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学史上的代表人物论文

去翻翻本草纲目啦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近代的医学人物如下：1、伍连德：中国现代医学第一人伍连德，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1911年，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所，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2、刘瑞恒：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刘瑞恒(1890～1961)：字月如，直隶南宫人。他于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906年未毕业即送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读书。他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中国创伤医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首批哈佛大学留学生之一。3、裘法祖：中国现代外科奠基人裘法祖(1914年12月6日-2008年6月14日)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其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称为“裘氏刀法”。2008年6月14日上午8时46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著名医学家、武汉同济医院裘法祖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4、黄家驷：中国胸心外科学和生物学工程学的奠基人黄家驷(1906年7月14日-1984年5月14日)，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人。胸心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生前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 院名誉院长，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名誉校长，是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家驷晚年还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开拓我国还处于萌芽状态的 生物医学工程学，为这门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在量工作，是我国胸心外科学和生物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

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1。

基本理论萌时期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

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

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2。

发展成熟时期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

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

《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

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

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

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

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

公元701年日本 *** 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

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

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

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

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

公元657年唐 *** 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

这是中国古代由 *** 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它比欧州纽伦堡 *** 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

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

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

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

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

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

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3。

辉煌时期

宋代， *** 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

宋 *** 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

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

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

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

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

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

公元1057年，宋 *** 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

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

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

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

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

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

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

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

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

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论中医药的发展中国，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而中国的医药学则接受着历史的长河的洗礼，越来越变得丰富、精彩。原始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开始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z”(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于是出现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人类开始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因此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在奴隶社会就开始有了“职业医生” 。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其中《内经》就是史料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是黄帝所作，因此又被称为《黄帝内经》。它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学的必读之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其中，此书包括《脉法》、《辩脉法》，等等很多内容。并且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还有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最大。再者神农、扁鹊和华佗也是医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神农尝百草”。并且为了纪念他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中国医学史，名人名书众多。为世界医学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时间面如了现代，中国首创中西结合医学。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五)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六)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