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医学杂志赵洪锋论文

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即使存在过曾经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中国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个人们反复追寻的千古之谜。中华起源有很多传说，部分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成文字，汉朝司马迁又把文字和传说凝固为历史：“夏”即中华第一王朝，中国的起点。传说夏朝起源于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九年而无果，于是子承父业，大禹带领民众、采用疏导的方法，历经十三年，最终功成。于是大禹成为九州共主，中国第一个王朝夏诞生了。然而，最近一百来年考古学家们活跃又有成效的工作并未发现夏朝存在的可靠证据。夏，真是最早的王权中国吗？它何以崛起？又出现在哪里？几千年前的大洪水2016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家吴庆龙博士等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说找到了大禹治水的证据，这引起了世界各地人民极大的兴趣。他们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约三千九百二十年前，黄河上游青海和甘肃交界之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黄河沿岸的一些早期人类聚落在这次地震中受到毁灭性打击,例如位于青海海东市的喇家遗址。这个遗址的主体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四千年前应该算得上个挺大的村庄，位于黄河边的二阶平台之上。某天的黄昏，突然天崩地裂，正在窑洞里做饭的喇家人就这样被崩裂的山体埋葬了，留下各式各样死前的挣扎，还有煮熟的面条，成为今天的旅游者参观和感慨的“东方庞贝”。同一场地震也摧毁了喇家沿着黄河往上走25公里的积石峡，大规模山体滑坡堵塞了积石峡段的黄河。根据吴博士等科学家的估计，这个由滑坡造成的坝体高于黄河正常水面约200米，这道坝可将黄河水拦住六到九个月，形成可蓄水12～17立方千米的巨型堰塞湖（大约为半个三峡的库容）。不久，黄河水最终没过坝顶，冲垮这道滑坡坝，迅速形成滔天洪水，给黄河下游造成极大的冲击。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不远处的喇家遗址，科学家们的确在这里找到了被洪水浸泡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吴博士等科学家们讲述的都是坚实的科学事实。接下来，作者跳过了历史学家千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学家百年的田野调查，开始了直接连接大洪水科学证据和大禹治水传说的浪漫想象。他们认为，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可以在24小时内释放出11～16立方千米洪水，达到每秒40万立方米的水量，对黄河下游两千公里造成极大的洪峰冲击，造成史书中所记载的“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的局面，破坏了黄河流域脆弱的文明，于是治水英雄大禹就因此产生了。多年治水的结果就催生了夏王朝的诞生，年份应该是约三千九百年前。然而，由一场偶发的洪水就催生王权国家的诞生，听上去更像是童话，但并不符合逻辑。吴博士等人的论文也并未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分析把这个逻辑链结实地串起来。历史其实有很多其他可能性。治水和王权国家起源自从地球走出冰河期进入气候温暖的全新世以来，世界各地山峦之巅的冰雪逐渐融化，早期几千年经常是大雨滂沱，导致海平面上升了一百多米。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走向农耕社会的人必须学会对付的一个恶魔就是洪水。洪水一定出现过无数多次，每次都需要也都可能出现领导大家与水斗争的英雄。因此，大洪水传说和英雄壮举在所有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版本。但由于治水而诞生王权国家最令人信服的案例只有古埃及。更多的早期国家是由于人口压力导致资源争夺的战争以及内部控制这样的强制性元素而形成的。尼罗河是古埃及文明的母亲河，那里的农耕社会大约于八千多年前开始，青铜时代于约距今五千两百年前的奈加代文化晚期（Naqada III）开始。由于尼罗河每年都泛滥，这里在王国之前就出现了小型人造堤坝和排水系统。预测和控制洪水、水利系统的建造和维护都需要很多经验和知识，这样的工程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个小部落很难承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多部落的合作是必须的，并且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必须年年合作才能生存。古埃及建造的尼罗河河水丈量仪。因此由于治水而形成广域王国在埃及就是一件很符合逻辑的事，只需要正确的人出现。第一个统一尼罗河上下游部落的王名叫Menes，他于约距今五千一百年前在尼罗河流域建立了第一个农耕王朝国家，都城在尼罗河中上游的阿拜多斯城（Abydos）。之后约两百年，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出现了。考古发现，古埃及上下流域的部落统一成一个王权国家后，水利系统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这和广域王国的资源集中和调配能力是分不开的，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农耕人都受益，也造就了一批天文、水文和数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灿烂的古埃及科学和技术。值得强调的是，古埃及尼罗河的洪水是一年一次高频发生的，于是成立一个跨大区域的、常规性的体制，也即王权国家对各部落合作治水、收税征集民工等很有必要。后来，王权国家增加了抵抗外敌的功能。但是，黄河流域的洪水并没有固定周期，每有偶发洪水来临之时各部落间的合作只可能是暂时的，一旦使命完成，合作关系就可以解体。可以想象，临时的治水领袖在中国几千年新石器阶段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出现过多次，他可能是受人们尊重和怀念的部落领袖，但这并不是成为广域王权国家之王的必要条件。以四千年前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把黄河流域上下几千里的民众组织起来一定是旷日持久的事情，对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这种万年难遇的、非常短暂的大洪水事件的被动响应，很难动员和凝聚很多部落形成常规性广域王权国家。夏朝诞生的另一个假说无疑，关于夏王朝的诞生，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四千多年前，处于全新世温暖期的地球又出现了一轮气候波动，这轮波动从距今四千三百年开始到距今三千五百年结束，经历了约八百年。地理学家们将其命名为“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3)。 这场气候波动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多地历史演化的节奏和发展方向。此时的中国大地，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干燥而强劲，但从南方印度洋来的温暖而湿润的季风却大幅减弱了,因此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变得干冷，逐渐失去了农耕的条件。如果用跨越几百年的“全新世事件3”所造成中国地区人口大流动的思路来重新审视华夏部和原住民之战，逻辑也更为清晰。在中国新石器末期（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后）的一千来年时间里，黄河中、下游的蚩尤部以及长江中游的苗部落在这里世代安居乐业，彼此关系平安而友好。其实，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按现在的面积算）只有五百多万人，人口密度并不大。如果没有天灾，东南方和西北方等地的先民们都可以各自安居乐业的，没必要挤到一起，更没必要厮杀。“全新世事件3”开始之后，生态环境变坏导致西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华夏集团一波又一波南下东进至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逐渐难以承受新来移民的压力，因此新老居民经常发生激烈冲突。几百年混战的结果是华夏集团获胜，占领黄河中游。而蚩尤部和苗人失败，蚩尤部落一部分人退到黄河下游山东一带，后来被华夏族称为东夷，而部分蚩尤族和苗族则南下长江流域，后来被华夏人称为南蛮。如果要用今天的术语来判断当年的是非曲直，那么来自西北的华夏部落似乎是侵略者，而蚩尤和苗族则是更像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华夏部落和苗族部落的分布图。“大禹战三苗”描述的可能就是流民和土著众多战争中最为生动的故事。三苗当时可能是居住在长江之北、黄河之南的一些部落，华夏族和三苗的战争就发生在长江和黄河中游之间的某地。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禹领导下的华夏部落获胜，而三苗族大败南逃。战争是团结多部落很好的粘合剂，也可以征服一些部落让他们俯首称臣。领袖可以在战争过程中获得可怕的权力，可以形成长期征税的机制，也可以把人和部落分为等级，强者贵、弱者贱，俘虏就是奴隶了。于是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在这样长期的征战的背景中兴起就合情合理了。然而，如果战争的胜利者最终在黄河中游建立了王朝的话，那么具体时间是什么？夏都又在哪里呢？夏都之谜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襄汾的陶寺遗址是一个可能的夏都。研究发现陶寺遗址的活跃期是距今四千四百年前到三千九百年前之间。考古出土物显示陶寺早期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吸收周边文化技术的群体，城里还出土了一个疑似观象台的建筑，显示出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个城市从早期就显示有少量移民流入，然后一直在加速。物理分析发现，陶寺最后的两百年间，这里超过75%的人口为第一代外来移民，而头骨和基因研究发现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来自内蒙古、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陶寺遗址最后的一百年，已经基本被新移民占领。晚来的流民们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在该城遗迹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如掘墓、杀人、抢劫等。另外，这些流民并未形成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秩序，城里显示出整体贫穷和无政府状况，最后这个城市是在混乱和贫穷中告别历史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文”字。如果说陶寺早期统治者就是夏王朝统治者，那么这些人似乎逐渐被新来的移民赶出去了，没有构建王朝的实力。如果说陶寺晚期是夏王朝，那么这个缺少秩序的地方与一般新王权国家早期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不符合。这两种想象都难以被人接受。另外一个可能的夏都是号称“禹王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但这个“城”规模很小，也就是一个村而已，完全没有王权气派，何以统治周边广泛的区域？也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市附近的新砦遗址可能是大禹的儿子、夏朝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该城防御系统严密，有三道环城沟壕和城墙保护。但该城的活跃期是公元前1850～公元前1750，最后在暴力攻击下衰落。这与文献得出的夏朝开国时间差挺远。夏王朝也许子虚乌有于是，学者们把寻找夏都的目光集中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这里是目前官方唯一认可的“夏都”。二里头是中原最早的青铜遗址，其规模、布局和出土的文化元素都展现了王朝气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可是，时间是个大问题。根据目前最准确的时间测定，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是距今约三千七百五十年前开始到约三千五百年结束。这与官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断言的“夏朝始于距今四千零七十年”之论有几百年的差距，也与积石峡地区的大地震、堰塞湖和大洪水有几百年的差距。因此，如果二里头确与夏王朝有关的话，也只可能是晚期夏都城，与传说中的大禹和他的儿子没有直接关系，与夏的起源也没有关系。另外，二里头离曾经积石峡约2500公里，这里似乎并没有发现当年大洪水印记。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即使存在过曾经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青铜技术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在距今3700多年前，一群携带着最新青铜技术的西北人来到中原二里头地区，他们可能与几百年前流落陶寺的西北流民南下原因相似，但完全不是一拨人。具有高科技优势的二里头人与已经居住在这里的各部落争夺地盘，成为赢家。为了保证自己的青铜优势，他们必须控制一大片相关矿产的区域，于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终于在安全威胁和新技术驱动的双重作用下诞生了。这就是商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铜爵。二里头出土的很多文物，与其他商代遗址出土文物的文化共同性较大，显示出一脉相承、逐步进步的景像。这对二里头是商都的假说是很好的支持。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博士也认为二里头可能是商都，并且是“最早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一次偶然的英雄壮举，而是一幅波澜壮阔、悠远绵长的历史画卷。在这个历史画卷中的任何一个点第一次标上“中国”二字都可能充满争议，但中国最终成为人类第一大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中国的探源兴趣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