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学杂志彼得多西

我在此要和大家分享的是BBC纪录片俄罗斯音乐祭第四集的观看笔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穆索尔斯基歌剧《霍万兴那》的高潮，向上帝忏悔自己是罪人的多西费伊带领一群信众，走向彼得大帝时代熊熊燃起的烈火堆中，集体自焚殉教。对于18世纪初安居圣彼得堡、执意进行全盘西化的彼得大帝来说，多西费伊们就是异教徒，是阻碍宗教改革、礼仪改革、音乐进步和建筑发展，必须残酷镇压的旧礼教派。而彼得大帝目睹了英国新教改革回来后，渴望建立一种政教牢固一体的东正教全新体系。异己分子被历史祛除了，只在后世的音乐和文艺作品里偶尔被描绘成抵抗暴政却又顽固不化的悲剧英雄。而他们信仰的坚韧力量却在信仰缺失的当下俄罗斯得到了认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认可彼得大帝改革，“政治得到了宗教力量，正教教义也就强大起来了”。他也在小说《群魔》的笔记中跳出历史，进入民族魂魄的总结到：“俄罗斯之所以伟大和奇妙，是因为它的信仰，是因为它有东正教。东正教的一切也就是俄罗斯的一切。” 既然信仰精神是俄罗斯精神的土壤，那么根植于土壤之上的音乐之树必然充满着宗教的不懈追问，在此土壤之上耕耘和生存的人们更无法忘记自己是谁。或许信仰的对象不同决定了土壤类型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历史的差异和丰富而传奇的故事。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试图以近代抽象而浓缩的密集声响去沟通远古异教的神圣祭奠仪式，异教时代后不久，大概1000年前，基督教传入基辅，基督徒们在地下洞穴开创历史，并在进入城邦后抵制着异教，留下了11世纪的圣咏。14世纪，基督徒来到莫斯科，他们将自己视为正教的捍卫者，能对抗伊斯兰教的坚毅者，是第三个神圣罗马，最终取得自主地位，建立牧首区，成为东正教。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可的那样，东正教成为了这块信仰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成为人们生根发芽、生活开花结果的根源。之后无论是充满异教萨满仪式的《霍万兴那》以及“国民歌剧”《鲍里斯.戈多诺夫》(两者都为穆索尔斯基作品)都离不开东正教这篇土壤的向心力。正是东正教和在此基础上发展开来的文化背景，让俄罗斯音乐在18世纪开始逐渐摆脱意大利宫廷音乐的印象，发展出自己的性格和伟大成就。即便到了近代的那最后一位浪漫主义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也一样充满了对宗教和信仰的追问，将俄罗斯艺术与宗教密切结合的理念关系进一步发展，并在其中带出民族音乐各素材的和声可能。而20世纪有70年的时间，俄国人丢弃了东正教，转向个人和意识形态信仰的陌生土壤，人们在此间努力适应新土壤，并最终破灭信仰。而在这严酷的土壤中，东正教的余留土地上却依然生长着传统的复活节，人们照样悄悄地画着彩蛋、等待祝福。传统始终是强大的，肥沃的土壤始终难以被翻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奏出欢快的《复活节序曲》，压抑已久的人们等待着恩典与洗礼。 如果说那些在严冬追问上帝并最终醉死在雪地里的典型俄国酒鬼形象让我们认识这个民族的极端民族性，那么他也同时能符合多西费伊那愚昧而又却让人敬佩的赎罪精神。而众多在严酷环境中创造伟大成就的俄国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和运动员也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个甘愿背负人间罪孽的普罗米修斯和苦行般的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但在20世纪新理想破灭后，知识分子们却开始忧心，在这片1700万平方公里的新土壤里，再也没有这些值得尊敬的酒鬼。教士说：“重建教堂并不能带来人们的安定感，因为价值观全变了。”马林斯基大剧院指挥杰吉耶夫也为20年来信仰的丧失而沮丧，期待出现《霍万兴那》中多西费伊的声音而不是自焚行为。幸运的是，年轻人开始建立了信仰，开始感受到传统土壤中的营养，向上帝的追问也就是俄罗斯精神的回归。 近年，少有的古典女作曲家古拜杜丽娜受邀为重建的莫斯科复活节大教堂创作了庄严的《圣约翰受难曲》。马尔季诺夫奏响《八福》，他在为所学习的西方文化走向绝境时，惊喜地找到17世纪的俄罗斯民族音乐，那源自宗教礼拜的声音对作曲家是一座高亮的灯塔，指引着俄罗斯精神回归的航程。 更多信息了解敬请关注英语资源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