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大口腔宋付祥医学论文

崔乃夫会见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兰州大学作为一所重点大学，屹立在祖国的西部，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能长期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较多的科研成果，是由诸多因素形成的。如国家对教育全局的部署、教师的认真负责、学生的勤奋努力等等。但在诸多的因素中，不能不谈到，起着重要作用有远见卓识的三位校领导。他们就是江隆基、林迪生、辛安亭。这几位校领导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都给兰大留下了宝贵遗产，形成了刻苦、朴实、严谨的校风。一、辛安亭辛安亭（左）与教师交谈辛安亭是解放后最早到达兰大的，与其他两位相比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兰大的。1949年兰州解放，他以首席军代表的身份接管兰大。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短暂的兰州会战，原本简陋的学校已是一派破败景象。学校停课，人员流失，师生都处于待援状态。就在这时辛安亭走进了兰大。他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踏实苦干的精神，以身作则地宣传党的政策，很快稳定了局面，同时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不久辛安亭被调到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社长和总编辑是叶圣陶），负责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工作。辛安亭这次虽在兰大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正是他打开了兰大新的一页。辛安亭在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一方面组织编写教材，另一方面还用他独有的文风，言简意赅，铿锵有力和带有韵律的语言，撰写科普书籍，普及历史知识。如他写的历史歌中有这样几句“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两宋，元明以后是清朝。夏朝以来四千年，公元前后各二千。东汉以后公元后，西汉以前公元前。”虽只有短短几句，却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勾勒得十分清楚，对初学历史或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有帮助。辛安亭第二次进入兰大已是文革的中后期。他是被作为“解放”后落实政策的“三结合干部”进入兰大领导班子的。以他的作风和当时掌握实权的造反派是无法融合的。他当时的处境有点像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既无能为力，又绝不屈从，处于孤立状态。也正因此他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同情和支持，成了拒抗力量的代表。有一次我问他，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工作呢？他说：“不要怕，不理他们，趁着有时间多读书，多思考些问题，将来是会有用的”。他拿起一张纸片写道：“君子立本，本立而道生”。他要我坚持多读书，多研究问题，形势总有好转的一天，要为那一天作准备。我最后见到辛安亭已是80年代后期。他生了重病，住在北京肿瘤医院。他穿着一身病号服，面色苍白，显得老多了，但他仍坐在床上修改稿子。我们俩人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唯没有谈病情。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知道时间不多了。但他把生死看得很淡。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视死如归，是一位真正的大丈夫。临走时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做。他微笑着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很好”。他去世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他当时正有一些苦恼事，但他从不向人开口，也不给组织找麻烦。辛安亭给兰大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作正直的人，作有骨气的人。二、林迪生林迪生（中）与辛安亭（右）、刘冰（左）在一起林迪生是在兰大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位领导，差不多上个世纪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在兰大工作。即使八十年代他离开兰大后，每年也要回到兰大看看。他把兰大当成自己毕生精力投入最多的地方。他爱兰大的学生，爱兰大的教师、兰大的一草一木。人虽走了，但这份情谊是割不断的。林迪生是日本留学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辛安亭走后，他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改任兰大校长。兰大多项重要事项都是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完成的。如新校址的选定和建设，重点大学地位的争取和确定，多名著名教授的聘请和委任。如朱子清、刘有成、徐躬藕、郑国锠、吕忠恕、赵俪生等，都是经过他争取而到兰大任教的。林迪生中等身材，腰部微驼，说话时总是带着微笑。说着一口带有浓重浙江的乡音，慢慢的，软软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和善、朴实，毫无锋芒。但在实践中，他是个外柔内刚的铮铮铁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是兰大唯一持不同见解的人，他反对在学生中划那么多右派，反对给一些教授戴右派的帽子。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支持者太少，力量太悬殊了。兰州大学还是错划了一大批右派，但无论如何林迪生还是表示了他的意见，而且坚持到底。但到后来他本人也未能幸免，受到了批判，当作“白旗”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在文革时期，有一次我和林迪生同台接受批斗，不管造反派提出什么问题，用什么言词，他都不愠不火，只用简单的语言回答有或没有，态度始终平和如一。批斗完了，我俩一起走下台，我发现他身体左右晃动，我赶忙扶了他一把。我震惊了，感到他的手那样有力，那样硬，像钢铁一样，正燃烧着满腔怒火。刹那间我深深感到这就是林迪生，这就是绵里藏针的林迪生。林迪生，对年轻人和学生始终是抱着爱护、原谅的态度。除了平时他对学生的关怀外，有一个突出的实例让我难以忘怀。也是在文革中，有一次批斗会，他被人从楼梯上推了下来，胸部和肘部等多处骨折，面部青肿，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不谈是哪个系，哪个班级的学生把他推下来的。有一次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只说了一句“我们有责任啊！”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这是何等胸怀啊！但对有些人他是不原谅的。原来兰大有一位副校长，多次在学校制造事端，在文革中继续给林迪生制造不实之词。对这样一个人，林迪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每当两个人共同出现在一场批斗会上时，林迪生都会一改平时的态度，声严厉色地进行批驳。当时很多人不了解，林迪生在这一场合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呢？我想恐怕就是爱憎分明吧。三、江隆基江隆基是1958年底调进兰大的，1966年夏被迫害去世，共工作七个年头。比起前两位领导，他是在兰大工作时间最短的一位。不过他是领军人物。如果只有前两位领导，兰大还不足以确定在全国大学中的地位，不足与名校比肩。就像是画龙点睛人，他就是那个点睛人。1958年，江隆基到兰大之初，他是毫无办法的。当时大炼钢铁的高潮才结束，到处是高炉的踪迹，大跃进、公社化的余威尚未全退，各式各样活动仍冲击学校的工作。1959年上半年虽稍微好了一点，下半年又搞起反右倾运动，继续是个很紧张的局面。1960年又来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大搞超声波、半导体、管道化和运缘杂交，以非理智性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他虽然看到了问题，做了不少调查研究，但无能为力。伴随着这种局面而来的是粮食的短缺。伙食质量和数量都每况愈下，学生吃不饱，教师也挨饿，浮肿现象出现了，师生中出现了广泛的不安。任何事物的转变都是要一定条件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不久又公布了高教六十条，这就给江隆基创造了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他首先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调整干群关系，师生关系，青老关系，给一些人恢复名誉，摘掉帽子，安排工作。有些人他亲自登门道歉，提倡拉拉手，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其次，整顿教育秩序，停止各种评比活动（如体育、卫生等等），限制总支和支部的权力，不允许随便停课，不经请示不许批判个人。重新制定开学、放假、考试和作息时间等制度，压缩劳动时间。每天上课前他都要在教室前看一看，看是否都按时上课了，有没有不开课的，有时他还亲自走入教室和学生一起听课。第三抓教学质量。他提倡好教师上第一线，老教师上第一线。在他的努力下，多年受排挤有经验的教师都走上了讲台。各系的开课计划都要经过严格地审查，凡是安排不当的都要调整。第四抓科学研究工作。对高等院校来说，科研与教学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没有高质量、创造性的科研工作，教学质量是提不高的，如果只抓科研工作而忽视教学工作，那也失去了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人才的意义。江隆基很好地处理了这两种关系。在安排好教学工作的情况下，着力抓科研工作，恢复了一些停止已久的科研项目，帮助一些教授改善实验条件，拨足经费，配备助手，建设有机、细胞、核物理、磁学等重点实验室。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教师有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生有书读了，出现了安定和谐的局面。有一个从北大刚调入兰大的教师叫叶开沅，他说：“想不到在西北这个地方，还有这样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这可能就是对当时江隆基领导的学校工作的真实评价。事情就是这样，就这几项措施就把学校稳定下来了。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需要的要求。江隆基的几项措施正是符合了当时的要求。因为经过长期的运动，教师要教书，学生要学习，人心思定呀！抓着这点也就抓着了人心，学校的秩序也就恢复了。在这段实践的基础上，他写了著名的论教育“八条”。这是江隆基教育思想的概括，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经验总结。当写到这里时，我不能不谈江隆基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直言的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从北大调到兰大，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是一种流放。原因是他在北大反右运动中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有些教授虽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但并不反党，不应划右派；有些学生出于无知，作了一些错事，也不应划右派。更为严重的是，当陈伯达发表“为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而奋斗”文章时，他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没有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怎能建筑共产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拿起电话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虽然口头客气，说“可以讨论嘛！”但心怀不满，而康生则直接得多，他说江隆基“思想僵化”，“严重右倾”。反右还未结束他就遭到了批判，并决定调离北大 ，到偏远的兰大任职。江隆基是个不屈服的人，他到兰大仍然带着不改过去的作风，实事求是、不畏权贵的思想处理问题。他常说一句话是“我是吃西北老百姓的粮食长大，应当好好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隆基在学校的治理上取得了成绩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人格的魅力。因为师生相信他是正派的人、无私的人、是一心努力办学的人。我个人认为如果把江隆基的教育思想、政治修养和道德品质比较的话，前两者是第二位，道德品质才是第一位的，是最值得怀念的。正当江隆基的教学改革取得一些成绩之际，1964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春节谈话，对教育工作进行了严厉地批判。认为当前的教育是拿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提倡“少而精”“开卷考试”。整个教育界又处于茫然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办了，学校工作只是靠惯力的推动缓慢前进。紧接着开展了“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教学改革工作彻底停止了。江隆基也屈死在这块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土地上。历史的考验在飞速的前进，不久将迎来兰大百年校庆，回忆这些往事，既有责任的一面，也有希望的一面。希望兰大更加辉煌，出现更加耀眼的领导人，希望有更多的科研成果，更高的教学质量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作者简介：崔乃夫，1928年生，河北昌平（今属北京）人。1947年在中法大学学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和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秘书，全国代销合作总社科长，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常委宣传部部长、教务长，文革期间任兰州大学林场场长,文革后曾任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1978年调任国家民政部，先后当了11年的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崔乃夫任部长期间，对中国的民政事业作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中国的社会福利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后有了新的尝试模式。崔乃夫是中国现代公益事业的拓荒者，他不仅创办了中国第一张彩票、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还是中国最大公益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