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君医学论文

杨澜演讲——成长：你唯一的把握寻找时代的坐标需要了解时代的三个特征既然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征呢？我觉得有三点。1．世界越来越变得扁平化了：有一个叫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人写了一本书，名字是《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书中讲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张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摄取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二次是从美国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开始，是跨国公司为单位的全球化扩张时期，也是为获取生产资料和市场；第三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个人为单位开始进行全球性伸展的时代。也就是说，你学的可能是很冷僻的印度梵文，却能在德国找到知音，并通过互联网结成网上的社区。还比如，过去美国中学生的足球比赛，大众传媒是不可能转播的，而现在通过网上IPTV就可以转播。通过互联网，使能几百万人同时观看这一比赛。越来越多的，以个人为单位，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摄取你所要的信息和服务。给予个人很多权利，英文叫Empowerment，赋予个人更多能力的时代。我采访过E-Bay的总裁惠特曼，她被评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因为E-Bay主导了大量的网上交易。我当时问她：对于这一称谓，是否感到开心？她是怎样理解权力的？她说：实际上，权力给人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权力被认为是控制别人的一种力量。但是她认为：在新的网络时代，权力不再意味着控制。因为E-BAY不可能控制网上的交易者。她的权力是体现在能够帮助许多人成功。比如说帮助一些身体有残疾，不能正常工作的人，在自己的家里开一个小店，通过网上交易，实现正常的收入，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在网络时代，并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或不让你干什么，而是能帮你干什么，这可能是与以往世界有很大不同的一点。2．需要想象力和创新的时代：过去我们谈到知识产权，总觉得是美国人、欧洲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才要保护知识产权。但现在，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鼓励创新。我们不仅希望全世界的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更希望是Created in China(中国原创)。这种创造力远比单纯的制造,更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无论是在大家熟悉的医学领域、其它科学领域、人文领域，很多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最初都是由一个假想开始的。刚才还在和韩院士和刘博士探讨医学需要不需要想象力。按说对人的身体总不能乱想吧，但是象幽门杆菌与胃溃疡的关系，基因螺旋体的构想，也都是来自想象力。一个外国教授曾说过，如果给中国学生一个假想，他们会做出很好的推论，但却不是假想的提出者。但我想随着教育体制和社会氛围的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提出假想，并得以求证。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今年开始做的一本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电子杂志。是针对城市职业女性的一本女性杂志。这本杂志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从第三期开始，就突破了每期100万的下载量。到第八期和第九期，下载量已经突破了200万份。这对于我们做传媒的人来说，就是创新。因为在过去，报纸就是报纸，杂志就是杂志，电视就是电视。而现在通过这本电子杂志，我们可以把视频、电脑动画、互动问卷等所有有趣的东西，都结合进来。那个感觉，用我们一位主编的话，就象每天在编哈里波特的杂志。这无论对我们传媒人还是受众，都是一种新鲜的刺激。对于社会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减少创新的成本，而增加创新的回报。3．时代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边界不断被冲破，而走向融合：一星期前，我在北京接待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洛杉矶西奈山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这家医院是好莱坞最高档的一家医院。我问他来做什么？他说是来发展业务。我就问他来中国发展什么业务？他说：我知道中国的医生医术都很高明，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高端复杂的医疗技术，比如脑部手术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是来中国发展病人的。过去医院都是比较Local的，地方性的。而现在通过网络，可以进行网上会诊，远程临床的讲解等等，这都是很大的突破。再有，我采访过一些艾滋病的专家，他们说以前只是要了解疾病本身的原因，针对原因治疗就行了。而现在在艾滋病的治疗中，必须学习临床心理学。因为这些病人往往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如果从心理上不对这些病人进行疏导，治疗效果也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医学领域，这种跨界的学习和交流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五一期间，我去了敦煌，感觉到那里的"大唐气象"，即使是在一千年后，也给人以震撼。不仅是那些绘画的生动和颜色依然保持那样的鲜艳，而是儒、道、释三种文化的交融，人物神态的生动，服饰的多样，让你感到，盛唐气象实际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现象。有幅壁画给我印象很深，画的是许多穿着华贵衣服的仕女。经讲解，知道画的是那时当地一位节度使的家眷。这个节度使家族一代一代，在当地统治了百余年。那么他是怎样保持地方的稳定，和文化的融合呢？他是靠联姻的方式，儿子迎娶当时西域各国的公主，又把女儿嫁给各国的君主、王子。通过血液的融合，而达到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保证了当地文化的繁荣。今天再依靠这种血缘关系，恐怕就很难实现。而我们更需要的是文化的融通。虽然现在具备了技术上的条件，但大家并不是都准备好了。比如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五一期间，我陪几位美国朋友先去敦煌，后又去丽江。到了丽江，一位美国朋友要等一个传真，就和酒店的服务生说：我要我的FAX。大概是服务生的语言没有过关，所以一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后来突然恍然大悟，说：我知道老外要什么了，他要Sex。就在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些避孕套，弄得我这位朋友哭笑不得。（全场大笑）。所以说语言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2008奥运会临近了，我一点不担心场馆的建设，交通、空气啊，我想这些都会管理的很好。但语言会有问题。并不是每个人会说Hello，Good-bye就行了，而需要更深层次的交流。再有，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说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就是我们在国内，向外国介绍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有"四大发明"，有老子、孔子、孟子等，用这些来说明我们的文化。但我发现其实这很难说清楚。因为在国际通用的语言里，并没有"四大发明"这个固定词组。而其它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原理的发现，还有很多，如果你给人讲，我们的孔子是如何重视"礼"，如何重视"仁"，如何普及了教育和文化。那么人家看到一个随地吐痰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中国人和在听音乐会时不关手机的中国人，恐怕给人家讲多少遍孔子和孟子也没用。据统计文化一共有183种定义。其中有物质生活层面的，象景德镇的瓷器；有精神生活层面的，象我们的昆曲、京剧，武术。而更重要的，也是更直观的，应该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个层面的。前不久，看了新闻，由斯皮尔伯格担任顾问，张艺谋、陈维亚担任导演的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作班底已经组成。我想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怎样展示一个正在腾飞的中国的气象，这并不难。展示古老文明的悠久也不难。最难的是，怎样让人家心动起来。不是说一万人的震耳欲聋的安塞锣鼓，就能打动人。而是现在的中国有什么能感动人。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东西方文明才真正达成一种交流。刚才说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层面里，大家都可以试着找找自己的定位。无论是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还是自己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创新；还是通过信息技术，扩大自己知识搜索和捕捉的范围，这些都会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就个人的品质而言，"逆流而上"固然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很渺小的，当我们设计自己的成长之路时，我们还是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借潮流之势，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个人的成长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人与人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有很大不同。一次参加一个论坛，有位教授说了一个观点：一个人不需要每件事都做的好。其实只要一件事做的好，你就有下一次机会。我觉得很有道理。象我遇到很多做记者的同行，他们说：杨澜你多幸运，能采访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而我其实是从采访一个区长开始的。所以要是区长没采访好，就不要去采访市长；市长没采访好，就不要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再想副总理、总理、总统。对于医学，我不是很懂，但我也了解到，也有这种比较优势存在。有的医学生，在学校理论学的很好，但手比较笨，所以在临床上就不适合做外科医生。有的理论学的不是很精专，但手很灵巧，就可以成为外科的“一把刀“。这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一般来讲，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或者我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着急。可以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或者完全事务性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在这件工作上做得比别人好一点点，不需要很多，你就有下一次机会去做更大的事。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停在那儿抱怨：我在其它方面还比他们强呢。那根本没用，这个世界没有人想听这样的话。大家只关注你做事的结果。所以你只要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好一点点，你就有成长的机会。两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就接受了一个采访，就是我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很难。所以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他的随行人员告诉我：很有意思，是因为在这之前，我采访过他的副总理。副总理告诉他：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这个女记者的采访，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我听了之后很高兴。但是我想说，这种口口相传，千万不要小看。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希望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为什么当时我会离开《正大综艺》？这是不断有人问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激流勇退也好，有学习的精神也好，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我觉得我不擅长做综艺节目。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更不会演小品。只有一次和赵忠祥老师合作演魔术，叫什么大变活人。还没走出去呢，就让别人认出来了。魔术的效果一点没有。所以我想，我真是没有什么艺术天才。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我什么事情做的好呢？也许从小受家庭影响，我还比较喜欢读书，还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日后开始做访谈节目，每次我都是坚持尽可能得阅读相关的资料，看所有的东西。按别人的说法：这很笨，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现场反应快就行了。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拿我做访谈节目来说，你事先准备的程度和你做出的节目的效果完全是成正比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那时我还在美国留学，刚刚开始做访谈节目，特别没有经验。问的问题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比如问：那时周总理请你吃北京烤鸭，你吃了几只啊？（全场笑）。你一生处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你最骄傲的是什么？这类问题。当然我也在电视上看过别人问这类问题。凡是问这类问题，就是事先没做准备。后来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时，我再次采访了基辛格博士。那时我就知道再也不能问北京烤鸭这类问题了。虽然只有半小时，我们的团队把所有有关的资料都搜集了，从他在哈佛当教授时的论文、演讲，到他的传记，有这么厚厚的一摞，还有七本书。都看完了，我也晕了，记不清看的什么。虽然采访只有27分钟，但非常有效。真是准备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但是你这些知识的储备，都能使你在现场把握住问题的走向。记得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共赢和合作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强烈冲突，你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长时间内是有可能的？他就直起身说，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随即阐述了一个他对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势力在冲突和较量中所达到的一个短暂的平衡状态。把他外交的理念与当今的世界包括中东的局势结合，做一番分析和解说。这个采访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专家认为很有深度。虽然我看了那么多资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两个问题，但事先准备绝对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做功课。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一个还算勤奋的人。通过做功课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我也许还有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容易和别人交流。96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杨澜视线》介绍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其中有一集就是关于肥胖的问题。一位体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宽度不够，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亲自搬来，请她坐下，与她交谈。最后她说：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记者采访会是什么样？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别的记者来采访，都是带着事先准备的题目，在我这挖几句话，去填进他们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对我有兴趣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镜头面前也好，在与人交流时也好，你对对方是否有兴趣，对方是完全可以察觉的。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个气场，所以我能建立这样一个气场，就适合做访谈节目。去年年底，采访马来西亚巴达维总理。我们事先研究资料时发现，那年他的妻子刚刚去世，就想是不是应该问一问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对面的毕竟是一个总理，一上来就问人家妻子去世的事，很唐突，也不礼貌。在谈完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话题之后，就想怎样让他自己把这个问题谈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这样问他：在过去的2005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对我来说，2005年是哀痛的一年，因为我妻子去世了。一直讲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将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后的日子，讲的非常好。采访结束后，他的新闻秘书就说，你们中国记者真有本事，因为我们的总理在公共场合从来不谈个人生活。我估计是我的气场把他罩住了。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比较优势的一个挖掘。其实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只能通过尝试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做电视，做了十七年，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挫折。比较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卫视，虽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这件事，至今我也没后悔，但由于商业模式和现有的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确实经历了许多商业上的挫折。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了。甚至怀孕的时侯，还在进行商业谈判。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如果一开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后来我去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程，一个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士兵的区别；士兵是接到一个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牺牲了，也要坚守阵地。而商人在好象是在一个大厅，随时要注意哪个门能开，我就从哪出去。一直在寻找流动的机会，并不断进出，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听完，我就心中有数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虽然可以很勤奋的去做，但从骨子里，这不是我的比较优势。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导演：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写了台词，就问导演：可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就问主任：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了几个节目后，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阳光卫视，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较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该开始做减法了。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去。所以就开始做减法。那么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懂得市场规律的文化人，一个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时，希望能够从事更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所以可能在失败中更能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我也希望大家付出的代价不要太大，就能了解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缺陷所在。个人的成长需要明确人与自己的关系经常有人说，这个人有多重性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性格。总保持一致，不出现混乱，那我们就是神仙，不是人了。但是否可以通过成长，追求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呢？我认为是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虽然对于教育改革，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说分数教育不好了，我们要进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后来又变成了学钢琴，学画画等技能的培养。但这是不是培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未见得。我觉得最欠缺的，从幼儿园开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是人格教育。你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听到一个词是INTEGRETY，这个词就是指人格的完整性。作为人应该有尊严，有行为的准则，这恰恰是我们教育中所欠缺的部分。其实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无论人成功与否，人最大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来自精神层面的。记得采访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讲到：自己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前从未读过书，只是在家放猪。这时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出外读书，他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跟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有前途。当时他还不太愿意出去，就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妈妈说：到秋收，你就能回来看我们了。这样他就和一个远房亲戚走了。可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谈到这里，我问：“如果当年你妈妈不坚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其实我的问题是有诱导性的，我想让他说，人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会依旧很贫困这类的话。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因为他的父母是在五十年代末，活活饿死的。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在其它场合也经常说起这个故事。虽然我是1998年采访他的，过了这么多年，至今有人问我采访了这么多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时，我仍然是说他。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应该算成功，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的。但在亲情和人的伦理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前面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要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是不是还有些其它的东西，比如人格，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另外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采访就是采访王光美女士。以前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老革命。其实大家不知道，她是我国第一位核物理专业的女硕士。而且现在大家想得到的机会，当时她都有，出国留学、全额奖学金等等。但是作为当时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她有自己的追求，就毅然去了延安。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特殊的年代中。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她所经历的压力，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能把个人撕碎和吞噬掉的压力。但她并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讲到，当时刘少奇被批斗，她也在旁边陪斗。有一次批斗会，刘少奇在一个舞台的中间，被揪打得很厉害。她不顾一切地就跑过去，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挨斗。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她在巨大的灾难中所表现的原则和对自己感情的忠实。而是在特殊的年代过去之后，她给我讲到：当时她身边有个工作人员，教她小女儿唱打倒她爸爸妈妈的歌谣，并怂恿女儿当着王光美的面唱。可以想象这种设计是非常刻薄和阴毒的。我就问她：你后来找到这个人了吗？她说：我不想知道。我要是想知道，这个人会倒霉的。所以我根本不去问，不去调查这件事。因此，她也是给我极大震撼的采访人物；在受到了一个巨大的不公之后，能去宽恕，不去追究，我认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心灵的震撼和撞击，包括对我的人生观，都产生过一些非常大的影响。毋庸质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繁荣的，一切都在建设当中，是有很多的希望。人家有美国梦，我们也可以有中国梦的，这样一个时代。诸位都有很好的前景。但是目前也有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许多人是缺乏安全感的和心理平衡的。从医学上讲，恐怕也是诱发许多疾病的深层次原因。培养人格，我觉得特别是学医的人，在这方面的文化背景和熏陶中有着特别强烈的切合点。如果我们说以人为本，没有什么比医生更要以人为本了。医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作“仁术”。对于医生人格的培养，被希波克拉底和孙思邈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大家恐怕早已知道，我在这里是班门弄斧了，不过当我查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里的一段话，仍然特别感动：“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我觉得凡人成佛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我想他为医生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人格和道德要求，不用我赘言，大家都有这种心情的感应。这样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繁荣，些许有些嘈杂和混乱的社会非常有意义。我们希望看到是一个有爱心的、和谐的社会。当然这里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也在博客上写了：在这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有，被称为心的东西。那是因为前些天，看到深圳的歌手丛飞生前帮助了300多位贫困的学生来求学，但是当他去世后，有人采访这些学生的时候，有的学生就说：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呢？有记者问：丛飞去世时家庭生活也很拮据，如果当时你知道，会帮助他吗？请注意，记者问的是你当时知道的话，完全是个假设，因为他已不在人世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怎么帮他，我一月才挣三四千。说得非常理直气壮。请注意说这些话的，都是曾接受过他帮助的人。所以作为旁观者都觉得很寒心，我们这个社会真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今年 “母亲节”所在的那个星期大家看到的天下女人节目是我采访一位叫潘芏的母亲。她是吉林人，在外企做到一个中层的管理职位，收入也不错，在当地已经非常好了。她放弃了这些，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大连，开了个儿童村，收养单亲的服刑人员的子女。这里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的刑事犯罪，一半以上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犯罪中30-40%是服刑人员子女。所以她做这件事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不仅给这些孩子爱心，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增加了安定的因素。当然这些年做的很苦，而她自己的儿子，长期见不到妈妈，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请允许我哭泣”，说：我的生活太压抑了，每天那么多功课，妈妈也不在我身边，我的苦恼没机会去和人说，真想到旷野里去大哭一场。十几岁的孩子写的一篇作文，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当时就问潘芏：这边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照顾好，怎么照顾那边的孩子呢？潘芏很诚实，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走了，那边孩子又该怎么办？有一个观众说得好：这是我们社会的缺失，我们不应该让潘芏面临这么一个选择，我们的社会在做什么呢？所以这些，大家是要看人身体的疾病，我们这个社会也同样有很多疾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克服它，救治它。也正是这样一些原因，所以我希望今后将更多的时间放到公益事业方面。我成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希望推动慈善文化的普及、推动慈善的培训等等。有人问：你图什么？我觉得很难说清，你觉得有一种动力要你去做这件事，而且做了以后，心理有一种非常大的满足感。我想当你们未来，伸出你们的手把一个病人从死亡上拉回来时，不需要别人问你：你图什么，你是为了挣你那工资，当然不是，我相信，当你这么做时，你心理一定充满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快乐，我希望这种快乐被加倍放大，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在成长，这种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也许你在某种场合和时期达到了一种平衡，而平衡是短暂的，可能瞬间即逝，不断被打破。成长是无止境的，生活中很多是难以把握的，甚至爱情，你可能会变，那个人也可能会变；但是成长是可以把握的，这是对自己的承诺。我们虽然再努力也成为不了刘翔，但我们仍然能享受奔跑。可能会有人会妨碍你的成功，却没人能阻止你的成长。换句话说，这一辈子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服饰、婚丧等方面来管窥近代民俗的变迁。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2.服饰习俗的变化：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出现了“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完全欧式”。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3.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1、腊八节腊月初八吃“杂米粥”的习俗。2、冬至节冬至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食文化。诸如馄饨、饺子、汤圆、赤豆粥、黍米糕等都可作为年节食品。曾较为时兴的“冬至亚岁宴”的名目也很多，如吃冬至肉、献冬至盘、供冬至团、馄饨拜冬等。 冬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节日，据传，冬至在历史上的周代是新年元旦，曾经是个很热闹的日子。 在今天江南一带仍有：吃了冬至夜饭长一岁的说法，俗称“添岁”。3、九九重阳节溯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名称见于记载却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徭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重阳节是个历史悠久的节日，由于年代久远，节日的形成不易考察明确。因此，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重阳节俗就围绕着人们的这一时季感受展开。（《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萧放 著 中华书局） 4、中秋节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 5、清明节插柳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原来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之时。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辟邪的功用。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以却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清明既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自然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汉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因“柳”与“留”谐音，以表示挽留之意。这种习俗最早起源于《诗经.小雅.采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离别赠柳来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天中摇曳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折柳赠别”就蕴含着“春常在”的祝愿。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喻意亲人离别去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好像柳枝之随处可活。它是一种对友人的美好祝愿。古人的诗词中也大量提及折柳赠别之事。唐代权德舆诗：“新知折柳赠”，宋代姜白石诗：“别路恐无青柳枝”，明代郭登诗：“年年长自送行人，折尽边城路旁柳。”清代陈维崧词：“柳条今剩几？待折赠。”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曲，也会触动离绪。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其实，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于是借柳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寒食究竟在清明的前几日？有几种说法。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称寒食节，这样正好是清明节的前二天。唐代元稹的诗云：“初过寒食一百六”，认为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清明节与冬至本身所处的日期，就有一天的差异。因为寒食和清明的日子相近，而古人在寒食中的活动又往往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寒食和清明也就没有严格区分了。 清明前后流传着很多传统的风俗活动。如寒食赐火，清明扫墓，踏青郊游，打马球，放风筝，荡秋千，斗鸡，拔河等。这些活动随着岁月的赓续交替，社会的嬗递变化，有的习俗已被淘汰，有的仍遗留至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6、端午据统计端午节的名称在我国所有传统节日中叫法最多，达二十多个，堪称节日别名之最。如有端午节、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粽子节等等。 7、除夕守岁除夕守岁是中国人民春节时早就有的一种饶有风趣的习俗，最早是为了驱赶“百鬼”，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驱赶百鬼的含意早已荡然无存，而今已成为人们除旧迎新、合家共享天伦之乐的家庭年会了。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对“守岁”这一习俗进行了描绘，为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文化遗产。梁朝徐君倩在《共内人夜坐守岁》一诗中写道：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 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 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 勿疑鬓叉重，为待晓光摧。 这就从多个侧面反映了1400多年前人们在除夕之夜欢乐待晓的情景。 冬逐更筹尽，春随斗柄回。 寒喧一夜隔，客鬓两年摧。 则是唐朝诗人李德裕对人们除夕守岁一夜不眠的具体描述。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张说的《钦州守岁》一诗，则生动地再现了那些因公务在身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与家人团聚的远方游子在除夕之夜守岁不眠的思乡之情：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 愁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 到了宋代，除夕守岁更是盛行。大文学家苏东坡所写的“儿童强不眠，相守夜喧哗”等著名诗章，则表现了孩子们除夕守岁时的喧闹场面。至于说皇宫之内或一些富贵人家，除夕守岁也自然要比普通人家豪华得多。李世民曾以《守岁》为题写有一诗：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唐朝另一位诗人杜审言也同样写有一首《守岁》诗，把那些达官贵人守岁时谈笑风生、酒绿烛红的景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 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 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 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 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寒山寺，有一种“击钟分岁”的守岁习俗，除夕之夜的夜半时分，敲钟108下，意在消除人世间的108种烦恼。唐朝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一诗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而今天，人们在除夕之夜守岁之时，听着那寒山寺钟声的袅袅余音，无不思念起自己的亲人和远方的朋友，无不沉浸在幸福和欢乐的海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