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面对一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研究论文
一、引言
21世纪，随着经济越好越快的发展，天价高管薪酬已屡见不鲜，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快速扩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并思考高管天价薪酬，开始质疑薪酬差距的合理性。孔子曾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公平的思想观念在我国民众中根深蒂固。合理的薪酬差距体现企业内部分配的公平性。合理的内部薪酬差距是薪酬管理体系的重要根基，对员工满意度、内部激励和组织绩效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薪酬差距效应研究，关注于锦标赛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权变理论孰能得到更有效经验支持。锦标赛理论强调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薪酬差距扩大可促进企业内部激励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提高业绩目标。薪酬差距激发企业经营效率，称为薪酬差距的效率性。社会比较理论强调企业内部公平与合作，主要关注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激励效果孰强孰弱，薪酬差距起到何种激励效果。由薪酬差距的缩小进而激发企业经营效率，称为薪酬差距的公平性[1]。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而产生的倒“U型”权变理论，体现了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在正式个体激励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工作性质状态下，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工作绩效的较高水平是正向关联;但若薪酬差距过度加大，位于薪酬分布低端个体的绩效负向关联。
由上述分析可知，合理薪酬差距带来组织效率的提高。众多学者们也一直尝试构建验证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模型。
但由于各企业组织目标、公司治理结构以及薪酬管理机制各不相同，所以构建检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模型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换角度思考该问题，也许会有所突破。影响薪酬差距合理性因素众多，其不可能全部枚举。若能够查找出导致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的相关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则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大大增强。
国外学者研究盈余管理如何影响高管薪酬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WattsandZimmerman(1996)认为下列三个潜在因素促使企业实施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报酬计划：缺乏观察企业市场价值的能力、业绩的分解和税收。Healy(1985)检验了实证会计中的分红假说，实证结果显示经理人员会通过对会计中应计项目的选择进而达到最有利于其薪酬最大化的意图。文章基于盈余管理如何影响高管薪酬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盈余管理可能是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产生的不合理因素，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衡量具有推进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
假设国内外现有文献大多是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角度对企业薪酬差距效应的研究。Lazear&Rosen(1981)提出锦标赛理论，锦标赛理论预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众多经验证据也对锦标赛理论基于支持。国内相关学者运用国内经验数据也对锦标赛理论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大多支持锦标赛理论。林浚清(2003)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二者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周权雄、朱卫平(2010)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与其业绩显着正相关，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国企经营者赢得经济锦标赛激励的强化会增加国企经营者努力水平，促进国企经营绩效的提升。刘春、孙亮(2010)利用2001-2007年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国企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国企高管和职工之间的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显着正相关。上述研究都是对锦标赛理论证实，也是对薪酬差距具有效率性的经验支持。Festinger(1954)基于公平理论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很在意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来评价自己薪酬的合理性。其强调更小的薪酬差距，更加平均的薪酬分配，可以更多地鼓励员工之间进行协作，提高企业业绩[2]。
众多经验数据也支持这一理论(Cowherd&Levine，1992;Pfreffer&Langton，1993)。国内学者对社会比较理论的适用性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张正堂(2008)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组织未来绩效有负向影响，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组织未来绩效并没有显着影响。黎文靖等(2012)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企内部薪酬差距较小时对员工有更大激励作用，薪酬差距较大时对职工无正向激励效应，其仅体现为管理层权力结果。覃予等(2013)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正向不公平阻滞企业业绩提升，降低高管激励效率;负向不公平反而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对于员工的激励效果更加明显。上述文献客观上证明社会比较理论适用性。综合上述文献，薪酬差距效应呈现出效率性和公平性，这些效应的产生必须以薪酬差距的合理性为基础。因此，探讨如何确定企业内部合理的'薪酬差距，以及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或不合理性因素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务意义。
Watts&Zimmerman(1996)在《实证会计理论》中论述，高层管理当局在薪酬契约履行中，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的一项重要标准，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高管当局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高管为获得更高薪酬进行盈余管理，是否会扩大薪酬差距，导致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Steven，Simon&Jennifer(2006)研究发现，应计项目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正在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作用日益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企业真实经济业务的衡量指标之一，不易被高管操纵。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高，证明公司经营业绩越好，高管当局薪酬增加，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被合理扩大。应计项目越高，高管薪酬可能会越高。应计项目可通过操控性应计项目完成，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产生。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应计项目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有着正向影响。
应计项目分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两者对薪酬差距产生效应有所不同。高层管理当局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高层管理当局很可能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进而获得薪酬契约中约定薪酬。高管人员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而追求私有收益,这种私有收益既包括货币薪酬，也包括非货币性薪酬，其结果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加剧。因此，高管人员可能会滥用操控性应计，从而导致其与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更相关。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正相关，在控制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后，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正相关意味着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增加。
企业监督力量存在，如薪酬委员会参与高管薪酬制定，薪酬委员会负责制定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并能够有效解决代理问题。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约束机制原则是以最小成本完成对高管的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机制设计的合理性是衡量薪酬委员会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薪酬委员会对高管业绩真实性进行考察，减弱高管薪酬与应计项目的相关性。外部审计师对异常过高盈余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可以抑制高管进行盈余操控性，进而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企业监督力量有效监督可以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会计盈余是激励高管当局基本要素之一，高管当局有最大化会计盈余从而最大化自身薪酬的动机，正向操控性应计可以提高企业业绩，进而使企业高管获得最大薪酬，正向操控性应计可以增加会计盈余与高管当局薪酬的相关性，进而产生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由于进行正向操控性应计具有一定成本，当期过高的盈余导致以后更高会计盈余预期，在高管同董事会进行薪酬契约商订时，董事会可能会提出更高的业绩目标，从而增加了高层管理当局实现企业业绩目标的难度;过高盈余更会导致税负增加以及平滑各期盈余压力。外部监督力量(例如董事会或者薪酬委员会)会降低盈余与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b：正向操控性应计不能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
针对文章研究目的，选择2006-20012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进行以下样本筛选程序：一是考虑到金融、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该行业的公司样本;二是剔除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经过筛选，形成最终得到有效观测样本10039个。另外，为避免极端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对各连续变量进行5%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2.主要变量及定义
(1)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文章被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定义借鉴刘春、孙亮(2010)和黎文靖、胡玉明(2012)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方法。
其中，支付员工所付薪酬(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董事、监事以高管薪酬年度报酬总额。支付员工所付薪酬(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的现金/(基本社会保障费用的比例)-董事、监事以高管薪酬年度报酬总额。
netgap以及hgap用于稳健性检验。
(2)可操控应计与非可操控应计文章首先利用Jones模型(Jones，1991)[3]和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Sloan&Sweeney，1995)[4]对总应计项目进行区分，再借鉴StevenBalsam(1998)相关方法对薪酬差距同操控性应计、非操控性应计相关性进行验证[5]。
Jones模型与修正Jones模型变量的解释：TAC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应计项目总额;NI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TAi，t-1代表样本i公司第t-1年的总资产;△REV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销售收入的变动额，PPE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总的设备等固定资产;△RECi，t表示样本公司i第t年净营收账款项的变动额;NDAC赞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DACCi，t代表样本i公司第t年的操控性应计。
(3)其余变量薪酬差距影响因素中，cfo(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公司真实经营业绩，现金流量充裕意味着公司经营业绩较好，高管薪酬会得到提高，合理的薪酬差距会被扩大，意味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该与薪酬差距存在正向关系。为了检验正向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以及正向非操控性应计是否对薪酬差距有影响，分别引入解释变量posda和posn-da。为检验薪酬委员会是否对薪酬差距有抑制作用，引入了解释变量committee。为了消除纲化影响，cfo与gap均去掉纲化后的变量，同时对因变量gap进行对数化处理。为了控制行业和年份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将年份、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3.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两步骤：首先，文章首先利用上述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
然后再利用下列4个模型验证相关假设。lngap=α0+α1cfoit+α2tacci+α3yr+α4ind+εit(5)模型(5)lngap表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总应计项目越大，显示出企业经营业绩越好，高管收入更高，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便会合理扩大。因此，预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总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为正向关。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α3daccit+α4yr+α5ind+εit(6)模型(6)将应计项目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可以检验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若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则证明高管当局操纵了操控性应计，证明薪酬差距存在不合理性。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t+α3daccit+α4dacc*committe+α5committe+α6yr+α7ind+εit(7)模型(7)用于检验薪酬委员会是否具有抑制不合理薪酬差距的作用，且定义dacc*committe为dacom。若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有正向影响，证明薪酬差距存在不合理性。理论上薪酬委员会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不合理性的薪酬差距，因此预测，薪酬委员会能减弱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
lngap=α0+α1cfoit+α2ndaccit+α3daccit+α4posdait*daccit+α5posdait*ndacc+α6yr+α7ind+εit(8)为证明正向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影响是否更大，以及正向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模型(8)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了posda和posnda虚拟变量，且分别定义posda*dacc为posdacc;posnda*ndacc为posndacc。根据理论预测，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剧了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正向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合理性正相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2006-2012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平均值由195465元扩大为474023元，中位数由138275元扩大为353911元，表现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扩大化有越演越烈趋势。
房地产行业内部薪酬差距最大，其主要因为：
一是这些年房地产行业在我国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支柱行业，利润额大幅上升，导致高管薪酬急速增加;二是房地产行业普通员工人工成本较低，且员工薪酬增加有限;导致薪酬差距不断加大。工业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最小，因为这些年来工业企业发展不繁荣导致利润额较低，高管薪酬增加有限，而且普通员工工资多为刚性，导致相对其它行业薪酬差距最小。这些表现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特点完全相符。
主要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从对样本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平均值和中位数大于零，证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状况经营良好。另外，总应计盈余和操控性应计为负值以及非操控性应计为正值均说明我国盈余质量还是较高的。
2.回归结果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应计项目总额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1)是模型(5)的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应计项目总额对薪酬差距都有着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样本回归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系数大于应计项目总额的系数，说明薪酬差距影响因素中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起到更主要作用，也证明薪酬差距中合理性薪酬差距所占比重更大。总应计项目对薪酬差距影响也显着，表明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可能分别对薪酬差距产生影响。
(2)操控性应计与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2)是模型(6)的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操控性应计同薪酬差距正相关，而且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影响显着，证明操控性应计严重影响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表明高管当局存在利用操控性应计进行私利最大化，进而加剧薪酬差距的不公平性。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也是呈正相关关系，但对薪酬差距影响不显着，说明其对薪酬不合理性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对(假设2)操控性应计项目与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正相关进行了验证。
(3)薪酬委员会、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3)是模型(7)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拥有薪酬委员会企业，操控性应计与公司薪酬差距呈负向关系，其符号同理论预期相同。但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并不显着，说明即使企业存在薪酬委员会，也不能阻止高管对操控性应计进行操纵的动机，客观上并不能减弱薪酬差距的不公平性。可能意味着薪酬委员会只能对高管人员前期薪酬契约起作用，而对高管业绩指标具体完成情况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薪酬委员会可有效减少盈余操控性导致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假设3)并未得到验证。
(4)正向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表5的列(4)是模型(8)回归结果。从样本回归结果看，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大了薪酬差距，同理论预期相符。因为高管当局有动机进行正向应计操控性，正向应计操控性可以更好提高公司业绩，从而实现自己薪酬最大化，其客观上加剧了薪酬差距不合理性。正向的非操控性应计对薪酬差距不合理性影响不显着。所以，该模型验证了正向操控性应计加剧了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假设4a)。
3.稳健性测试
为检验结论可靠性，文章还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我们使用lnnetgap和lnhgap变量对原模型的因变量lngap进行替换，使用原模型分别进行回归。稳健性测试结果表明，虽然有些变量的显着性和模型的拟合度有所降低，但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发生改变，稳健性测试的结果与表5结论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是比较可靠。
五、结论与启示
企业收入分配的改革近年来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薪酬制度的改革是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环节。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对薪酬制度的改革强调两个重点：一是将薪酬与业绩挂钩，增加薪酬业绩敏感性;二是扩大薪酬差距，以期薪酬差距正向激励效应得以发挥。上述薪酬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联动性，另一方面高管薪酬与职工薪酬的差距逐步拉大。目前我国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逐步拉大，不合理性逐渐增强，导致其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急剧增加。所有权缺位，高管权力逐渐增加，高管利用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薪酬结构和水平，高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合理、合法地提高自己的薪酬，比如，高管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进而达到提高自己薪酬的目的。
高管通过滥用可操控性应计，一方面使其能够完成薪酬契约所确定的目标业绩，进而获得任期内的约定薪酬;另一方面企业既定业绩目标的实现有助于高管职位的晋升，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高管有动机也有能力追求私有收益，这种私有收益既包括货币薪酬，也包括过度在职消费，其结果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产生。文章验证了经营活动现金流、总应计项目以及总应计项目不同组成部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有正向影响，体现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同时发现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且影响显着，而非操控性应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相关。该现象客观上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当局存在利用操控性应计进行私利最大化，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致使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的产生。
据此，文章认为：制定薪酬契约时，应该加强利用经营活动所产生现金流对高管当局业绩进行考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企业生产经营绩效真实体现，不易被高管当局所操控性，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企业内部与外部应加强监督高管当局对操控性应计的滥用，以维护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公平性。薪酬委员会并不能有效地减弱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不合理性，可以考虑有效运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外部审计独立性对高管滥用操控性应计进行有效遏制，从而维护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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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盈余管理
【摘要】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的不同盈余管理动机将上市公司进行了分类，并分别探讨了它们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表现。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各类上市公司是否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验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sted company's different incentives to manage earnings of listed companies will be classified and discussed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each asset impairment they use earnings management. By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hether there is an impair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listed companies use asset management incentive earnings were verified,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资产减值 盈余管理 信息披露
Key words Company's assets Impairment earning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逐渐增多，手段也逐渐多样化。其中，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灵活性，很多环节需要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并且处于不同财务状况下的上市公司具有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它们利用资产减值时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一、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财务状况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同动机与表现，进而提出研究假设。
1. 避亏公司。我国《公司法》及证监会关于亏损上市公司的相关政策规定：“如果上市公司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即最近两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则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特别处理(即被ST);当上市公司最近三个年度连续亏损时，其公司的股票将被暂停交易(即被PT)”。由此可见，零值是一个关键的临界值。这一规定对避亏公司至关重要，因为一般这种公司都面临亏损，为了避免股票被特别处理或暂停交易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管理层通常会采用计提较少金额的减值准备，甚至不提或转回较大金额，使得获利增多或至少不减少，以躲过亏损这一“生死大劫”。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避亏公司具有防止亏损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低于控制样本公司。
2. 巨亏公司。上文提到的对上市公司特别处理的规定中，都只强调了是否亏损这个条件，并没有对亏损程度做出具体要求，即巨额亏损和一般亏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来说性质都是一样的。并且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了解投资者的心态，知道他们只关心能够使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稳定增长的盈利来源，并不在乎未涉及现金流出的一次性非经常性损失。所以，巨亏公司就可能会夸大亏损，把以前年度应确认而没有确认的损失和费用予以确认，或把以后期间有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提前确认，都集中在一个会计期间内进行，让本会计期间一次亏够。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巨亏公司具有夸大亏损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高于控制样本公司。
3. 扭亏公司。企业上市可以帮助其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并取得固定的融资渠道，而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额度是有限的，相关证券法规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特别处理也有着严格的规定，所以上市公司是非常珍贵的资源。亏损公司若想保住来之不易的上市资格，就会在经营不利发生亏损时想尽一切办法扭亏为盈。此类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手段一般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少提甚至不计提减值准备，或者是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巨额减值准备来提高当期的会计盈余，实现利润的反弹。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扭亏公司具有扭亏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低于控制样本公司。
4. 盈利公司。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都比较青睐于利润平稳增长的公司，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的投资，降低融资成本，要树立企业业绩稳步增长的良好形象，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盈利能力不断提升的信息。当上市公司某个会计年度经营状况良好时，管理层反而不直接披露本期的优良业绩，而是会选择大额加速计提各项减值准备，这样可以为以后的业绩保留一定的增长空间。并且，在经营状况较好的年度计提较多的减值准备，使得未来可以不计提或者少计提，也是在为以后年度减轻负担。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盈利公司具有利润平滑的动机，当期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幅度显著高于控制样本公司。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证明，独立样本t检验就是对两个独立样本的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行推断。本文会将研究总体分为控制样本和研究样本，以被视为没有盈余管理动机的控制样本为参照，将研究样本中的上市公司分别与其进行比较，检验它们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是否显著差异，从而判断其是否具有盈余管理行为。
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是指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计提减值前的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反映当期计提减值的幅度，其中当期资产总额来自资产负债表，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来自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锐思金融数据库。
(二)样本的分类和选取
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需要，本文分为控制样本和研究样本，我们参考前人的研究方法，以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以及净利润等指标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类。以下为分类标准：
1. 控制样本，选择“微亏公司”作为控制样本，选取标准是当期净利润小于0，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大于0，且剔除当期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其净利润大于0。
2. 研究样本，该类样本被视为具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根据不同的动机我们又分为避亏公司，巨亏公司，扭亏公司和盈利公司四大类。
(1)避亏公司:0<当期净资产收益率<2%。
(2)巨亏公司:当期净资产收益率<-20%，资产减值净计提率>0，且扣除资产减值后仍亏损。
(3)扭亏公司:上期净利润<0，当期净利润>0，且资产减值净计提率<0。
(4)盈利公司:当期净资产收益率>20%，且资产减值净计提率>0。
按照以上指标，我们从2009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沪市A股制造业公司中，筛选出最符合条件的四类公司共79家，其中避亏公司22家，巨亏公司25家，扭亏公司5家，盈利公司27家，再加上控制样本9家，共选出88家上市公司，本文对这88家上市公司2012年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数据进行研究。
(三)假设检验
1. 对假设1的检验。
表1和表2是对22家避亏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2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的p值为，大于显著性水平ɑ=，即避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满足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大于，说明避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没有显著差异，证明避亏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不明显，他们并没有利用少计提甚至不计提减值准备来粉饰报表，并且表1中避亏公司的净计提率均值大于0，说明其也没有利用减值准备的转回来提升利润。所以，初步证实假设1不成立。
2. 对假设2的检验。
表3和表4列示了25家巨亏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对比情况。表4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中，p值为，小于显著性水平ɑ=，即巨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呈非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不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中的结果显示p值为，小于，说明巨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差异显著。表3中，巨亏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均值确实明显大于控制样本公司，所以初步证实假设2成立，巨亏公司有多提减值准备的动机。虽然现行准则规定不得转回已确认减值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亏损当期大量计提减值准备，为以后年度的盈利减轻负担。
3. 对假设3的检验。
表5和6列示了5家扭亏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对比情况。表7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中，p值为，大于显著性水平ɑ=，即扭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呈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小于，说明扭亏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差异显著。再从表5可以看出，扭亏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均值明显低于控制样本公司，由此可以证明假设3成立。另外，资产减值净计提率为负表明利用转回减值准备以提升利润的公司不在少数，准则虽规定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不得转回，但利用流动资产减值做调节利润的“蓄水池”，更具有隐蔽性，更容易操作。
4. 对假设4的检验。
表7和表8是对27家盈利公司和9家控制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8中，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的sig.值为，大于显著性水平ɑ=，即盈利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方差满足齐性，所以t检验应看“假设方差相等”一行中的结果。t检验中的结果显示p值为，小于，说明盈利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减值净计提率差异显著。但我们从表7中可以看出，盈利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的均值比控制样本公司偏低，与假设4正好相反，所以假设4不成立。这种现象就体现了现行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的挤压，由于不再能任意转回减值准备，所以上市公司在计提时都非常谨慎。
(五)实证研究结论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具有避免亏损动机的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与控制样本无显著差异，具有平滑利润动机的盈利公司资产减值净计提率比控制样本显著偏低，两类样本公司的检验结果与假设1和假设4相反，即他们没有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但假设2和3通过了验证，巨亏公司和扭亏公司的.资产减值净计提率都与控制样本有显著差异，他们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由此可见，亏损公司具有较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该类公司的监管力度。
三、对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我国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压缩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杜绝盈余管理的行为。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为抑制盈余管理反映真实经营业绩起到积极作用。
(一)进一步完善资产减值准则
首先，准则应尽量使用量化标准明确各项操作，减少模糊性语言，从而减少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现行准则中，对于减值迹象的判断标准都属于定性描述，在具体判定时还需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这就给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管理人员留下了操纵空间，我们希望在未来准则的制定和修改中，能够加入明确的量化标准，对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有明确的描述。
其次，完善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相关规定。不允许转回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性，因为减值因素消失后不能转回减值准备，会使上市公司资产虚减，导致资产信息不准确，从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所以，本文认为应当允许转回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但为防止上市公司利用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利润，可将转回的数额作为调整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处理。
(二)提高资产减值信息披露透明度
首先，应要求尽早披露资产减值信息。如果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发布之前就以公告形式披露资产减值的详细信息，将会使企业无法依照年度经营业绩的好坏而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盈余管理的动机，防范盈余管理的行为。
其次，应强行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详细披露减值操作的依据和方法，以及判断资产价值回升的依据，而不能采取自愿披露的方式。针对不按规定披露信息或披露虚假信息的行为，应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提高他们受处罚的成本，使管理者意图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时有所顾忌和收敛。
(三)加强监管力度
首先，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充分、合理地收集审计证据，明确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计程序，以谨慎的态度实施审计工作，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具审计意见。
其次，对不同财务状况的上市公司，外部审计人员应设置不同的审计侧重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手段随其所处财务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并且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外部审计人员有针对性的进行审计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
再者，证券监管部门应改革对上市公司的考核制度。应制定完整的考核体系，考察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等，设置更为合理的评价指标，有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雪云.新准则下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实证研究.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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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伟.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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