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的论文

谷镜汧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尸体解剖。1950年，他在《大众医学》、《中华病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起签名运动，促进知名的科学家、社会名流生前立下遗言，志愿死后作尸体解剖。他在上海市政协会上多次发言，申述开展尸检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临床学家的密切配合，使教研室尸检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从未有过间断。这也为临床、教学、科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提供了珍贵的病理标本。他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流规模庞大、病种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他在身处逆境、惨遭迫害，身患重病的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死后遗体要做解剖的诺言，叮嘱亲属将其遗体送去解剖，查找病变和病因。 谷镜汧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国内”、“理论联系实际”、“洋为中用”。他着重研究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常见病多发病，希望解决中国自己的科研难题，从而建立中国自己的医学科学学派和科研梯队。早年他的科研兴趣十分广泛。1930年代留学欧美时，他接触到淀粉样变的实验研究。谷镜汧不是一个一味追随别人，亦步亦趋的人，他的研究着眼于此病为何在西方人中发病多，在中国则甚少。经过研究，他发现淀粉样变的发病与膳食组成成分有一定关系，由于西方人的食物高脂肪、高蛋白质，而中国人则以植物蛋白质或素食为主，这种膳食成分的差异与该病发病有一定关系。1939～1941年在昆明，他对当地高发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亲自去屠宰场收集大量猪和山羊的甲状腺肿标本，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他潜心观察和研究克汀病，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最后完成了国内当时惟一的有关克汀病病理变化的论文。1942～1944年，他在宜宾同济大学执教时，对流行于川南的痹病进行了研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亲自动手，饲喂动物，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研究，最后终于揭开了痹病的真正原因——食盐中的硫酸钡中毒。1950年代以后，他多次参加中国新发现疾病的研究，如1962年研究江西湖口病的病因，经多学科综合研究发现该病与当地农药中的有机汞中毒有关。他不远千里，多次了解和亲自观察克山病尸检的标本切片，参加全国克山病病因研究讨论会并发表了自己对该病病因的看法。在谷镜汧的科研实践中，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血吸虫病病理研究，结核病的病理和发病机制研究，以及肝炎、肝硬变、肝癌的研究3个方面。 1950年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是日本血吸虫病高发地区。谷镜汧组织和领导的科研力量，对血吸虫病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早在1950年代初，谷镜汧从血吸虫病病理尸检材料入手，亲自整理和分析了近100例尸检资料，撰写了《血吸虫病的病理变化》、《晚期日本血吸虫病的病变》等文章。这些论文系统而细致地揭示了该病在全身各脏器的病理变化，是迄今世界上对日本血吸虫病病变最全面最详尽的文献。在此基础上，他指导应越英完成关于脑血吸虫病的研究；指导程德成等进行血吸虫病引起的先天性侏儒的研究；以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利用实验动物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包括幼虫在动物体内穿行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又在尸体皮肤上观察尾蚴入侵的过程。1963年，他对血吸虫病肝硬变发病机制的研究，达到了他对血吸虫病研究的“高峰”。他一方面进行动物实验，一方面利用尸检标本进行塑料灌注和病变的立体重建，分析和研究晚期血吸虫病在肝内门静脉分支系统中一系列细致的病理变化。结果证明，晚期血吸虫病时，大量虫卵堆积于门静脉分支的入口静脉处，引起肝内门静脉区周围高度纤维化，使门静脉血液在进入肝窦之前即发生阻塞——所谓窦前阻塞。由此而产生的门静脉高压要比一般肝硬变出现得早，食管静脉曲张、脾肿大、腹水等的程度也更严重（因为一般的肝硬变中的门静脉高压系由窦后阻塞或其他原因所致）。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晚期血吸虫病门静脉高压症起到重要作用。 谷镜汧对结核病病理形态及形态发生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从1950年代起，临床上开始使用一系列抗痨新药，如键霉素、异烟肼等，胸外科也大力开展肺叶、肺段切除术，他对如何控制结核菌株，以及空洞治疗机理、结核球的处理等问题很感兴趣，组织了教研室一批骨干力量，亲自带头与临床学家吴绍青、崔祥宾，微生物学家郑子颖，组成多学科协作组，针对临床提出的以上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相互配合，解决了防治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他们研究胸外科切除的肺结核标本，发现经过以上药物治疗后，结核性空洞吸收加快，肉芽组织丰富，还可以发生开放性愈合。他们认为，近年来结核球病例的增多，患者年龄的变小，稳定性的增高也可能与抗痨药物的广泛使用有关。谷镜汧认为无论从临床角度还是从病理角度看，结核球尽管是一种局限性病变，但还是手术的适应证。键霉素治疗可能导致结核性脑膜炎后期粘连并发脑积水，谷镜汧对此也提出了有力的证据。对结核杆菌耐药性问题，他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小鼠经敏感菌株感染后，异菸肼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受耐异菸肼菌株感染后，则无疗效可见。谷镜汧与临床肺科专家的合作也成为科研协作中的良好典范。 1960年代以前，许多肝脏疾病的根本性问题（如肝硬变的病因学，肝硬变的分类，中国究竟是哪一类肝硬变为主，病因为何）尚未澄清，肝炎的病毒学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肝炎如何引起肝硬变，肝硬变与肝癌是什么关系等也不清楚。195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临床认识的提高，一方面由于中国流行性肝炎，实际发病数也有增加。1960年代初，又出现原因不明的“肝肿大”，肝硬变、原发性肝癌病例逐渐增多，这些情况引起谷镜汧的严重关注。他首先注意到，西方人中的门静脉性肝硬变绝大多数与饮酒有关，即所谓酒精性肝硬变，是以肝脂肪变为基础病变的。而中国的肝硬变情况就不同，他逐一复查了上百例肝硬变尸检标本，排除了酒精性肝硬变的可能。他在《原发性肝癌》一文中指出，中国人的肝硬变中与传染性肝炎最有关系的是坏死后性肝硬变，其次是混合性，再次则是门静脉性。同时又指出传染性肝炎能引起各种类型的肝硬变，并通过肝（或胆管）细胞的增生、间变，最后发生癌变。因此，他认为传染性肝炎与原发性肝癌的病因学关系值得重视。此外，他在该论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血吸虫性肝硬变只引起肝细胞严重的萎缩，一般无肝细胞增生，更没有癌变的可能，从而排除了血吸虫病与肝癌的病因学联系。这篇总结了107例尸检原发性肝癌的科研论文，反映了自1938～1960年上海市全部3498例尸检中肝癌病例的病理学，也反映了中国原发性肝癌病理形态学及病因学的基本情况。因此，当该论文在第八届莫斯科世界肿瘤会议上宣读时，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该文是国内最早全面提出肝炎与肝癌在病因学上联系的论著。

1898年10月23日生于上海。1912—1915年在上海民立女子中学学习并毕业。1915—1924年在上海清心女子中学学习并毕业，中途二次辍学。1924—1927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并毕业。1927—1932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并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接受上海沪江大学理学士学位。1932—1934年任北平协和医院儿科住院医师。1934—1937年任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儿科主任。1937—1940年任上海难童医院医务主任。1940—1953年任上海儿童医院医务主任和上海同德医学院儿科兼职教授。1947—1948年到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进修。1953—1982年任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兼医务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系副主任、儿科教授。1982—1998年任上海市儿童医院名誉院长。1998年8月2日因肺炎在上海逝世。苏祖斐，1898年10月23日生于上海。曾祖父从福建汀州迁沪，三代经商。外祖父是福建同安人，亦经商。她出生之年正值戊戌变法。她父母接受新思想，向往改革，热心教育。她父亲敬仰俄国女革命家索菲亚（1853～1881）；索菲亚一译“苏斐亚”，她在排行中值“祖”字辈，她父亲就给她取名祖斐。后来她的大学同学常将她的名字误写为“苏祖裴”，但写着“苏祖裴收”的邮件邮局都能准确投递，寄给“苏祖裴”的汇款她也能顺利领取。她在家中排行第三，但双生兄姐不到周岁即先后天折。她以下有弟弟6人。她父亲也是商人，为人急公好义，热心教育，毁家兴学，与叔父开办民立上海中学，又资助姑母开办民立女子中学。母亲求知欲强，30岁后尚人女塾求学，曾开办民立幼童学校。1915年，苏祖斐毕业于民立女子中学。在民立女子中学时，从词曲大家吴梅（瞿安）学习语文，一度爱好文学。毕业后因觉英文水平太差，又入清心女子高等中学学习，中途因母病父逝等辍学2次。1924年毕业并考取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因江浙之战交通阻断，遂转入沪江大学。沪江大学学风严肃而和睦。她在中学未学过化学，数学学得也少，入大学后努力补习才跟上课程。生物学则成绩优秀。她母亲患内痔经常出血，一次因失血过多而出现心率加快，庸医误诊为心脏病，投以洋地黄溶液，母亲用药中毒几死；做内痔手术后又发生高热。1919年流行性感冒肆虐全球，她一家四人（包括她自己）染病，父亲愈后复发，因肺炎不治病逝。这些都促使她下决心学医。在沪江大学学习时即决心投考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按协和医学院入学考试的要求作好准备，如协和医学院要求学生学过两门外语，她就又学习法语。1927年她虚报年龄为24岁（规定的最高报名年龄限制），在上海考场参加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被录取。1928年获沪江大学理学士学位。第二学年学习细菌学时，写成一篇论文：《白喉毒素，抗毒素与类毒素的比较》，教授认为该文有临床应用价值，即推荐给《中华医学杂志》。1930年该文发表，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医学论文。儿科学由祝慎之主讲，她听讲后对课程极感兴趣，决心从事儿科专业。1934年她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留协和医院担任住院医师2年。她注意到当时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营养不足，身体抵抗力很差，患儿病死率高，所以，后来特别重视儿童营养，在以后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一直把儿童营养作为重点。又注意到如果婴幼儿得不到足够的照顾，终日平卧在床便容易出现肺炎，经常给患儿改变体位后肺炎发生率和病死率大为减少，因此，又十分重视护理工作。她在传染科工作时，曾遇一位54岁的女性白喉患者在开业医处未得及时诊治，终因喉头堵塞，未及气管切开，窒息而死，深感预防和早期诊治的必要性，便写了一篇短文《白喉可以预防吗？》，投到《世界日报》的一个副刊——“丙寅医刊”，被刊用；这件事使她深切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1934年应聘到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工作。1937年后一直在上海任职。1950年中华医学会总会迁京，她被选为上海分会会长，并主持成立多个分科学会的上海分会。总会在沪留下大批图书，在苏祖斐努力之下，这些图书归属上海分会图书馆，图书馆公开对全市、全国医务工作者开放。上海分会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在全国医学图书馆中仅次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当时上海各医疗机构对传染性肝炎的检验方法不统一，上海分会组织专家讨论编写《肝炎防治手册》，由姚光弼执笔，苏祖斐作序。1954～1985年她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1985年后任名誉顾问。1952年曾参加第三批志愿医疗手术队赴长春，帮助提高长春军医大儿科的质量，负责儿童营养学教学。文化大革命中，苏祖斐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经常受到批斗，每月只领到生活费40元，她家长期雇有一位帮助做家务的保姆，月工资25元，造反派命令保姆的工资分文不可少付，于是她自己只剩下15元度日。她家被抄两次，一些珍贵的纪念品被掠走；她家的私房被没收，先人坟墓被毁。直至“四人帮”粉碎后，才恢复原薪金。1982年任上海市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在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生物化学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优生保护法专家咨询组、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上海地区托儿所协会、上海医学卫生海外联谊会、上海市静安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国儿童食品学会营养临床学组、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少年儿童营养基金会、沪江大学校友会、中国妇联、上海妇联等机构任职。1998年8月2日因肺炎在沪去世。苏祖斐终生未婚，以三弟之子肇伉为己子。肇伉夫妇也是儿科医师，而且均是科主任和教授。湘雅医院193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聘她到长沙湘雅医院担任儿科主任。下决心接受新职之前她征求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格兰特〔前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格兰特的意见，格兰特主张她接受聘请，她便启程赴湘。当时湘雅医院的儿科处于草创阶段，有一个30张病床儿科病区，但因无人负责，病区内不但没收治患儿，反而住满了成年患者。苏祖斐到任之后，正式建儿科专业和名副其实的儿科病区。她不仅要负责门诊、病房的临床工作，还要教医学生和培养护士。经她培养的梁觉如、杨显素医师后来都成为儿科学骨干。经她整顿之后湘雅医院的儿科工作走向正轨，赢得家长的信任，医院附近教会学校的华籍、美籍员工子女有病，都来医院就诊。儿科的医疗质量逐渐提高，三年内住院患儿仅死亡三人。1936年冬，流行性脑膜炎在长沙流行，患者中儿童占了多数。那时还没有抗生素，治疗主要依靠抗血清。医院为此开设儿科第二病区，苏祖斐主持两个病区的工作，带领几位医师日夜辛劳，数月后疫情才被扑灭。她将治疗过程写成总结报告。她又创办儿童保健会，先后入会儿童计100多人，每人每年交纳一元会费，便可以就诊12次，每次都测量身高、体重；医院并对入会儿童进行预防接种和卫生知识宣传。她将这些生长发育测量数据统计整理，写成论文《湖南儿童生长发育》。她在湘雅医院时工作极为繁忙，除门诊、病房工作外，还要给医学院和护校的学生上课，星期天又进行湖南橘柚维生素C的研究。儿童医院1937年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同意苏祖斐前去进修，她向湘雅医院请了假，准备经上海赴美国。8月12日她回到上海。第二天日军进攻上海，这就是“八一三”事变。上海的难民收容所收容了大批难民，她决心留在上海为难童服务。1937年12月，儿科专家富文寿创办设有病床100张的难童医院，自任院长，请苏祖斐任医务主任。当时难童体质极差，易罹患各种疾病，难民收容所每天都要往医院送5～6名患儿，这些患儿病情多很严重，医院开办第一个月内住院难童即死亡60人。她到任后拟定各种规章制度，尽力使医院工作正规化。她发现难童中营养不良性疾病很多，这事实更使她深切认识到营养对健康的重要性。1940年7月，富文寿将难童医院改组为上海儿童医院，他仍担任院长，苏祖斐仍任医务主任。上海儿童医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儿童医院，招收了许多同德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建立起坚强的技术力量，医疗质量可与当时的教会医院媲美，医院声誉日隆。医院改组后迁香山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称香山路儿童医院。抗战后期她又自己开设诊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社会活动较多，诊所经常停业，不久即停办。1946年富文寿赴美进修，苏祖斐代理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之职。1947年7月苏祖斐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到纽约参加第五届国际儿科会议。会后随团参观了美国中西部的儿科中心。随即到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在旧金山她与富文寿进行了交班。抗战期间，信息交流受阻，她在美国见到、听到种种新进展，顿觉耳目一新。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并争取到生物化学实验室学习技术，准备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又学习了3∶2∶1液（3份5%葡萄糖溶液、2份生理盐水、1份1/6M乳酸溶液）治疗婴儿腹泻的方法，回国推广。曾在纽约法制医院学习“婴幼儿发育诊断”。1948年9月回到上海儿童医院。她在美国学习了用链霉素和噻唑砜治疗结核性脑膜炎的化学疗法，回国时又带回一些噻唑砜。她在上海试用这种新疗法，治愈率达90%。这是国内首次治愈结核性脑膜炎。治疗经验写入论文《儿童结核性脑膜炎联合疗法》，发表于1950年的《中华儿科杂志》创刊号上。50年代，她曾任中国儿童结核性脑膜炎科研计划的指导者。1953年上海儿童医院申请由政府接办，与上海市儿童保健院合并，迁往康定路新址，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学生的实习基地——上海市儿童医院。苏祖斐任副院长兼医务主任。她又曾任上海市第六、第二人民医院的儿科顾问和上海市儿科总顾问。50年代初上海儿科医师奇缺，卫生局委托上海市儿童医院将60名条件合适的护士长培训为儿科医师，富文寿与苏祖斐负责教学。她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一直负担教学任务。1940～1953年任上海同德医学院兼职儿科教授，以后又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副主任、教授。1978年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营养研究室成立后，她已年过八旬，仍亲自带研究生2名。50年代，中国南方血吸虫病严重流行，患者中儿童占1/3。1954～1955年苏祖斐带领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同学到沪、浙乡间从事血吸虫病的防治，证实酒石酸锑钾20天长程疗法最有效，南瓜子糖浆疗效不佳。也曾试用锑58肌肉注射，证明其疗效并不明显。她与同事根据400多个病例写成论文《儿童时期血吸虫病》，详细分析了儿童血吸虫病的分型和转归。后来她被推举为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委员。1985年上海市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她被记大功一次。 1957～1958年麻疹在全中国流行，上海在儿童医院开设了80张麻疹病床。因为麻疹病例以前一向不收住院，所以，许多儿科医师也不曾观察过麻疹发病的全过程。苏祖斐认为麻疹不能透发的原因是心血管功能不良，便大胆地给这样的患儿使用毒毛旋花素K，用药后皮疹透发，患儿一般情况好转，肺炎等并发症不再发生。这个经验在上海、浙江推广，收到很好的效果。1959年她在全国急性传染病会议上宣读论文《麻疹的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号召西医在职或离职学习中医。1958年苏祖斐参加学习班学习中医后与中医师徐蔚霖合作撰写中西医结合的《儿科临床手册》。该书于1959年出版，很受读者欢迎，曾多次再版。 1963年苏祖斐与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谈家桢合作分析一例先天愚型患儿的染色体，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于《中华儿科杂志》，这种研究在中国是首例。 “文化大革命”中，苏祖斐与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备受迫害，工作难以正常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参阅大量中外文献，写成综述11篇，内容涉及营养和代谢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