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附一秦战停医学论文

东楚以为项羽本色不过为一骑将，这只是项羽复杂个性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项羽在当时乃至后世都称的起是一个大政治家，只不过这个大政治家，生不逢时，其出手的政治措施与时代不合，故导致失败。先说项羽的政治眼光。项羽在楚怀王帐下，不过为一偏将，随宋义出征救赵。而宋义因一言偶中，被破格提拔为全楚武装力量的部指挥后，便碌碌无为，畏敌避战，与齐国割据势力相勾结。这时项羽当即向其指出与秦战钜鹿的重要性，但为宋义所拒。事实表明，项羽的主战是对，而宋义的避战是错。钜鹿一战，秦王朝便没得救了。秦将章邯归降项羽后，暴戾的项羽并没有将其杀掉。如果项杀章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项羽之祖项燕死于秦人之手，其叔项梁直接就死于章邯之手。但项羽没有杀章。这里推测其内心考虑可能有二，一，灭秦已为当时的大势所趋，接下来就有安定秦地的问题，如果不在秦人中寻找地位高者为盟友，则秦地之定，就是一个未知数。二，当时楚怀王号令天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自以为能笃定先入关，为防万一起见，立章邯为雍王，造成既成事实，以免有人先入关的情况发生时，用此法箝制对方。事实证明，这一手不为无用。刘邦居然用一支弱旅先行入关灭秦。而项羽立章邯之举就很有先见之明的意味。项羽的分封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认定其为有意搞倒退。吕思勉先生有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项羽想做秦始皇，也是不可能的。周骋先生有言，秦统一搞的声名狼藉，大一统显然为当时思想认识所拒，分封是当时的唯一选择。而项羽的分封也是很有心机和技巧的。撇开公正性不说，分封的结局，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有利于项羽的统治的。因为项羽诛灭秦降卒，封秦三降将，这三降将无颜面对秦人，其在秦统治是不稳固的，因而只能在政治上依靠项羽。史称项羽用三秦降将封刘邦出蜀之路。实际上，刘邦在蜀之封，何尝不是对秦三降将的制约，令其不敢稍萌叛志。因为刘与项毕竟是楚怀王帐下结为兄弟的战友，刘不论受到多大的委曲，在对三秦与对项羽的立场上，肯定是倾向于后者的。清人恽敬对项羽立都于徐州有一个相当高明的见解，即彭城为天下之脊，彭城定，而天下定。其以为项羽的分封已将从彭城到三秦一线都安置了项氏自己的人，或以为是他自己的人。如殷王司马昂，是项羽从赵将直接提拔起来的，河南王申阳也是项氏从赵将直接提拔起来的，此二人是位居彭城至三秦道的北面。南面有黥布、共敖、吴芮，此三人原本都是楚将，被项羽提拔到王的地位。如果三秦有事，受攻击或反叛，项羽都能立即畅通无阻地前往出事地点。而三秦对项氏的依附，又使得南北二线的诸侯国不至于生异心。这种布局之巧妙，非一骑将所能设想。但项羽心思巧妙却于事无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的种种作为已先验地决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其最早的失败是杀秦降卒。但秦卒不杀也不行，试想二十多万秦兵夹在四十万诸侯联军中入秦，一旦生变，又如何得了。于是杀是当时的一个出路。而对项羽来说，即是日后的死路。因为秦以暴政治天下，项羽继之以暴，当然是没有前途的。只是这个差使历史地落在他的手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有办法，现在看来也只有一条。即，入关以后，项羽便激流勇退，让楚怀王出面收拾残局，或情况还可为。但项羽又岂肯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主持天下事务的权力。他只有失败这一条路好走了。今天我们看楚汉战争，总以为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实际上，整个汉代都认为项羽的各项才能均在刘邦之上。而且公认刘邦是百战百败而有天下。如果项羽只是一个简单的勇士，怎么可能取得如此战绩。有一个情况可能一直不被人重视，即，整个楚汉战争，始终是刘邦盯住项羽，如果项羽那么不济，就让韩信或曹参跟他干就是了。当时的情况或者是，只有刘邦的才气才能和项羽抗衡，他人都不行。而韩信的出场，只是在项羽气数已尽的情况下打落水狗而已，并非真的能吃定项羽。如果韩信真能在军事上超过项羽，那么楚汉战争的历史又简单的多，只要让韩信出面在荥阳一线击溃项羽，所谓擒贼先擒王，项羽一灭，其余诸侯自当不在话下。但没有这个选择。古人身在其中，其利害关系当比我等后人明白。只好让当时稍逊于项羽的刘邦亲自出马，抵住项羽，哪怕是接二连三地丢盔卸甲也不换人。本来就没人可换嘛。所以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所谓奋其私智，当是指其才智在常人之上。如果项羽真如我们今天认识的那么简单，智力低下，又怎么能在汉军群雄的联合攻击下支撑三四年。汉人扬雄有言：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而项羽则是明显的独智，故其失败了。扬雄的认识，就是整个汉代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才智不敌的情况下，刘邦仍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代表了时代潮流的胜利。项羽的政治水平可能不像我们现在共认的那样低，但其因年轻，也犯了相当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向来不为人重视，即，在钜鹿击败秦军后没有抓紧时间进兵，以致让刘邦先行入关。须知，项羽胜秦于钜鹿时，刘邦还没有正式开始击秦。刘的部队还在砀郡一带，而且人数很少，估计不过万人，还是在夺取了魏国的一部分军队之后才达到这个数字的。刘邦正式击秦的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三月后，即项羽胜秦的三个月之后。如果项羽及时进兵，很可能会在刘邦之前入关。那样一来，所有的主动权都在项羽手里，也用不着再干夺刘支配关中权力的一幕了。是什么原因使项羽这员勇将如此麻木，现在已不可考。会有这样一种可能，项羽在与秦决战于钜鹿之后，实力也受到很大消耗，他要等增援部队比如番君吴芮部之类。在取得了诸侯上将军之后，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要摆平，也是耗时间的事。这样就失去了最佳时机。项羽的年轻还使他犯了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即，项梁战死之后，秦将章邯并没有继续对楚腹地进攻，而是掉头击赵。项羽与刘邦慌慌张张地从北面退回到彭城一带重新集结。其实项羽与刘邦对秦将章邯的以往战绩是全胜，他和刘邦所部又是楚国之精锐，完全用不着惊惶失措，完全可以在章邯北进的时候给予狠狠一击。章邯击败项梁，估计也要有损失，刘、项此时出兵拦击，极可能大胜秦军，从而一举奠定胜局。但项羽及刘邦都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决策是两人作的，所以刘、项二人均犯了大错。如果不出错，那么，楚国的指挥权就不会落到楚怀王手中，项羽日后也就不会因杀害楚怀王而背上政治黑锅。这一错误，为项羽日后的生涯埋下了覆灭的祸根。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强人所难。因为日后不论是项羽，还是刘邦，他们的作战都令秦人吃足了苦头，而这种能力是他们退守彭城时就已经具备的了。司马迁在项羽、高祖本纪中都说楚怀王恐，而徙都彭城，这是冤枉了楚怀王。因为彭城较之于其原先所都之盱台离战场更近。倒是《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写了项羽及刘邦恐而退兵。这才是历史的真实。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个老外说过的话，具体名字就记不太清了，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听到这句话有好久了，最近却突然想就这个问题写点东西。上面的话如果说的通俗一些就是说我平常对于某个事情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去做了，我们经常这样想所以也经常这样去做，这种行为多了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变的，就如某老太太每天到点都跑楼下买份北京晚报一样，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会看，有人问她，她说习惯了，每天到哪个点就下楼转转，顺手就买份晚报回家，天天都这样，要哪天没下楼没买报就会不舒服，这种习惯久了后就成了一种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在中国从来都是成者王败者寇，成功的让后世景仰，世人称道，而失败者则会万夫所指被世人所不霄，但项羽却是一个例外，项羽最后败在了刘邦的手下，自刎在乌江边上，虽然他败了，但项羽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一个让人望其项背的大英雄，刘邦虽然胜了，但我们更多的听到人们在骂刘邦夸项羽。有人说是刘邦打败了项羽，有人说是韩信打败了项羽，但我认为是项羽自己打败了自己，在那个年代，除了他自己，没人可以打败项羽。项羽小时候学文但不感兴转而习武，他叔叔对他说武习的在好不过是敌一人敌十人，要敌万人就得习兵法，项羽听后很感兴趣，转而苦读兵书，同时也习文练武，那时候有一句话叫：楚人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即便是楚人只有三户了，最后也一定会灭掉秦国的，项羽从小志向远大，他暗暗立志要推翻暴秦。曾有个故事，说是项羽年少的时候看到秦王带一帮人浩浩荡荡在江中游玩，秦王被众人护拥好不气派，项羽看到了就对身边的人说：“彼可取而代也”，令旁人大惊失色，他叔叔在边上看到了，知道项羽非常人也，志存高远他日必成大器。项羽精通兵法，力能举鼎，文武双全，同时具有先天的领导力和不凡气度，他懂得带兵最重要的是要立军威，项羽一向言必行，行必果，他武力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同时能征善战，机智多谋，带兵打战同样所向无敌，仿佛出世就是与众不同的大人物大英雄。项羽除了上述特征外，最重要是他非常的自信、坚强，果敢，威猛，这样无比的自信，使他很少相信别人，他只相信自己，他个人能在万敌之中进退自如，百万雄兵指挥起来同样应对自如得心应手。同样他也刚愎自用，性情暴戾，因为他的能力之优秀他常常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一般人在他眼里都是凡夫俗子，极少有人能让他敬佩。最大的错误不是鸿门之上没杀掉刘邦，而是对于韩信的轻视，韩信本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韩信熟读兵书，有谋略有胆识对军事之事了如指掌，能忍他人跨下之辱就是为了不负身平所学，为了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在项羽帐下时虽是小兵一个，但每每都能未卜先知，对项羽的作战思路了如指掌，后来在钟离昧推荐到项羽亲帐下，让项羽授他一个好职位，可是项羽偏偏对自己过份自信，目中无人，他虽然知道韩信有谋有略对作战之事更是有独到之处，但他看不起这个曾经的胯下小人，他没能用他，这是项羽最失败的地方，虽然英雄一世，但没能逃过世俗的境界，以有色眼睛来对待韩信，他认为韩信这样的人如果也当了将军那将对他项羽的不敬，会给他项羽丢人。项羽的失败一、缺乏谋略和视野，不具备政治家读 司马迁《史记》得知： 项羽，是一位英雄。天生神力，"吴中子弟皆惮之"。其志向博大高远。他很讲信义，只因允诺了项伯"善遇"刘邦的进言，他不顾亚父"示之者三"，于鸿门宴上放走了罗网中的刘邦。当兵败乌江时，他拒绝登上乌江亭长的救生船，面对身后的丛林干戈，他笑对死亡，气概何其豪迈。英雄项羽最终自刎死掉了......耳畔怆然响起悲歌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折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至死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为时运不济。然而，真的只是时运不济使然吗？有人说：项羽最大的失误，就是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谋士范增之言，以至放"虎"归山，招致最后的失败。这一失败看出项羽是一个在政治上看不清方向认不清真假的人，又在险境中不能急中生智，化险为易的人，怎么能领导众人走向成功呢？二、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1、目光短浅、自满自得 足勇少智、缺乏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细读史书可知，项羽性格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只宜做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却不具备一种帝王的胸怀。他真正的失误不在于杀没杀刘邦，而是误在自身不能克服的性格弱点上，就算他于鸿门宴上杀了刘邦，以后也一样会败于张邦、王邦、李邦。2、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且看一下《史记》中的几个小片断：新安。章邯率部归降。项羽不是对降兵善加督导，化为己用，反因害怕降卒不服而"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丰鸿门。闻刘邦欲关中称王，项羽大怒，欲以四十万大军击压刘邦十万军。刘邦恐，急笼络项羽季父项伯，卑曲称臣，高颂项王。项羽显然沾沾自喜，颇以为得意，遂听从项伯言而"善遇"刘邦。这就有了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而"项王默然不应"的千古遗憾。入关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令"秦人大失望"。既灭秦。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此时却心怀东归意，说："人富贵了不回归故乡，就如同穿着好衣服在夜里行走一样，谁能知道呢？"劝者见项羽目光如此短浅，不由意冷心灰，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之，大怒，"烹说者"。汉二年冬。因封侯不当，田荣起兵反叛。项羽平叛后，"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这样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下去。项羽的性格弱点贯穿了一生的始终，他似乎并无意加以改变，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的英雄来说，是他的致命伤。他的成长过程，只是一部勇猛成长史，却忽略了对更高层次人格的追求和塑造。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不过是一名强悍的勇士而已。你看下面的吧，对项羽为什么放刘邦分析的很有独到之处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秦允生，男，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1987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长期从事临床第一线工作，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基础知识扎实，外科基本功好，乐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并应用于临床实践，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所撰写的论文在多家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近10年来，主要致力于胸部肿瘤的综合防治。专业特长: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和综合治疗。医生姓名秦允生医院等级三级医 院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职 称副主任医师

蔡姓名人——△蔡楚生，（1906-1968）电影导演。广东潮阳人。1927年进入电影界。曾编导《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郑君里合作）。△蔡锷，（1882-1916）近代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宣统三年（1911）在云南领导新军起义，被举为云南都督。1915年12月，在云南发动护国军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任四川督军。1916年赴日本治病，不久病逝。△蔡和森，（1895-193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字润寰，号泽膺，湖南湘乡人。曾同毛泽东一起建立新民学会并创办《湘江评论》。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第二至六届中央委员。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931年夏在香港被捕，同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蔡伦，（-121）东汉宦官、造纸术发明家。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人。创造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纸。时有'蔡侯纸'之称。后世传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人。△蔡廷锴，（1892-1968）爱国将领。广东罗定人，字贤初。广东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国民党第19路军军长、副总指挥。1932年1月28 日率领19路军与上海人民共同抵抗日军侵略。1933年11月，与李济深、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建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48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蔡文姬，见蔡琰，。△蔡琰，（177-? ）东汉末女诗人。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蔡邕之女。博学多才。汉末大乱，陷居南匈奴12年，与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后为曹操用金璧赎回。著有《悲愤诗》。相传《胡笳十八拍》为其所作。△蔡元培，（1868-1940）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曾参加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1940年在香港病逝。著有《蔡元培全集》。

《我眼中的项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豪气干云的诗句，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唱的一首颂歌。但无论这诗句包含了多少对项羽的崇拜和敬仰，历史却终于将这一代枭雄、一方霸主定位为一位悲剧英雄。然而，这决不是我眼中的项羽，而理由主要有两个： 首先，不可否认，项羽最终走上了死亡的不归路，但正如李清照诗中所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他一生叱咤风云，不曾受过半点屈辱，也从不委曲求全；即使是死亡，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若生不能成为“人杰”，那么不如成为“鬼雄”。永远只做人上人，又有什么不好呢？何悲之有？ 其次，他的自高自大并非毫无理由，他仅凭自己的实力闯天下，能以勇猛善战，显赫一时，并在击败秦军，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最终成为一代枭雄，雄踞一方。他在战场上睁目叱敌，使敌将“目不敢视、手不能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史记*项羽本纪》）；他大败汉军，追逼得刘邦三番五次抛弃儿女而逃窜……而这一切，都足以成为他骄傲的资本，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一味批判他的性格弱点呢？ 项羽也许的确莽撞了些，刚愎了些，但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个坦率、单纯、刚强、自信的青年。项羽自杀时，刘邦已经是五十六岁了，于是那个素朴的的青年败了，而老于世故的刘邦取得了天下——历史犹如一枚硬币，正面是帝王，反面是贼寇，属于项羽的那枚硬币，在落地的瞬间被命运的手指不经意的拨弄，于是翻了个身，于是刘邦成为了汉高祖，项羽却只留下了一首《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轩昂， 灭强秦兮在疆场。 时不利兮乌江上， 乌骓鸣兮空悲伤 注： 按史，项羽至垓下，与汉战不胜，入於壁，汉兵围之数重。韩信使军中皆作楚歌之声，项羽夜闻，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起饮帐中，悲歌忼慨，欲与虞姬相别。自为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虞姬和之。因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而虞姬因取剑自刎。於是羽乘骏马，麾下壮士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平明，汉军觉而追之，於是重瞳无光，兵散势去，至於乌江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