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方医学期刊

矢数格汉方一贯堂医学有中文版。 日本汉方一贯堂医学（以下简称“一贯堂医学”），是日本近代后世方派汉医森道伯（1867～1931年）积数十年临床体会，于晚年创立的独特诊疗体系。其主要理论，诊治规律及治疗经验，经森道伯的门生矢数格的系统整理与归纳，以《汉方一贯堂医学》一书的出版而为世人所尽知。它不仅在日本现代汉医界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受到了一些现代医学专家的高度重视。学术特点一贯堂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是十分重视体质与疾病、健康的关系，它将人的体质分为三大证，即瘀血证体质、脏毒证体质和解毒证体质，认为这3种不同体质的患者，在临床上有不同的表现，可继发多种不同的疾病；在治疗上，应根据不同的体质，分别以通导散、防风通圣散、柴胡清肝散、荆芥连翘汤、龙胆泻肝汤进行施治，以达到改善体质、治疗疾病的目的。现代意义掌握了上述一贯堂医学的学术特点，在临床上，便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体质和疾病的因果关系，测知患者的既往病史和将来可能罹患的疾病。也就是说具有某种体质的人，容易患何种疾病是有一定规律的，掌握各种体质特征的发病规律，便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及时地治疗疾病。从这一意义上说，一贯堂医学的体质分证法和药物调治法，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临床意义。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与中国医学的接触，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此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中国医学在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但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代，至今还并不十分清楚。比较公认的是在公元5世纪时，朝鲜使者用中医药治愈日本天皇的疾病，使日本人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了这一医学体系，从而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及至我国明代末叶和清代，日本的江户时期（公元1603～1876年），日本医学界掀起了研究仲景医学的浪潮。形成了学术上的古方派，成为汉方医学之主流，并与后世方派在学术上产生论争，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诞生了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在清代，中国医生仍不断到日本行医或传授医学。如1627年后，任唐通事的马荣宇入籍于日。其子寿安，号友松，以北山道长著名，在大阪开业行医，学术富瞻，颇有声誊，遗有《北山医案》等著作十余种。北山友松被誉为具有“旷世之才，授闽医之传，善得法外之法。故治术别开生面，触手生春之妙矣”。他擅长象胥学，又融通儒释道三教，并从中领会、学习仲景奥旨，还师从戴曼公而深得《内经》、《本草》精蕴。既而又谓皇朝医风不可不研，乃师从小仓医员，原长庵冈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业。《北山医案》记录了北山友松生平治病的部分医案。本书对各医案的记述全面，脉证俱详，且多有诊疗过程中的治病思路，以及所涉及到的《内经》、《难经》、《本草》等著作的相关论述。即用经典的论述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方针，同时又用疗效来反证经典的权威和正确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告诉今人如何治病。

1、汉方医学 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因当时的朝鲜使者为天皇治病收效，使日本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中国医学便以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起源。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至隋唐之际，中国由统一走向兴盛，成为亚洲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中心，两国交往月益频繁，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于628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鉴真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 ‍‍ 公元15世纪末，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入明拜僧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适逢当时日本社会盛行宋儒性理学，其弟子曲直漱道三大力推广普及，并建立启迪院，教授门徒800余。李朱医学逐渐遍及日本各地，风靡一时。1571年，曲直濑道三代表作《启迪集》问世，该书引用中国医书达63种之多，其内容以引李东垣《脾胃论》、《兰室秘藏》，朱丹溪《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最多。但并不拘于医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察证辨治，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曲直獭道三以后，追随者甚众，其弟子大多成为当时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第一支学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江户中期，古方派与后世方派互相对立，学术争鸣非常活跃，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及明显的学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单化；临床上注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以方剂为单位。终于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从而诞生了名符其实的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2、“兰学”医术的传入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传入了日本，但真正受到注意井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公元1754年京师医官山胁东洋根据西医人体解剖，订正古医籍的错误，撰《脏志》一书，为日本近代解剖学之嚆矢，引起一些汉方医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举趣。继而，有关西医解剖、生理、临床各科、药学方面的书籍不断问世，使仅方医学家们较广泛地接触西医理论，发现其可取之处，逐渐接纳了西医，并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汉兰医学折衷派”。折衷派吸收了后世方派和古方派优点，扬弃其不足并吸取一些西洋医学观点而立论，主张无论是哪一派，只要在临床有效就应选用。开发中药麻醉剂，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作了乳癌摘除术的华岗青洲、永富独啸庵，以及明治前期主宰汉方界，被称为幕末明治的汉方巨头浅田宗伯等都可以说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但到德川幕府的末朝，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而出现了考证学派，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代表人物如山田正珍以及丹波氏家族。此后，至19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界古方派与折衷派影响较大，前者强调“经验实证主义”，重临床经验而轻视理论；折衷派中则以考证学派居主流，侧重于古文献的考证、训诂、笺注，理论上全尊古，无所创见，造成汉方医学学与术的分离，使医术的传授受到很大的影响。至明治以前的幕府末期，名医已很少，加之医学传授方面的保守和神秘主义，引起当时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此外，汉方医学与当时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3、明治以后西医的强势 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打破德川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汉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