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哲相关药学论文

给你一个文化研究网站，一定会有你有用的东西：科学认识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涵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今天，深刻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涵，对于准确地厘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语境中的出场路径是十分重要的。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是否与他们没有在制度层面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必然以一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姿态而出现?在马克思那里，其哲学曾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形态而出现，这样一种哲学路径在当代的语境中是否还能继续?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其实都与我们怎样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涵直接相关。尽管在当下中国学界的解读语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解读模式较为普遍，但就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来看，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涵应该是科学的认识论。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对这一观点作些解释。 一、西方近代的以“科学”的姿态而出现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与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根本不是一回事。西方近代认识论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目的在于把呈现在古代的直观和经验世界中的“意见”提升到“知识”的水平。由于受到数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认识论不但把自然，而且还把社会都看成是由数学语言写成的一本书，因而把认识论奠基在了普全数理模式之上。再加上笛卡尔前两个沉思的革命性意义，这种认识论就被解读成了从一个绝对本原出发的逻辑演绎过程。客观地说，这种认识论的确是有较大的缺陷的。它把自然界，尤其是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人与物解读为一种数学符号式的东西，这种把客观对象演变为认识对象的过程，由于没有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对象被符号化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没能把认识论建立在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因而必然呈现出与人的生活世界和直观世界相脱离的特征；同时，由于它不认为解释者自身也处在它所解释的对象之中，因而的确无法面对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论的“欺瞒”和“理论的总主宰”的问题。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从古代的经验直观世界，到近代的认识世界的发展，都应该是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飞跃，我们不能因为它从结果方面来说具有主体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缺陷，就从根本上否定认识论阶段的理论意义。 而一旦站在越出认识论的思维层次上来理解克服近代认识论缺陷的问题，那就很容易走向现代西方的那种存在论哲学，因为最简单地克服就是放弃，就是转移理论场地，但游历过黑格尔思想的人都知道，放弃毕竟不是扬弃。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哲学用强迫遗忘的办法，放弃了近代认识论业已取得的理论成就，同时也放弃了对现实生活的理论反思。因为认识论在某个发展阶段不自觉地投入了资本和拜物教的怀抱，就根本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的思路，这多少有点因噎废食。在海德格尔希望通过撇开寻常意识，走向哲学意识，通过放弃理论反思，走向存在理解的地方，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走出的是全然不同的思路。在马克思看来，寻常意识不是想撇开就能撇开的，它作为一种思想观点，是根植于社会经济的现实之中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形态。近代认识论的主体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观念，是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实践紧密相关的。因此，这种寻常意识并不会因为作为精神守护人的“哲学家”想撇开它就会自愿离开的，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必须对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认识并进而对之进行科学的批判，才可能使“现实的个人”走出足以产生上述那种寻常意识的社会现实，并进而真正实现人的存在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科学认识论是其存在论的承载之物，认识论是其哲学的根本，存在论因为认识论而有意义。 二、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科学认识论也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从表面上看，这一说法似乎是不成立的，因为马克思哲学似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存在论形态之建构。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谈的是自我意识，在《莱茵报》期间谈的是国家理性，这些都是与人的生存的哲学主题不相一致的，而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谈论的是人的劳动实践，即把人和自然界统一起来的劳动过程，他还用这种劳动过程来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劳动，这颇有些海德格尔式的撇开寻常意识走向哲学意识的味道。至于马克思在这之后的思想演绎，则被界定为在廓清了哲学的存在论轮廓之后所进行的历史观及经济学的探索。我以为，这种观点可能无法面对以下问题：马克思曾明确地说过，他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做的工作是“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P10)。从《形态》的文本内容来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显然包括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内。另外，马克思在《形态》中是大讲唯物主义的经验现实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再去承认“撇开”现实异化劳动的那种理想化的生存性劳动实践的，也就是说，哲学的理想化的、抽象的存在论形态在《形态》的语境中是必然会被超越的，而超越它的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有学者说，马克思在《形态》中所讲的已经是历史观了，已经不再是哲学了，哲学所起的功能只是给历史科学厘清前提，那么，有一个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以一般性的、笼统的人为核心的生存论哲学如何可能给强调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厘清理论前提?如果这一点在《形态》中看得还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么，在《资本论》中，这一思路的不可能性就会很明显地体现出来。按照上述逻辑，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建构的生存论哲学应该是能够给《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批判理论厘清理论前提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仅仅围绕人与自然界来展开的劳动的线索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线索。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这种劳动只是“一个幽灵”、“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2](P921)，所有的劳动过程都是物质形式与社会形式的统一，它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生产这些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因此，这里决不只是一个笼统地关注人和自然界如何获得意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通过对当下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的认识和批判并进而使现实的人们走出当下困境的问题。马克思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就是通过隐去社会关系的线索，通过把在生产中以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的方法，来使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变成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的。面对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马克思所做的不是“撇开”它，并使哲学“循入一种漂浮的宗教语态和情态”(卡尔·洛维特在批评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时所说的话)，而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解魔和反颠倒，使它的内在矛盾的本质得以呈现出来。这明显是一条科学认识论的哲学道路。 如果承认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性，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在社会生活的边缘敲敲边鼓的激进式的纯粹的主体文化，那么，有理由承认，以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认识方法为核心的科学认识论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涵，它并不因为自己以认识论为哲学主线而感觉低人一等，或者感觉不像一种现代哲学，相反，它以此而自豪，因为，当现代西方的存在论哲学面对资本或工具理性的挤压而致力于在主体文化的一角保持一片纯净的天空的时候，它所做的却是完成对资本的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文章来源：《现代哲学》 200302

实践主义：马克思哲学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应当承认，在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中，“实践唯物主义”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也应看到，从那以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认为，正如“实践唯物主义”何以取得成功一样，当前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实践”范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理解上取得突破。为此，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不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无疑是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我们反对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两者也并非毫无差别。为了使论题更为集中，我们这里限于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应该径直被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1。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实践主义”来标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更为根本的考虑是，不论就当代哲学的思维水平、还是就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质特征来看，今天只有把马克思哲学径直理解为“实践主义”，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首先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论意义。这一点长期为人们所忽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显。”2 1．实践即存在不论哲学还是科学，抑或日常思维，任何思维活动都必须从某种“观念预设”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此种预设乃是整个思维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将其“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界定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即预设了“存在”。此“存在”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设定，这意味着：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凡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我思考着；所以，我存在着。这里的大前提便是他的一种信念：会思考的，必定是存在的。但我们要问他：你何以如此执着，非得要证成某种存在？显然，他有一个更为在先的信念前提：总得存在着什么。这就是他的最后的存在预设。他那个大前提本身就是以两个观念预设为前提的：思考着的存在着、存在着的存在着。必定“存在着”枣这就是他的“存在预设”。再如，佛学以“空”为其最高教条，但中国最典型的佛学理论唯识宗，其基本教义“唯识无境”，仍肯定“识”、尤其“阿赖耶识”的存在。至于道家之所谓“无”，更不是“不存在”的意思。道家以“道”为“无”，是说“道”是“存在”本身而非任何“在者”（海德格尔语）。此“无”其实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纯有”，纯有或纯存在是没有内涵的，故谓之“无”；换句话说，“道”是尚未展开其内容的纯存在。最彻底的怀疑论者要算是古希腊智者派的高尔吉亚，他说：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说。但事实上高尔吉亚的思想乃是经验主义的，他的意思只是说：认识不能超越感知经验。就此而论，他的思想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最早前驱。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并不否认经验本身的存在，所以，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经验”是其存在预设。所以，如果以为哲学可以从怀疑存在本身开始，那是误解；哲学可以怀疑的，不是存在，而是某种具体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第一次严格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是很了不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一旦你指出某种存在，例如自然、物质、理念、上帝等等，它就已经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某种具体的“存在者”了。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所说的都不过是某种“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而他要追问的是“存在”本身。其实，马克思的哲学所要研究的也不是某种“存在者”、如“物质”，而是存在本身；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存在乃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马克思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就“追问存在本身”了，只不过他们对“存在”作了不同的阐释。3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乃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实践即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西方古代的本体论哲学，曾经试图追寻世界的“本体”，即某种终极的“实在”(Reality)。然而，这种努力却导致了怀疑主义，并以中世纪对“上帝”的论证而告终。于是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开始检讨我们对本体的这种“认识”本身的问题；但其前提仍然是对“本体”的承诺或者预设。认识论的任务是解决意识或者心灵能否、如何通达客观实在的问题，即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然而这种作为本体的客观实在不是被设想为某种“实体”，便是被设想为这种实体的某种“本质”属性；一言以蔽之，“实在”是可以离开人的存在来谈论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实体。然而我们看到，由此出发，无可避免地，近代经验主义走向了不可知论，而理性主义则走向了先验主义，表明了不论古代本体论还是近代认识论都是“此路不通”的。自从康德宣布这种“物自身”的不可知，认识论时代便宣告结束了。后来的所谓“逻辑实证”的思潮，就其对“认识”的探索而言，不过是“认识论时代”的挽歌。此后哲学发生了“转向”枣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其积极意义是承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并且通过语言分析，深化了对认识或意识的认识；其消极意义是从“形而上”退缩到“形而下”，从“经验”退缩到“? 镅缘耐饪恰崩锶S谑牵�赜凇笆翟凇钡拇嬖诼畚侍饩捅弧熬艹狻被蚋橹闷鹄戳恕?/P> 但马克思决不回避“形而上学”问题，他要回答关于“实在”的存在论问题。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是从人的“实践”来理解一切“存在”或者“实在”。在他看来，实践是唯一的实在；离开人的实践的所谓“客观存在”，对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及其整个哲学的最高原理或其终极预设。这里，马克思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我们尤其要注意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表述：“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存在”。此处所谓“社会”“现实生活”，不是说的任何实体或者社会性的“存在者”，而是“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实践。所以，“实践”决不仅仅是所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范畴，也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初始范畴。有鉴于此，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在那里寻求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乃至将此“本体”规定为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物质”抽象，那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过是某种“前马克思的”东西而已。因此，那种将马克思哲学分解为“唯物论”加上“辩证法”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这种说法源于列宁，认为在哲学上马克思是同时“扬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事实上，其一，不论是对唯物论的改造，还是对辩证法的改造，抑或两者的结合，都不足以实现马克思式的“哲学的革命”；马克思之实现哲学的革命，乃在于他的“实践”范畴。“实践”范畴当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例如康德为解决意识如何穿透“现象界”通达“物自身”的问题，即已提出“实践理性”；但康德的“实践理性”其实是主观的自由意志，而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则是客观的存在或者活动。后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都重视实践，但他们至多把实践视为存在及其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而已。其二，马克思的“唯物论”之区别于一切旧唯物论，并不在于重新把“本体”归还给“物质”或者“自然”，亦即不是回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是把“存在”或者“实在”设定为人的“现实生活”枣即“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枣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枣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5这就是说，作为哲学之思的前提的，不应该是直观的“主体/客体”那样的实体，不论这个“主体”是“人”还是其它什么东西；而应该是“实践”“活动”。凡是“主体”，必是某种“实体”枣机械唯物主义以“物质”“自然”为主体，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主体，莫不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使用“主体/客体”范畴，而是说：只能由实践来说明主体和客体，而不能反过来由主体和客体来说明实践。“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一语源于Matter、Material，其含义是物质实体；换句话说，“唯物主义”一语带有强烈的实体主义色彩。所以，这里我们想要指出：“实践唯物主义”一语不足以表征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它容易使人把“实践”理解为某种实体性的存在。事实正是如此，实践唯物论者在实践域中找到了人这个实体性的“主体”，并把他视为先在于实践的实体性存在（这样，就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导向了现今所谓“人学”的马克思主义）。此乃是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理解，即其实质仍然是“前马克思”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终极预设，实践才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客观实在，而此客观实在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存在状态”。其三，马克思的“辩证法”固然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辩证法，但也不仅仅是“历史辩证法”，更不是所谓“自然辩证法”或者“思维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实践的辩证法”。这就是说，离开了实践，既无所谓孤立的“自然的辩证法”，也无所谓孤立的“思维的辩证法”。辩证法乃是实践本身的辩证法。所以，那种做法显然也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普遍规律”之下，有三大分支：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思维辩证法（辩证逻辑）。此说出自恩格斯。他写了《自然辩证法》。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那种从所谓“三大领域”中抽象出来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辩证唯物论”，因为这种“本体论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属于同一思维方式的，就是设定了一个外在于、先在于实践的抽象的本体枣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这里则是“物质”或者“自然”。可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存在着某种“本体”，它绝非“思维”、“历史”、“自然”或者“物质”抽象，而只能是实践活动。同样，那种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起来、用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也是很不可取的。何况即便我们承认有所谓在实践辩证法之外的“历史辩证法”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它也跟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是不可能这样不伦不类地并列起来的。这种做法出自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批评。2．实践即本质说到“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我们知道，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也关注“人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对存在主义的“存在”的理解，可以从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著名命题上来考察。关于“存在”与“本质”的关系，迄今为止的哲学，有三种“说法”：（1）存在主义出现以前的哲学、尤其是古代“本体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概括为“本质先于存在”。这里所谓“本质”既指人的本质，也指世界的本质、即“本体”含义的一个基本方面。古代形态的哲学总是要去寻找某种“本体”，以之作为一切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依据。这种本体具有两种基本含义：或为一切存在的“本原”，或为一切存在的“本质”。不论哪种含义，都是基于同一的预设：此本体为一种实体或其属性。这种本体预定了一切存在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一切存在的存在。在中国哲学，是讲“天道变化，（人、物）各正性命”（《易传》），儒家讲“天命之谓性”（《中庸》），道家讲“朴（即道）散而为器”（老子），都是一种“天道”的本体预设。在西方，这种本体预设则是“上帝”、“理念世界”、“自在之物”、“物质”之类。总之，“人”与“物”的本质是由这种本体来预定的。（2）存在主义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是说，是人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本质，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换句话说，人之本质是其意志的自由选择及其行动的结果。其实不特存在主义，意志主义以及生命哲学早已确立了这个基本精神：人的生命意志不仅是人自身的主宰，而且是世界之存在与本质的主宰。这就抛开了人之外的形而上假设，“上帝死了”（尼采语），“理念”也死了；唯有人自己独立自主地生活着。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里也存在问题：其一，人是何由、被谁“抛入”存在状态的？这个问题被存在主义者悄悄地悬置起来了。其二，先有人和世界的“存在”，然后才有人和世界的“本质”；这就是说，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人和世界有存在而无本质，即存在着一种“无本质的存在”。这是荒谬的、不可设想的。（3）在马克思看来，既非“本质先于存在”，也非“存在先于本质”，而应当说“存在即是本质”。实践既是人的存在，亦即人的本质。人们爱引用、但常常误解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 这里的“社会关系”是指的“社会存在”，亦即社会实践、社会生活（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实践。所以，严格来讲，说“人造成了自己的本质”，那是不对的，因为这里预设了一个先在于、外在于实践的“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实践作为人的存在而造成了人的本质”。所以，与其说“实践是人的实践”（似乎人是先于实践的），不如说“人是实践的人”（人与实践“同在”）。可是，通常理解，先有一个主体即人，然后他对一个对象或者客体采取行动，此即实践。其实这是大谬不然的。实践不是某种在先的主体和客体、亦即某种二元分析结果的综合的结果，而主体和客体倒是我们对原初的实践进行分析的结果。人以实践的方式而存在，没有实践便没有人。离开了实践，休谈人，也休谈世界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实践而创造人本身；另外一方面，“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8。所以，实践既是一切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现实起点，也应当是一切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我们从“实践”出发，是因为我们深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3．实践主义与“本体论”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人们通常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它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或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这种划分固然有它的道理，也很方便，但却割裂了马克思的哲学，使人看不出它的整一性。而且，这种并列乃是一种混乱的排列：存在论是关于包括意识在内的整个“存在”问题的；而认识论、价值论则只是关于“意识”或者“心灵”问题的枣认识论关乎意识的认知方面，价值论关乎意识的意向方面。依照这种思路，既然把意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领域，那么就必须确定与之相对的哲学领域，这就是在人的实践之外的“自然辩证法”之类的东西得以产生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整一的哲学理论，就是实践主义；实践主义既是存在论，也是认识论、价值论。这是因为，实践即是所谓“本体”（“本体”是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详见下文）；认知（认识论的对象域）与意向（价值论的对象域）是实践的内在要素或其“涵项”。这就是说，只说实践主义，便已经涵盖了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这并不是说不能对认识问题或者价值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而是说只能把它们作为实践域内的要素或涵项来看待枣离开了对实践的存在论阐释，不论认识问题还是价值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说明，因为它们都是实践的自返观照、实践的心灵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过去把“实践”理解仅仅为“物质活动”是不确切的，因为种种精神活动枣属于认知活动的事实判断、属于意向活动的价值判断枣都在实践域内发生。我们知道，“存在论”是西语Ontology的汉译，过去多译为“本体论”。其实，这两种译法是大有区别的。“本体论” 的汉译，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本末”和“体用”范畴的影响。传统“本体”(Noumenon)范畴有两种基本含义：世界的“本原”和“本质”。“本末”范畴突出的是其本原论、发生论性质：“本”指本原的存在，“末”指派生的存在；“体用”范畴突出的是其本质论、功能论的性质：“体”是实体、实质，“用”是效用、功能。可见中国传统的本体观念与西方古代的本体观念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的译法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说，中、西传统“本体”观念一致认为：（1）本体乃是某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2）这种客观实在乃是某种实体或其属性；（3）这种实体乃是世界万物以及人的本原和本质。这就是古典式的“本体”观念的全部内容。可是我们看到，传统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如此的：（1）“物质”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任何“物质存在”不是物质实体就是物质实体的属性；（3）这种“物质”实体乃是一切现象、包括精神现象的基础及其本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本体”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又被演绎到历史领域中，形成传统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历史也是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构成了人的本质。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枣物质决定论。然而现代哲学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观念，认为：所谓“本体”或“实在”乃是人自身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决定着人自身的本质，也决定着一切存在者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将Ontology译为“存在论”是适宜的。存在论要研究的不是任何“在者之为在者”的实体性质，而是一切“存在之为存在”的过程状态，即人的生存的一切现实的、可能的存在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存在或实在是人的实践，“物质”与“意识”不过是实践的内在要素；那种在人的实践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客观存在”，不论“自然”、还是“物质”，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不仅客体，而且主体、即人本身，也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实践不是任何一种既成的实体或者“在者”，而是一种“活动”或者存在本身；这种实践活动不仅决定着人自身的本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本质；意识或者精神活动枣感知、思维、情感、意志，都是这种实践活动的内在因素；实践中的感知与思维决定了人是一种认知性存在，所谓“认识论”问题由此产生并由此得到说明；实践中的情感与意志决定了人是一种意向性、目的性、评价性存在，所谓“价值论”问题由此产生并由此得到说明。这就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在某种意义上，物质自然界是实践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0 这里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当然是包括了物质自然界在内的，所以，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 这就是说，对人来说，自然界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在人的实践中、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借用萨特的话讲，离开了人的存在，“存在即虚无”。所以，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 这并不是说自然界不存在，而是说它不是人的存在，不是为人的存在。从科学的观点看，自然界是从来就存在的；然而从哲学的观点看，从真正的人的“透视”观点看，如果没有人，自然界就不存在了枣“对人来说是无”。这就正如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13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过：“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 模?客观真实的）现实。”14 这就是说，客观世界乃是“人给自己构成”的，这种“构成”过程也就是“他的活动”枣实践；正是实践“去掉”了纯粹自在的客观世界的“外在性”、“虚无性”。但是，我们并不称马克思的哲学为“实践存在论”。无论译为“本体论”还是“存在论”，只不过是汉译的问题；它们毕竟本来是一个词Ontology。如果我们称马克思的哲学为“实践存在论”，那跟称之为“实践本体论”是没有实质区别的；然而我们知道，“实践本体论”今天也已经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所以我们才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主义”，而不说它是“实践存在论”。4．实践主义与“认识论”实践主义不仅涵盖了存在论，而且涵盖了认识论。这是因为，认识乃是实践的内在要素。我们既不能离开实践来谈论认识，也不能离开认识来谈论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椚鲜稐再实践椩偃鲜丁闭庋�墓�讲⒉蝗非校�坪跞鲜妒窃谑导��狻⒅�蟮氖虑椤6�率瞪希�鲜妒悄谠谟谑导�摹R磺卸荚谑导�蛑�冢�际窃谌说拇嬖诒尘吧铣氏殖隼吹摹?/P> 认识之内在于实践、亦即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其一，无认识的实践是不可想象的。实践活动必然同时也是一种认识活动，认识过程乃是实践过程的一个侧面。离开了认识，实践就成了纯粹机械的动作。而事实上，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是身心两个方面的协调行为。有身无心的活动不是实践，而不过是机器的运转。进一步说，实践不仅必然包含认识活动，而且必然包含整个心灵活动枣认知活动（感性的，理性的）、意向活动（情感，意志）。心灵乃是实践活动的控制中心，这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认识，而且情感、意志自始至终都在发生作用。实践作为本原性、目的性活动，是真、善、美的创造。如果没有意志，实践就不能创造“善”；如果没有情感，实践就不能创造“美”。我们过去注意了狭义认识论或知识论，然而大大地忽略了意志论或价值论。其二，认识乃是实践系统的内在信息反馈机制。从系统的观点看，实践活动乃是一种动态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是一种信息控制和信息反馈的过程。而实现其控制与反馈的关键机制的，正是认识及整个心灵活动（下图只是一种粗浅的描写）。心灵枣枣枣枣枣枣枣枣①需要 ②认识 ③设计 ④行动实践活动：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目标⑤再需要 ⑥再认识 ⑦再设计 ⑧再行动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枣反馈心灵作为实践活动的控制中心，其机制为：一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意向，进行认识；再根据意向与认识的统一，进行设计，形成目标；根据目标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心灵始终随时根据目标来调整实践活动：修正意向，修正认识，修正设计，修正行动。显然，“需要”乃是实践中最本原的东西15。需要乃是一种意向活动，也就是说，它是意志性的（目的性的）、情感性的（倾向性的）。其三，实践的结构只能通过心灵的结构呈现。“实践的结构”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的课题。 “实践”概念的笼统模糊正是造成许多理论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揭示实践的结构是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因为实践的结构既非人体活动的结构，也非人之工具操作的结构；我们的研究表明，企图离开“心灵的结构”去揭示实践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发现，实践结构只有通过心灵结构才能呈现出来。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树的动态乃是风的动态的一种呈现。这是因为，对实践的反思，作为一种认识，其实是心灵的自我反思。这里，实践成为一种“现象”、一种“呈现”，即对心灵的呈现。心灵结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 [摘要]：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四个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与政 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对主义的危险；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态度；缺乏组织性 、计划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必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作 出预见性判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问题/未来走向 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鼎足三分而有其一，而且 由于其国家哲学的地位在整个哲学的研究中占住了主导、主流的位置。因此，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就决定和代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20多年的研究可以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属于思想解放后提出 问题的阶段，主要是围绕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进行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扩展了视野，确定了基本的问题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 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属于问题走向凝练，逐渐形成鲜明的理论增长点的阶段。在这个 阶段，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发展哲学等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本文旨在对第三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现状做一个宏观的描述，并试图揭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预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文革时期全民学哲学、全民研究哲学的狂热使得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时代矫枉过正式地倍受冷落。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提升 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位；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也呼唤着哲学的出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动向，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世纪之初的 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并非一如既往的贫困，而是进入了初步繁荣 的阶段。我们可以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初步 繁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从研究格局来看。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分散的格局。以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几个重点大学，论题也比较 集中，往往形成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的态势。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群体来看，出现了高等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专科性院校、军队院校) 、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甚至还有民间学术组织的多层次体系。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其目前格局可以成为全国研究格局的说明和缩影。就高校而 言，一是从地理格局上比以往更趋分散。全国不同高校已经拥有7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 点学科、19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成为各地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很多大学之间的水平已在伯仲之间，以往一两所大学号令天下的 时代结束了。二是理工科院校异军突起。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把 握在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型院校手中，理工科院校更多是上好哲学公共课。现在许多理工 科院校已经成长为足以与老牌院校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例如清华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等。三是许多大学都形成了自己比较集中的兴趣点和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研究、 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价值与文化的研究、复旦大学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 存哲学研究、黑龙江大学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等等。而且很多高校还按照自己学术共 同体的理解出版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 ，甚至自学、学历考生的教科书)。可见，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真正打破了 天下一统的局面，全方位地进入百花争艳、“诸侯割据”的时代。 从研究路径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所谓原理的修补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 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业已归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补充和修订。具体说来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说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 略的补充出来，例如价值论和人学的一些观点；根据现实的发展把原来原理中提到的思 想强调、突显出来，例如实践、世界历史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近似思想中 强调更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例如，逐渐强调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说，而淡化社会 五大形态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有所蕴涵，但没有明确指出，而其他学科发 展已取得成果的思想提炼出来，例如系统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的 工作主要体现在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这种工作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 为它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与理解，这是一个决定到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使得多元 、分散的研究相对具有“形散神不散”的保证，能够较有组织地把零散的研究成果凝练 成为一块“整钢”。当然，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患有某种 程度的“原理病”，系统与严密往往以牺牲灵性为代价，而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 头鹰也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 二是走向分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运用。所谓运用研究 ，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清晰的，相对稳定的，问 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一普遍的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得出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国内有相当一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工作。 无论是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还是理论上出现的新热点，我们都可以见到诸如“关于… …的哲学思考”之类的触角不速而至。全球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市 场经济、WTO、素质教育、政治文明等等时髦的话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研究的对 象。与整个哲学出现应用分支相伴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研究目前最为理论化的成 果就体现在各门分支哲学中，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教育哲学 、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化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 向 深入与关注现实的必要途径。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 满意于目前源于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误读，进而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 和运用都是以讹传讹，从错误走向错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在“重读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亲近马克思”口号下，一批 学者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种研 究路径其实也具有一种道德的震慑力量，因为它包含着对当前浮躁的学术气氛的不信任 和不屑。不过，他们令人肃然起敬的努力背后也树立一种霸权，因为它假定了自己对马 克思文本的唯一真实解读。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读就显得更为机敏，那就 是以当下的热点哲学(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进行重新的理解。在这里，正如后 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歧义性 成为其生命力的源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总之，有什么哲学流行，就有这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能从马克思主义 哲学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 四是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与其他哲学流派比较而存在 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真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自觉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各流派的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内部也 有比较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如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一些哲学观点的 比较研究，等等。 从研究视野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史与世界的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 扩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研究的态势。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哲学思想，还有 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列汉诺夫、李大钊、李达的哲学思想都有人进行研 究。但研究的重点还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研究，德国 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历史哲学等也一直受到重视。但重点还是对黑格尔、费尔巴 哈哲学思想的研究。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代表人物，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霍克海默、萨特、马尔库塞、哈 贝马斯等人的哲学著作在中国被广泛译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和 养分。在现阶段，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 ，如詹姆逊、德里达的思想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影响的 西方著名学者如吉登斯、华勒斯坦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与研究方 法也正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从哲学研究的自身内容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诸多热点：(1)关于本 体论研究。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所拒斥的只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 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的理论，而目前更多的学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 体，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实践的生成性、历史性和作为人的类存在特征。(2)认识论 的研究。相对而言，认识论的研究在当代没有了以往的热度，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 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认识、文本的理解与诠释、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 究已经超越了纯粹认识论的范围，而与解释学、语言哲学、价值学融汇在一起了。(3) 价值学研究。价值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目前的马克 思主义价值学研究一方面是继续深化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价值学作为一 种视野和方法，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4)人学研究。2002年中国人学 学会正式成立及其连续出版的论文集《人学与现代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的共识性、组织性、系统性。不少学者认为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或哲学的当代热点。 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展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最为显著的 成绩。(5)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倍受关注， 尤其是其关于世界交往、东方道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等内容最为引人注目。(6)关 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依据、内涵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冬天，在危机中得以逐渐重建，就其内 部来说是相当繁荣的，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存 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哲学与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 ，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试图将哲学意识形态化，以为统治者做出深层的辩护；任何哲学 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从来不存在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哲学。另一方面，真正 的哲学的功能恰恰不在于为现实做辩护，而在于批判现实世界，做国家、民族的“牛虻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觉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的同时，反对虚假的意识 形态，要求“改变世界”，认为全部的活动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然而我们却发现，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背立的向度：一是日益学术 化、中性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化为一种学术的传统，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解释文本 ，只关心马克思“说了什么”和“如何说”，现实世界逐渐退隐到他们的视野之外，更 不用说“改变世界”了。另一种态度是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作亦步亦趋的辩护，虽然注 意了现实世界但也丧失了批判的功能。这两者事实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 质。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 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会失去生命力，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 护，而是反对一味的辩护，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 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恰恰是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倒忙，使它裹 足不前，也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最好的辩护恰恰不是直接的辩护，有所批判才是 长远的、可持续的、真正的辩护。所以，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 器始终成为推动我们改造世界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 分析与把握。 2.相对主义的危险。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其后来者对它的阐发总是存在着教条 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危险。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中，教条主义的 错误十分严重。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然仍然存在教条 主义的危险，但更为迫切的，也是目前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的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危险， 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变动不居，无所不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 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长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 运动达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结果；二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当下理论的正确性总是倾 向于以批判过去的方式进行，往往给人一种厚今薄古的错觉，理论的阐发丧失了根基就 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异彩纷呈；三是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冲击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做有生命的变动。马克思 主义哲学不仅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而且把自身也看成是不断生成、开放的。这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把握不在于具体 的结论，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应有精神状态。但是，理论的变化并不是天然合理的 ，变化是否是发展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是音调难定的。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其精髓首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前提。离 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胡思乱想；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失去规范；离开实事 求是，开拓创新就成了“怎么都行”。当一切理论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外衣 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庸俗化了。长此以往， 在中国，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相对主义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敌人。 3.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体系，既指它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也指它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哲学传统、哲学思潮。就中国的 现实情况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哲学传统与思潮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 方哲学两方面。应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近年来在吸取和融会中、西、马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从知识结构上看，相当 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知之 不多，研究更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是一个佐证)，经常 满足于自得其乐的独白，却往往发生贻笑大方的尴尬。从精神状态上看，不少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 哲学十分轻视，甚至任加挞伐。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偷懒取巧。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学 风。加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也因为种种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误解， 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缺乏交流。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哲 学的发展与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真诚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开放本质决定的，更是在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马克 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在中国 化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民族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 容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中国化和时代化。所谓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就是要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融汇在一起，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方 法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超越；所谓时代化就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始终能吸纳同时代最优秀的文明成 果，始终保证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抱成见，平等而主 动地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才可能完成它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4.缺乏组织性、计划性。中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方面是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按照自己 的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国家社会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等 宏观的调控，以及一些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横向协调，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缺乏组织性、计划性，或者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各个学术共同体的有组织 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至少有如下害处：一是山头林 立已经导致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力量分散。很多直接能感受到的问题大家都在 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有千万种却大同小异。有一些需要集 一批，甚至全国的优秀专家才能完成的重大课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是各忙 一摊，很少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力量分散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拿出足以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东西来。二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趣味 差异性的极度增长导致的是自恋与封闭。很多某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人惟我 独尊、孤芳自赏，轻视别人的工作和成绩，不同“圈子”里的学者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 交流。 可能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舶来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知识是以分立的方式存在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所以 ，科学研究的宏观计划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狂妄的自负，科学研究只能是自生自发地演 进。确实，任何理论的进展在历史的效果上都是演进，但决不能放弃有组织的活动。对 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能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上“一览众山小”，要始终正确地指导人们“改变世界”，要始终保持其在中国的国家 哲学地位，对它的研究就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周密地进行的。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新世纪纵览各派哲学，如下的断语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 的哲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现在，也必然有它的未来。从目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中国现实的需要两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可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1.继续进行返本开新和吸收借鉴的工作，逐步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还将不断有人进行新 的解读，“重读”、“走进”、“走近”等类似的口号还会此起彼伏。而且，在对文本 本身的研究过程中，解释学、语言学的方法会更为自觉地得以运用，不同版本，例如中 文、英文、俄文、德文之间的细小差异都会被放大而掀起郑重其事的讨论；关于文本某 一问题的“商榷”会络绎不绝；从现实问题或新潮理论出发关于马克思某一观点的“新 解”还将大行其道。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 吸收借鉴的工作仍将继续。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重大项目的进展，各研 究单位，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高校在不久将来大多会以集中书系的方 式系统展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将进一步分离。一方面是对文本的解读走向 深入，把人们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注意力转移到主观与文本真实的是否符合上；另一方面 受西方对马克思学术化定位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对复杂现实问题厌倦后的逃避。三方面 的原因都可能使得一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注重的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或马 克思的治学、治思路径。极有可能出现一批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但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区分 开来，以视自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或马克思 学的研究。与此同时，有两拨学者可能依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 理解。一批学者是从执政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以正统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之作合法性的辩护，其研究的原则，甚至说法都有统一的政治口径 ；还将有一批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学者自认为代表着社会的下层，从马克思的革命、战 斗精神中直接获得灵感，以马克思的文本观点和方法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 。总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分离还将加剧。 3.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一、第二点的未来不过是从目前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出发就可以预见的，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未来还有其应该的向度。在应该的向度中，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 很紧迫的任务。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吸收借鉴，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还是政 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格局都需要一个总体上的超越。或者说需要在可预见 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建构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是学理意义上的，即系统化的、理论 化的，是真正的哲学。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极有可能是在人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最后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