻风病的遗传因素具有学术价值。叶干运先后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代表和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对《婚姻法》中有关麻风病的条文提出删改的建议。2000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婚姻法》修改意见座谈会时，叶干运应邀到会，他从医学发展的角度陈述删改有关麻风病条文的必要性，得到采纳。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中已删除了有关麻风病的不妥条文。叶干运多次参加国际性的麻风学术会议并接待国外专家来华考察，结识了许多国际知名的麻风病学专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增强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选派我国麻风防治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创造了有利条件。叶干运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麻风病方面的论文30余篇。主编了《实用麻风病学》、《麻风防治手册》、《麻风联合化疗手册》、《麻风实验室工作手册》、《麻风护理手册》等专著。叶干运还先后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国际麻风杂志编委、亚洲皮肤科学会理事、《美国临床皮肤科杂志》编委、中华皮肤科委员会常委、《中华皮肤科杂志》副总编、《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分册》主编、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顾问、中国性学会顾问等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