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虫虫的橘子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1901-1981），当代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争议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他著述丰富，见解独到，影响遍及（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哲学、电影研究等领域。 1901年4月13日，雅克-玛丽·爱弥尔·拉康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他的父系曾是巴黎西南部奥尔良地区著名的食用醋生产商，到父亲这里生意移到巴黎；他的母亲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金匠家庭，拉康是他们的长子，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 他早年进入天主教会学校斯坦尼斯拉斯中学读书，爱上哲学，中学就开始阅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著作，成为“无神论者”。日后对体制和权威的反叛初见端倪。 拉康中学毕业进入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精神病学。因接触超现实主义、1931年阅读弗洛伊德著作，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1900年弗洛伊德《释梦》出版，精神分析学正式诞生。1902年，维也纳“星期三心理学社”成立，每周三在弗洛伊德家里讨论精神分析的技术和理论问题，开始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只有5人，追随者逐渐增加。1910年，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IPA)成立。法国的精神病学明确反精神分析，直到1926年，玛丽·波拿马、鲁道夫·洛文斯坦因等人成立 巴黎精神分析学会 （Paris Psychoanalytic Society，SPP），学会是国际协会的地方分会。 1932年6月，拉康开始定期接受洛文斯坦因的分析，分析持续了六年之久。 1932年9月，拉康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论妄想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其大半篇幅是埃梅病例的分析。1931年，埃梅生活受挫，预谋刺杀素不相识的巴黎女明星Z夫人。拉康依据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自我理论，解释说埃梅将理想形象投射到Z夫人身上，使其扮演迫害者的角色，然后对其施以猛烈的攻击，这样，“她就回避了面对自己悲惨的现实，否认了现实的对象，从而保护了自己的理想形象”。埃梅的妄想症是“自罚妄想症”，攻击Z夫人使她成为罪犯，也攻击了自己。 拉康女弟子鲁迪奈斯科在本源意义上定位拉康和埃梅的关系： 1934年1月，拉康与玛丽-路易斯·布隆汀结婚。5月，开始从事分析师工作。11月，加入巴黎精神分析学会。 1934年至1937年间，拉康参加了亚历山大·科耶夫在巴黎举办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讨班，这让他找到了重述弗洛伊德理论的新角度。 1936年8月，拉康出席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捷克马里安巴德的第十四届年会，在会上作关于《镜像阶段》的发言，因为超时，发言被会议主席欧内斯特·琼斯打断。对于此事，拉康一生耿耿于怀。结果他没有向大会提交论文提要，这篇论文缺席了。 1937年1月，拉康和布隆汀第一个孩子卡洛琳出生。1938年底，他与好友乔治·巴塔耶之妻、电影明星西尔维娅·马克勒斯发生恋情。 1941年7月，西尔维娅生下拉康的女儿，取名朱迪丝，但父姓随巴塔耶。同年12月，拉康与布隆汀离婚。而西尔维娅与巴塔耶的婚姻关系1946年才正式解除。1953年，拉康才与西尔维娅正式结婚。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军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23日，流亡英国的弗洛伊德逝世。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9年7月，拉康出席苏黎世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提交论文《镜像阶段作为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这一论文是对1936年版本的重新阐释。这一次，他得以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发言没有被打断。此时，国际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移到美国，自我心理学成为主流学派，代表人物安娜·弗洛伊德、海因兹·哈特曼、恩斯特·克里斯、洛文斯坦因。 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矛盾重重，硝烟弥漫：关于业余分析师（非医学出身）的实践资格问题，争论时有发生；萨卡·纳什特1949年当选主席后，立即改革学会建制，独揽大权；而拉康的“弹性时间会谈”违背国际上通行的技术规则，饱受争议。 1953年1月20日，拉康当选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主席。6月16日被弹劾，宣布退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并加入了丹尼尔·拉加什、弗朗索瓦·多尔多等人成立的 法国精神分析学会 （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APF）。 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成就了拉康事业中的第一次辉煌。 1953年7月8日，他在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第一次科学会议上作题为《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第一次阐述他的“三界理论”，并第一次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 所谓回到弗洛伊德，“回到弗洛伊德的意义，就是向弗洛伊德的意义的返回”。拉康认为，自我心理学片面理解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带入了黑暗的深渊。关于自我概念，弗洛伊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自我心理学修正了“现实的自我”，认为自我并非本我的产物，而是和本我一样原始，也是从一种“未分化的基质”中分化出来的。自我心理学视自我为一种防御机能和整合功能，是一个“没有冲突的领域”（哈特曼），并且把坚固自我的防御功能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根本目标。 拉康继承了“自恋的自我”，认为自我是依赖于异己的镜像而产生的，自我的所谓自主性其实是镜像认同的产物，而这个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误认，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人。因而分析的目标根本在于让主体穿越自我的幻想，直视自己的欲望的真相，在语言的秩序中辨认出主体的位置。 可以说，“回到弗洛伊德”有着政治图谋，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话语即权力”。 同年9月26-27日，拉康在罗马的国际罗曼语精神分析学家大会上作题为《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的学术报告，俗称《罗马报告》，为自己的弹性时间会谈作理论辩护。 11月18日，他在圣安娜医院开始了他著名的研讨班，研讨班定在每年12月至次年6月的每周三举行，以纪念弗洛伊德的“星期三心理学社”。圣安娜医院时期，拉康采取科耶夫阅读黑格尔的模式，挪用索绪尔、雅各布森的理论，对弗洛伊德的文本进行了创造性重读。 然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不承认法国精神分析学会，法国唯一被承认的是巴黎精神分析学会。脱离巴黎学会，也就脱离了国际协会。国际协会可以容忍理论上的创新和分歧，甚至可以容忍由此而导致的分裂，但绝不容忍技术上的擅自背离，国际协会的技术规则乃是维系这个帝国统一的一个象征。拉康的“短时会谈”技术成了法国学会申请加入国际协会的一大障碍。 1963年10月13日，法国精神分析学会迫于压力，将拉康从培训分析师名单上除名。 1964年1月15日，第11期研讨班易地巴黎高师开讲，题目为《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自此，拉康在回归的名义下走向了对弗洛伊德的“超越”，以自己的概念和逻辑来挖掘弗洛伊德理论中所没有言及或未能言尽的东西，并对圣安娜医院时期的古典拉康进行了重新阐释。 同年6月21日，拉康宣布“只身一人”创立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三个月后更名为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EEP）。法国精神分析运动迎来了第二次分裂。 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再次将拉康的事业推向巅峰。 1966年11月，长达900多页的《文集》出版，拉康社会声誉大为提高。《文集》收录了拉康写于1936-1965年的各类文章28篇，但没有完全依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采用了回溯性的建构方式。拉康坚信自己早在30年代就“已然”是一个成熟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家。以《镜像阶段》为例，因1936年的文字稿遗失，拉康便将1949的版本放在1936年的位置，以“历史伪装”的方式让自己的思想系统化，让自己的理论呈现出早熟的征兆。 历史惊人地相似。1967年，拉康在学派提出“通关”程序，改革精神分析培训方式，引发了诸多不满。1969年1月底，皮埃尔、瓦拉布热加、奥拉格尼埃等人退出学派，成立“第四小组”，又称 “法语精神分析组织” ，是为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第三次分裂。三次分裂的焦点都集中在精神分析的培训问题上，只是这一次，拉康不再是受到驱逐的一方。 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之后，精神分析成为社会现象。巴黎第八大学，即文森大学成立，福柯成为哲学系主任，哲学系下面另设精神分析学系，这在法国大学建制史、精神分析学史上前所未有，其系主任为在拉康学派受到冷落的勒克莱尔，老师全部来自拉康学派（法国学会、巴黎学会的许多分析家到了巴黎第七和第五大学，但两所大学没有单独的精神分析学系）。 1969年3月，巴黎高师对拉康下逐客令。11月26日，17期研讨班移师先贤祠对面的法学院，研讨班时间改为每个月的第2、3个周三，但后来这个惯例没有严格遵守。这一时期，拉康径直以“回到拉康”作为目标去完成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1972年， 雅克-阿兰·米勒 开始替拉康整理出版研讨班讲演。米勒原为巴黎高师哲学系学生，因激进表述阅读拉康不必参考弗洛伊德而受到赏识，他曾替《文集》编写“索引”，1966年同朱迪丝结婚，成了拉康的乘龙快婿。1974年，已经是文森大学精神分析学系副主任的米勒提倡改组，攫取了领导权，拉康成为精神分析学系科学委员会主任。 米勒在拉康的纵容和支持下专权，在学派内部引起了极大不满，建制大厦摇摇欲坠。结构主义已成明日黄花，拉康也成了前浪，受到学派外部的攻击。 内外交困之下，1980年1月5日，拉康在致学派成员的公开信中宣布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2月21日，向想要继续追随他的人宣布他将创立“弗洛伊德事业”。10月22日，“弗洛伊德事业”正式创立，米勒成为钦定的接班人。 1981年6月，埃梅去世，她就像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串联着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命运开始和终结的两个端点。9月9日，星期三，拉康逝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很固执……我正在消失”。 1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肖恩·霍默：《导读拉康》，李新雨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幸福、定格
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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