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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学校教育中既要注重对学生的技能培训,又要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以下是我整理好的大一医学生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 要】 医学后期教育是指医学生4年级进行临床课程学习和实习的阶段,是学校教育的延续,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的过程,是由医学生到医生的过渡,随着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日趋多元化,职业道德素质已成为医疗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高校医学教育的后期应始终做到医德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培养具有良好医德的学生,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关键词】 医学生 医德教育 医学后期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预防为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原则是我国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提高医疗行业社会风尚的关键一环。而临床实习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业务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医学事业的状况和发展。因而在见习、实习阶段就注重培养他们高尚、严谨的医德医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本文就临床医学生后期学习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内涵、途径和方法进行论述。
一、对医学高等学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为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学校教育中既要注重对学生的技能培训,又要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就要求医学生将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提高到新的高度。此外,在医学教育上,临床医学生的后期教育主要以临床见习和实习为主,这就要求学生,要尽快适应新的人文科学与医学交叉的开放式医学教育体系,成为以人为本,基础、临床、预防医学知识贯通的全面型综合人才。因此,医学生后期学习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立足于脱离单纯的生物医学的思维模式,培养观察社会待人接物的人文素质,提高对患者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分析能力,学会从患者的社会背景及心理变化出发,对疾病进行全方位的诊断分析。
2.高等教育的需要
在医学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明确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高级人才作为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广义的讲,高校(包括高职)阶段,是人一生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道德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不仅是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的文化产品大量涌入,学生很容易感受到各类意识形态,广泛接触世界多元文化。各种文化之间的混合与碰撞将加剧学生成长过程中选择与确立价值观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校道德教育也必须不断深化和拓展。[1]另一方面,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许多家长把培养子女成才片面地理解为掌握文化知识,而对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则不闻不问,这一切都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能够缓解医患矛盾
目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部分医生的服务理念与思维方式仍停留在“以医为尊”、“重病轻人”等水平上,服务言行就表现出不愿向患者多解释,交往中对患者不够尊重,缺乏人文交流与情感交流。而现代医学要求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对患者多一份关爱、理解、策略和技巧,是自己素质完善的展示,也是建立协调融洽的新型医患关系的基石。因此,从实习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医学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对端正行业作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二、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
我国传统的医古文在医德教育方面从4个方面对医德教育内涵进行了总结:①对健康和生命的终极关爱;②去功利的人生价值观;③不拘成规、勇于探索的精神品格;④审慎严谨、时时自省的行医作风。[2]现阶段,我国虽然对于医德没有具体的固定模式要求,但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要求;结合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和医学类职业要求以及医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在总结多年医德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探讨医德教育应具有的内涵。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用“三义”教育统领学生医德教育: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贯穿医德教育的全过程,并置于指导地位,培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
其次,通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使学生基本掌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正确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生。并具有敬业精神,能较深刻地理解医学的人文内涵,确立正确的医学价值观,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医学行为抉择能力。
第三,进行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使医学生形成热爱人、尊重人、相信人、平等待人等品质,遵守社会公德,正直坦率、助人为乐,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医患、医护、同事间的关系。
第四,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学医的目的是对人的爱和关怀。使医学生热爱生命、尊重病人、讲求公正、追求和谐、力行善美,具有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操守。[3]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6年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医疗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技术水平,更要注重思想、道德、作风教育和法律、纪律培训……使年轻医务人员既掌握扎实的医疗技术,又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在和谐社会中,实现医者尽其能、患者医其患,医患共相依、雨水一家亲,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基本目标”。
三、医学生后期教育中医德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1.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培养人文品质。
提高医学生自身素质,加强人文修养,引入“精神助产”法,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属性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4]社会呼唤人文精神,提倡以人为本,珍视和关注生命。对医生来说,人文关怀是其最基本的服务态度。医学生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后天修养的程度决定的。少数学生沉醉于当代社会的斑斓色彩之中,疏忽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们或者尚未完全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或者社会公德的自我培养留下了缺陷。“精神助产”的要义在于:真理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内心,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而在于通过交谈和讨论,消除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唤醒学生的意识,从而发现真理,[5]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所以作为未来社会的人道主义者,在校期间必须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不断培养自己的“尊重生命、崇尚正义、爱岗敬业、心胸宽广”等人文品质。只有这样,患者在就诊时才不会感到治疗仪器的冰冷和自己的孤独无助。
2.提高带教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完善榜样示范作用。
由于当今医学生价值观念冲突加剧,价值取向多元化,传统的“高”、“大”、“全”式的榜样示范法效果弱化,甚至引起一些学生反感,[6]学生都具有向师性和模仿性的特点,教师的态度、立场观点、言行举止成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教育因素。因此,临床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带教过程中率先垂范,做到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临床上对每个患者都要做到认真、体贴、和蔼;对患者一视同仁,对尊者不卑,对贫者不傲,不以职业之便拉关系、办私事,严于律己,洁身自爱。作为一名临床医学教师,治好患者和教育好学生是同样艰巨而重要的,但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更深远。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良医,则可能造福一方;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庸医或贪医,则可能祸害一方。
3.加强学校、临床医院的合作
学校方面。在学生进入临床之前,学校应帮助他们树立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和医德观,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为他们的临床医德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课程学习中可以通过入学教育、思想品德修养课、法律基础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法制与纪律教育,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法制观。通过医学伦理学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医德原则、规范、范畴的教育,阐明医德与医术关系。同时通过“早期接触临床”,在参观医院、见习、卫生调查等活动中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接触社会、医院和服务对象,接受医德熏陶和感染,逐步懂得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医术精湛,还要有高尚的医德情操。
医院方面。医院作为医学生后期教学的执行者和管理者,对他们医德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临床中进行医德教育,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开展床边教学,结合患者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总结自身医疗服务中的经验教训;组织学生共同讨论分析违反医德规范、丧失医疗道德造成的事故和案例,从而促使学生在比较思考中定位,自觉提高医德修养,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最终促使学生把外在的医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医德信念和品质,牢牢确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价值取向。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医德育人环境,要健全医德教育的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奖惩结合,保证医德教育的顺利进行。
总之,临床实习生后期教学的医德培养教育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应该结合卫生行业的特点,采用“立体、多面教育与集体影响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专业技能实习的同时,狠抓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坚守医学人文信仰,成为“懿德善能”、“德艺双馨”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 朱 静.论高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J].职教论坛,2004(26)
2 季春元、邹 丽.医古文中的医德教育内涵[J].卫生职业教育,2007(12):28~29
3 吴海峰、张明勇.对医学生医德教育几个问题的分析与探讨[J].医学教育探索,2009(8):1013~1014
4 李凤英.融医德教育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4):106、108
5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董晓星、陈家麟.论榜样示范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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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学会在郑州召开第二届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有关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及沙门氏菌属感染,以及其他疾病论文共482篇,有代表500余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中,进行了学会换届改选,选出田庚善为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俊韬、徐肇玥、张峥为副主任委员,并成立了五个学组。郑州会议进一步修订了〈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并报卫生部正式批转全国卫生部门遵照执行。同时以会议的名义向卫生部提出防治病毒性肝炎的合理化建议,其中之一是建议成立中央领导的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加强乙肝疫苗研究及生产,诊断试剂的质控等建议。 1984年12月25~30日,学会与国家科委、卫生部病毒性肝炎专题委员会在南宁联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包括临床、流行病学、防疫、病毒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及检验等多方面的防治工作者378人出席大会。国家科委及卫生部派人参加会议,大会交流了病毒性肝炎防治研究一年来取得的成果。这次会议特点为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论文报告与专家报告相结合。在肝炎的病理学研究及乙型肝炎的防治研究方面都充分发挥了我国的特点。在肝炎的发病机理、病毒分子生理学及诊断技术的研究方面,已接近同时期世界水平。代表们普遍反映收获很大。南宁会议对《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部分条文进行补充修改,增加了病理诊断分型标准。修改后的防治方案称为南宁方案,广泛地为临床科研工作者所采用,对肝炎防治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四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于1985年12月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国家科委、卫生部及中华医学会联合召开。卫生部陈敏章副部长在会议上致开幕辞,指出这次大会既是一个学术交流会,同时又是一个六五计划肝炎科研攻关总结汇报会,也是一个七五计划防治肝炎科研工作的讨论会。他还提出:要继续提高肝炎防治水平,控制肝炎的发病。要解决检测技术及试剂标准化的有关问题等。会议报告的乙肝血源疫苗的研究,乙肝母婴传播及疫苗阻断的研究等,均达到国际及国内的先进水平。本次会议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是卫生行政领导、科研管理与各方面从事肝炎研究的基础与临床的专家学者相结合,医学会当好参谋助手取得成功的一次学术会议,为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模式取得新的经验。1986年3月我会与卫生部病毒性肝炎专题委员会在河南郑州联合召开了全国非甲非乙型肝炎动物模型学术会议,为卫生部拟订了七五计划攻关课题提出招标方案。1986年9月我会出血热学组在南京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学术会议,并讨论修订了流行性出血热防治方案中有关临床部分的章节,报送卫生部。其他学组也都进行了小型的学术活动。 1987年11月我会与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在湖北宜昌市联合召开第五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共收到稿件1308篇。这次会议对病毒性肝炎治疗无论西医或中西医结合方法均有很大发展,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在大会期间,在中华医学会的支持下进行换届改选,经过充分讨论,委员会一致表示对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满意,同意第二届委员会主委及副主委继续连任第三届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并增补王爱霞、曹维霁两名副主任委员。在第二届委员会期间,除成功地开好几次大型学术会议外,还多次举办了各种小型及中型学术交流运动。如1983年在承德市召开了肝炎药物疗效评价会议,1985年在苏州召开了第二次肝炎药物疗效评价会议,1986年在广州市召开了第三次肝炎药物疗效评价会议。此外,我会对继续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先后曾多次举办有关传染病或病毒性肝炎学习班。如1983年在沈阳,1985年在沈阳,1987年在宜昌,1988年在秦皇岛市举办主治医师以上学习班,介绍了当前重要传染病或肝炎各方面的新进展,将最新信息传达到各省市实际工作中去,及时推广诊断治疗的新方法,扩大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 1989年召开了第六次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1990年中国科协组织由我学会牵头、各学会参加的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对我国各型病毒性肝炎的发病、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进行了经验总结,并且在会议上起草了向中央及卫生部提出防治病毒性肝炎的建议书。这些建议被卫生部采纳,为此我会曾获得中国科协授予的优质建议一等奖。各学组如寄生虫病学组、出血热学组、小儿肝炎及感染学组,老年肝炎及感染学组亦均有多次中小型的学术活动。另外,我会还举办了多次专题学术会议。如1990年召开了第一次先锋美他醇临床应用研讨会,阿糖腺苷临床应用研讨会,干扰素临床应用研讨会等。这些专题研讨会对临床指导用药均取得较好的效果。199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检阅了四年来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取得的进展。包括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及其他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有关研究,代表了国内先进水平。在大会期间同时进行了换届改选,选举汪俊韬为主任委员,王爱霞、崔振宇、邬祥惠、董祥家、许炽熛为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委员会对学组同时进行了调整,组成在京常委工作班子,与总会学术会务部密切配合开展学会日常工作。第四届委员会期间曾先后召开三届中日化学疗法研讨会,中日双方讨论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厌氧菌、脆弱拟杆菌等治疗药物的研究及其机理,呼吸道、泌尿道、肠道、性传播疾病以及小儿感染症抗感染化疗的新进展以及我国对寄生虫病、真菌病抗感染化疗和难治性感染症的诊断及治疗。每届研讨会选题都是临床遇到的难题,临床医师从中可得到宝贵经验及启迪。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总会决定在1992年11月1~5日期间召开中日医学大会。根据总会的要求,我会与日本感染症学会举办中日感染症学术会议,交流一天半时间。对病毒性肝炎进行了学术交流,同时还会同检验学会等一起与日本肝炎专家进行研讨,对两国在感染性疾病、肝炎研究等方面的当代水平进行了广泛交流。 全国第七次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于1993年在南京召开,反映了我国肝炎研究的现状及所取得的新进展。 1994年9月16~18日在我国黄山召开了世界华人肝病学术研讨会。此会以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为主,我会为辅,共同组成筹备组进行工作。虽然我会为配角,但为保证这次涉外会议的圆满成功,我会在京常委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投入筹备组工作,使这次会议进展顺利。两个学会不分彼此,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携手努力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94年10月我会出血热学组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流行性出血热学术会议。在会议正式召开的一年前,学组在北京曾召开工作会议,论证各地专家研究课题26项,从而使会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这种事先召开准备会议的做法,是一次新的成功尝试。会议对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原分子生物、发病机理、疫苗、流行病学研究以及诊断治疗均有很多新成果。 1994年老年感染性疾病、肝病学组在厦门召开了第五次老年感染性疾病肝病学术会议。第四届委员会期间在广州召开了单磷酸阿糖腺苷专题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对此药品深入研究。1995年5月4~6日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同时进行换届改选。会议交流了从第四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以来,国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研究的进展,大会以专题报告、论文交流和讨论,以及专家答疑形式进行交流。根据近年来病毒性肝炎的研究进展,对《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进行较大的修改。会上改选新一届学会委员会,聘请汪俊韬教授为名誉主任委员,选举王爱霞教授为主任委员,斯崇文为第一副主任委员,邬祥惠、许炽熛和皇甫玉珊为副主任委员。 1999年6月在天津召开第六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同时进行换届选举。会议交流了从第五次会议以来的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的主要进展。会上改选新一届学会委员,聘请皇甫玉珊教授、邬祥惠教授、徐炽标教授为顾问,选举斯崇文教授为主任委员,王爱霞教授,徐道振教授、翁心华教授为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与肝病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第十次病毒性肝炎和肝病学术会议于2001年在陕西西安市成功举办。参加代表1400余人,为本会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同时,对于《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进行了修订。由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举办的全国第七次感染病学术会议于2001年11月24-26日在上海市举行。由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小儿肝病学组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小儿肝病学术会议于2000年在广西南宁市成功举行。2001年小儿肝病学组在温州召开阻断乙肝病毒母婴传播学术会议,肾综合症出血热学组在长沙召开了全国肾综合症出血热学术会议,2001年10月与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在大连市联合召开了新的和严重的传染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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