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论文王和平

王和平，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1983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86 ～ 87 年在武汉大学医学院解剖教研室进修。后回校担任运动解剖学、体育测量学、体育康复等课程教学至今。

在科研中，王和平老师态度严谨，思维活跃，非常具有创新精神。从教以来他独立编著及参与编写《特殊儿童的感觉统合训练》（北京大学出版社）、《特殊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儿童心理障碍治疗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世界消极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志愿者培训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智障人士社会融合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10余本著作，政府咨询报告2部。此外，他还参与或独立主持了10余项省部级纵向和横向课题研究项目，在CSSCI期刊《中国特殊教育》、《外国中小学教育》和《中国临床康复》等上发表论文10余篇。大学生课外研究项目指导王和平老师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课题研究，每年承担多名大学生大夏基金课题（校级）、学院大学生基金课题的指导工作，得到学生信赖，取得一些积极成果。其中，由王和平指导，万莉莉等参与的“上海市辅读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现状研究”获得了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及第十五届校“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的殊荣；张弛参与的“面对生命就须面对一个整体——轻度智力障碍儿童综合干预的个案研究”，洪晓敏等参与的“市民对上海市盲道建设及使用的认知调查”获得了第18届与第20届校“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黄朔希等参与的“关注随班就读，关注个别化教育计划”获得了第16届校“大夏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过度医疗黑幕 心脏支架是最大的过度医疗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年近70岁的张春林坐在记者对面讲话时明显有些气喘，“现在我是家人的累赘，要不是当时装的那两个支架，我现在最多是心绞痛，也不会患上严重的心肌梗死。” 两年前的一天，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张春林的女儿此时正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本来，他想与女儿沟通后再确定治疗方案，但鉴于医生说的“情况紧急”，他和老伴没有犹豫，决定立刻手术。很快，张春林就被医生推进了导管室，一个多小时手术完毕，他的体内多了两个支架。 本以为就此彻底痊愈的张春林却没有想到，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而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此时，张春林的女儿正好回国探亲，于是，他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他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是心绞痛中比较轻的一种，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不用安装支架。听到这种情况，张春林很生气，本想通过法律让医院对他现在出现的病情负责，“但考虑到女儿以后还要回国发展，我想还是算了。她告诉我这是国内医院的‘潜规则’，我这么一闹，以后她就没法在这个行业立足了。” 冠心病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外科搭桥疗法和内科介入疗法三种传统方法，以及尚处于研究初期的基因治疗等新型疗法。上世纪80年代，在以支架手术为主的冠心病介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徐浩告诉《北京科技报》，简单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医疗人员很快发现，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为内膜增殖。也就是说，支架使血管通了，使原来缺血的心肌获得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 虽然最新的有药物涂层的支架，即药物洗脱支架，可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由原来的20%左右降低到10%以下，并且使细胞增殖速度变慢，但是再狭窄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国外研究表明，从1984年到1999年，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仅为2%。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认识基本相同。 但是，在这一点，国内的医院并没有像发展技术一样与国外齐头并进，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 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王和平告诉记者，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他就曾接触过多起类似的纠纷。2010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死亡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在相关检查不全面，进行心脏造影检查的同时就给一名曹姓患者进行了支架手术。手术中很多支架无法通过病人的血管，但是医生并没采取补救措施，而是继续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住院后的第七天死亡。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的“事迹”让很多业内人士听了都很惊讶。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也表示，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并且安放后还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2008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约万人。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就曾对这个数字表示：“这的确说明冠心病介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病例中究竟有多少不合乎规范。例如，对再狭窄危险不大而出血风险大的患者来说，对其使用药物洗脱支架是不合理也不安全的。药物洗脱支架的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它适用于大部分病人，但不适用于所有病人，但很多医院并没有在意这一点。”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枚支架，直径只有几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需2~3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3万元以上，而术后的后续治疗也是一笔花费。 王和平告诉记者，医疗器械进入医院的前后是一整条利益链，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回扣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厂家直接对某个医生，这是业内的潜规则。而且根据设备和供货商的不同，回扣的多少不一。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医院中，每年进行多少支架手术都在攀比，因为放得越多，显示收益也越大，甚至很多医院每年都会给相关科室下达放支架的指标，要求当年放支架的病例要达到多少。 2002年，强生公司研发的药物洗脱支架——“心扉”（CYPHER）率先在欧洲上市，随后获准进入中国，当时的市场定价是万元，其中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可达50%。这种支架在国内的使用比例一度高达支架总使用数的98%。紧随心扉支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科学公司研制的紫杉醇支架（TAXUS），它选择直销方式，售价比心扉便宜一半仅万元。然而，在其他国家市场占有率通常高达60%~70%的紫杉醇支架，在中国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量几乎为零。 此外，王和平也表示，学术上的要求也是造成支架泛滥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规定，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因为以小样本量为案例的论文，科研价值很小。发表论文又是和评职称挂钩的，比如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就需要大量的支架样本。 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

建议去医院做详细检查，请医生判断如何治疗。目前冠心病治疗方法有药物治疗、介入治疗还有搭桥。介入治疗包括植入支架，有传统金属支架也有新一代可降解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